中共建政后毛泽东最狼狈一刻曝光(图)

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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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荷枪实弹的“雄师”们万一冲进“梅岭一号”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个个立即会目瞪口呆，扔下武器，甚至跪倒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谢天谢地，这种“玩笑”和历史镜头幸亏没有发生，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说“毛泽东的梅岭一号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恐怕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实践是，当时杨成武等人保驾着气急败坏的毛泽东从后门逃出了东湖宾馆，据说连拖鞋都没有来得及换……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1-22 讯】

作者：戴维堤

“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杨成武等人保驾着气急败坏的毛泽东从后门逃出了东湖宾馆，据说连拖鞋都没有来得及换……“北航红旗”早期负责人戴维堤在《逝者如斯》一书中，结合众多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其他作家的文章、书籍，还原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〇事件”。

文革期间，毛泽东在中国有着绝对的权威与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中共建政后，他最狼狈一刻也发生在文革（AFP/VCG）

      

关于“七·二〇”事件，笔者见到多种版本。主要有：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权延赤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师东兵写的巨著——文革章回秘史；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中的有关记述；《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纪希晨老先生的大作；当事人王力本人的《文革记事》；叶永烈的有关文章，还有一些互相传抄的文革“记实文学”作品和互联网上似是而非的东西等等。笔者认为，上述版本各有千秋，但在许多重大情节的描述和评论上有很大出入。笔者认为，写书人有自己的权力评论任何事情，但不能凭道听途说指鹿为马，拿历史事实开玩笑。
话说1967年6月初，全国一些省市已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但有些省两派仍在打内战，武斗严重，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毛泽东主席很着急，他建议，有的省可把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请到北京来谈话，解决问题；有的省可派中央代表团下去就地解决问题。毛泽东对西南地区比较担心，他听说四川、云南较乱，便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解决问题。
古人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四川省自文革以来，闹得一直很厉害。四川人可能爱吃辣子的原因，心直口快脾气急，好斗不怕死。怪不得部队招兵都愿要四川兵和山东兵。四川当时的“产业军”很厉害，大部分是复转军人，偏保守，支持军队。四川的造反派也不示弱，两派打得十分热闹。
云南也不安宁，在我老家山东当过老省长的赵健民在云南工作多年，一派保他，一派打他。昆明大军区政委李成芳和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各支一派，大打出手。张力雄等人把李成芳的档案抛了出来，说李成芳是叛徒。李成芳大怒，下令把张力雄等省军区的五个头头抓了起来，闹得一塌糊涂。毛泽东很着急，决定派谢富治、王力带人去处理问题，因为解放初谢在西南当过省委第一书记，当地部队曾经是谢的部下。
据王力回忆，派谢富治和王力组成中央代表团去西南“救灾”是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开始没有和林彪、周恩来商量。事情定下来之后，毛泽东才通知了林彪和周恩来等人。毛泽东让代表团先去做李成芳的工作，赶紧释放省军区张力雄等人，再做张力雄的工作，不要再整李成芳，因为据薄一波证明，李成芳不是叛徒，历史上没有问题。谢富治向毛泽东建议增加空军政委余立金，毛泽东又增加了已经实现了大联合、三结合的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代表团工作人员中有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和《人民日报》、《文汇报》记者等人。
可能考虑到官多兵少，有许多事务工作、文秘工作、跑腿工作要做，人手不够。毛泽东提议：老、中、青三结合，找几个红卫兵也参加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毛泽东认为，聂元梓不算红卫兵，蒯大富（清华）没有实现大联合，谭厚兰已和姚文元去过阿尔巴尼亚（谭任副团长），从其他学校派人吧！
周恩来让王力、张根成从几个大学里挑红卫兵，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文革中表现好，有一定能力，身体要好，要严格保密。
张根成建议，若从几个学校里挑，因北京有天、地派，万一观点不一致，在中央代表团里打起来怎么办？不如从一个学校里挑。周总理说，那就从北航选，让韩爱晶派人吧！
张根成找到韩爱晶，经过研究，决定派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三人参加中央代表团工作。
井岗山是黑龙江人，父亲是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已去世。井长得人高马大，口齿伶俐，为人正直，政治可靠，当时是北航革委会副主任，北航红旗第二把手。尹聚平（女）因文革初代表北航红旗接待过四川许多上访人员，认识刘、张（刘结挺、张西挺夫妇，此二人是四川文革中焦点人物），对四川情况较为熟悉，是合适的人选。胡慧娟（女）是云南昆明人，熟悉云南的有关情况，也被选中。当时三人都是21岁。
另外，当时北航红旗派驻《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研究生吴介之作为《人民日报》派往代表团的记者同行。
由于事情紧急，毛泽东让代表团准备一下材料，尽快动身。起程前，王力建议谢富治再去向周总理请示、汇报一下，周总理又向代表团具体交代了一些问题。1967年6月27日，中央代表团一行乘专机到达昆明。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前往机场迎接。此后，中央代表团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处理文化革命中的有关问题，基本上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7月13日，中央代表团刚到重庆，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速到武汉。谢问中央代表团的人怎么办？总理说一块来，但未说原因。当时在场的有好几个人。
当时形势很乱，无论什么电话线都有可能被窃听，因此总理未说原因。
历史的事实是，中央原来并没有要代表团去武汉的计划，这是突然变更的。武汉出了什么事？大家都在猜测。因重庆的工作还未完，代表团实难脱身，总理让务必明天到武汉，究竟什么事这样急呢？
王力甚至同谢富治商量请示总理能不能不去武汉，并让张根成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个电话问问，看他们知道什么情况。关锋接的电话，说：“去了就知道了，电话里不能说，听总理安排，没有讨价还价余地。”
这时井岗山突然说：“快7月16号了，毛主席是不是要去武汉游泳？去年就是7月16号去的。”
众人恍然大悟，都夸井岗山聪明，看来一定是主席要到武汉了。几天来，忙得晕头转向，大家把日子都忘了。
听说毛主席要来武汉，代表团的人尤其是井岗山等四个人万分高兴。
于是，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利用下午和晚上时间，抓紧处理完重庆的事务，第二天，也就是公元1967年7月14日中午，代表团全体人员飞到了武汉。已经在武汉的李作鹏（海军政委）乘坐吉普车去机场迎接并把代表团安排住进了东湖宾馆“百花二号”，上午刚到达的周恩来总理住在“百花一号”。（注：代表团成员李再含回了云南。）
以上确凿的历史事实说明，以谢富治为首的，王力、余立金、李再含等为成员的中央代表团究竟是谁派出的。所谓王力“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去武汉，挑动群众斗群众，因而导致了武汉事件的发生”的说法是多么令人捧腹。
在流传很广的政协《革命史资料》第二期和《中国老年》杂志上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中说，王力在重庆“连夜和关锋通电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总理考虑到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于是同意了。”
陈文中还说，“王力的‘四点指示’，武汉军民（听到后）肺都气炸了。”（注：陈老将军这话有点夸张，应当说是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的肺气炸了。）
但椐王力说，“这四点指示，是中央在北京早就确定的方针，王力既未参加制定，也未传达，而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讲的。”
还有，陈再道说：“毛泽东在武汉接见陈再道、钟汉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时，我对主席说，现在群众只听中央文革的。王力气呼呼地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据王力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毛主席说的。我有记录，在场的人很多，可以作证。当时主席接着陈再道的话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还有，陈文说，（1967年）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
王力说：“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有什么资格去同林彪炮制中央军委的命令呢？事实上，这十条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叶群记录的。由秘书送关锋斟酌文字。关锋历来害怕江青说他背后为林彪办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作证。当时这十条基本原封未改动，王力还建议前面加上几句肯定解放军支左成绩的内容。十条命令是中央军委发布的，上面有毛泽东的名字。这怎么成了王力的‘功劳’呢？”
还有，陈文在引用1967年8月8日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地区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时，故意砍掉了周总理的名字，只提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的名字（注：这不奇怪，陈再道写文章时，这些人早已全部成了坏人。这么多坏人都批评陈再道，那么陈再道自然是……，这真是个好办法。）
王力说，这个纪要既然牵扯到周总理的讲话，按说不宜引用，既然引用，砍掉周恩来的名字干什么？何况当时吴法宪、黄永胜根本不在中央工作，不是中央首长。
从以上看来，陈再道和王力的话出入很大，南辕北辙。如果是小小老百姓酒后茶余闲扯蛋，倒也没什么，但写历史，还是要以事实为据为好。看来陈再道和王力二人总有一人在信口开河，不说实话。
书归正传。7月14日中午，谢富治带领中央代表团进驻东湖宾馆后，已先到达的周总理立即召见了他们。（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的书中说他陪总理是十四号深夜到达武汉的，绝对记错了。）总理同大家一一握手，并特别询问了北航红旗四个人的名字、年龄、哪里人等情况，然后说：“主席今晚到武汉，他老人家一定要来游长江。叫你们来主要是协助保卫主席安全。武汉驻军过去是你谢富治的部队嘛！”谢富治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总理哈哈大笑，后来一查，果然如此。当时，总理根本未说要就地解决武汉文革问题。
毛泽东每年都要到长江里游泳。北京有游泳池，有水库，也可以游泳，但毛泽东不过瘾，他认为只有到大江大河大风大浪中游泳才过瘾。他说，长江水深，水宽，是游泳的好地方。另外武汉长江里有武昌鱼，那是他最爱吃的。
当然，毛泽东以70多岁高龄游长江，绝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这里还有政治。当时，大国元首的身体状况属于绝对机密。毛泽东身体健康与否，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大事，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事后才知，毛泽东这次来武汉，不仅是为了向全国、全世界显示自己的健美泳姿，他要亲自来解决武汉问题。
但是今年，毛泽东来的却不是时候。火炉般的武汉有好戏等着他。
一出北京就不顺，火车上的空调坏了，车厢里热的要命。
临行前，毛泽东让杨成武、汪东兴把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拉上了专列，他要在火车上同郑维山谈论华北的问题。
7月14日晚上九时，毛泽东主席的专列秘密到达武汉，代总长杨成武、中办主任汪东兴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毛泽东同时到达。为保密和其他原因，周总理未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和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等人去接主席，而仅让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陪他去接主席。当时林彪、周恩来指定刘丰是在武汉保卫毛泽东的主要负责人。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有两件事对之后发生的“事件”埋下了伏笔，一是原来武汉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百万雄师的人，周总理到来后，下令把百万雄师的人换成了另一派（造反派）的人；二是去机场接毛泽东主席不让陈再道去，毛泽东在武汉的保卫工作也不让陈再道管，而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负责。如果笔者是百万雄师的头头或者是陈再道，心里绝对是不服气的，这是人之常情。当时王力曾经向总理建议这样做不好，但总理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这件历史事实，多年以来无人问津。
当时，作为长江三大火炉的武汉，似乎不太欢迎北京来的这些“大人物”。谢富治、王力他们一到，东湖宾馆便停了电，据说是检修电路。房间里没有空调，简直热死人，第二天才有了电。
谢富治一边用大扇子扇风，一边笑骂道：“热死老子了，陈再道这家伙真不够朋友，一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等人到达东湖宾馆时，见到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杨成武、汪东兴同谢富治、王力等人握手时，指着郑维山开玩笑说：“我们抓来了一个扒火车的。”郑维山笑着同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握手，并互相开了一阵玩笑。
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总理的随行人员和杨成武等人住在“百花一号”。历史的事实是，当时（7月14日）周总理仅仅说让谢富治等人来武汉协助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根本没宣布让代表团解决武汉文革问题，所以谢富治他们认为主席到后要休息，晚上没事，天气太热，不如出去转转，便带领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步行上了大街去看大字报，结果被群众认了出来。王力当时也认为总理和中央没有交待他们解决武汉问题的任务，也就没太当回事，认出来就认出来。结果群众认为中央来人了，两派都贴出了欢迎标语。谢富治、王力回来后报告了总理，问怎么向群众说明。总理说，这也好，群众正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这样正好说是你们来了，以便保护主席的安全。
后来王力被打倒后，几乎所有的文革文章和资料都说这是王力为了出风头，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故意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公开亮相，因此导致了“武汉事件”的发生。这种说法最早出自“百万雄师”的群众之口，目的当然是为了“造反、打人、抓人”有理。但是，不要忘了，代表团团长是谢富治，另外，当时谢、王二人还不知道要让他们协助解决武汉问题，认为随时有离开武汉的可能，上街看看大字报又何罪之有？
7月15日一早，主席便让谢富治、王力汇报西南情况，主要由谢富治汇报，王力补充。一个令人不可想象的事实是，谈了半天，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立即叫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也来一起听汇报。（注：关于这件事，有人在自己的文章里是这样写的——“主席先和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开了半天会，然后把谢富治、王力叫来汇报工作。”这种故意颠倒顺序、歪曲史实的的做法只能说明作者的卑鄙无耻。）
王力回忆说：直到这时，主席才说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要代表团作有关准备。总理原定15号当天要赶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求：总理不要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处理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了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的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外，再协助主席作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于是，从7月15日开始，周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多个会议，听取了军区负责人和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汇报，好话坏话都让讲完。会议从15日一直开到18日。
18日下午，总理在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出席会议的只有军区和有关部队的负责人约30多人。总理讲了十二点意见。主要内容是，武汉军区把“钢工总”（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打成反动组织，镇压了那么多工人，是不对的，应当平反。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在于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是革命左派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团结广大群众实现大联合；“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他们会起变化。总理最后说，军区的错误改了就好了。我的意见是代表中央和毛主席的。对毛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会议结束前，总理宣布了一条纪律，今天会议的内容，暂时保密，不要向下传达，不要上大字报。先向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另外，武汉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还没有表态。
王力说，总理的总结讲话的确不是个人的，而是传达毛主席和中央的具体指示，他的总结是用毛笔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
可是，绝对秘密的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总理的讲话内容很快就传了出去（这不可能是王力泄的密）。总理代表中央宣布的三条决定（后来变成了王力的四条指示）立即象原子弹一样在武汉三镇爆炸开来。
后来才知道，是武汉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政委回去立即向干部战士传达的，在会上，政委蔡炳臣和师长牛怀龙还向部下交代，你们对外不要提周总理，主要对着王力来！随后，“百万雄师”的人们也很快知道了总理的讲话内容。
后来，包括“百万雄师”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物和文章皆说是王力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出风头，别有用心地代表“中央文革”首先把这三条捅出去的。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王力回忆说，主席和总理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都是中央在北京的既定方针。这些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后来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指出，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讲得就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主席一条也未改变。这是主席18日晚召集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时讲的，总理听完后才回去。总理临行前又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7月18日晚九点半散会，总理吃过饭才乘飞机返回北京。
主席事先讲了这样的话：开会时要将陈再道、钟汉华这一边再着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条方针他决不改口。他始终没有讲“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讲“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说要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并且要谢富治、王力做“三钢”、“三新”和“钢工总”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再道司令员。
18日深夜送走总理后，谢富治带领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到了水院（“钢二司”的总部）。此行王力开始反对过，但谢富治说，“新华工”去过了，“百万雄师”总部也去过了，就是这一派没去，应该去。到水院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都讲了话，每个人不超过二三十句话，没超出中央确定的方针。谢富治讲话中有一句“你们是一支钢铁的队伍”，受到了在场群众的欢呼。王力按照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在讲话中特意强调了要求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注：经查这是历史事实。）
“19日下午三时到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了武汉军区干部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谢富治传达了总理讲话精神，我（王力）讲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讲了‘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象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ABC讲起。’这话他们不爱听，说我太狂。我是受命协助总理、主席解决武汉问题，我的讲话没有出格，没有原则错误，关键是不合他们口味。我讲话时间长，谢富治累了，早回去休息了。我回到东湖宾馆后，没有睡，帮军区修改检查。我看了军区的检查，军区领导人说自己‘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我认为这话言重了，错误没有那么严重，便改轻了。我叫醒谢富治看了以后退给了军区。军区起草文件的同志看后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
从以上王力的回忆看出，是周恩来总理首先把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而不是中央文革的意见——给“钢工总”平反，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等——对军区正式宣布的。如果说“捅马蜂窝”的话，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先捅的。按说，既是周恩来代表中央讲的，就不叫“捅马蜂窝”，而应当叫“圣旨”，必须贯彻执行。王力给他十个“豹子胆”，也不敢造谣和伪造“圣旨”。
王力回忆说，主席离京前说过，“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毛泽东的确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保陈再道？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央就批评了陈再道，说武汉军区支左镇压了革命群众，抓了许多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武汉造反派们被陈再道压制打击的厉害，这次得到了出气的机会。“打倒陈大麻子”的口号和标语充满了武汉三镇。陈再道又急又怕，不知凶吉如何，只好检查，日子很不好过。毛泽东知道陈再道日子难过，他并不想打倒陈再道，他只是想教训教训他。为了让陈再道听话，改正错误，他要把他放到火里烧一烧，放到油锅里炸一炸，到差不多时，再把他捞出来，吃起来才香。这就是毛泽东教训部下的英明策略。尝过“油锅”滋味的“老家伙们”捞出来后，绝对感恩戴德，五体投地，这样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用惯了这个办法，但他犯了经验主义，他没有想到，后来有一个人不买账，那就是邓小平，此是后话。
“大老粗”陈再道“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毛泽东后来从武汉“走麦城”后这样骂陈再道。可骂归骂，毛泽东始终没有打倒陈再道。
陈再道的确“头脑简单，思想糊涂”，他不知道毛泽东事实上是保他来了。毛泽东把谢富治、王力调来武汉，实际上就是要让他们帮帮陈再道，让他按照中央的意见作个检查，做好下层工作，稳住武汉局势。至于方向路线错误，那算什么？全国所有军区哪个没犯方向路线错误？就你陈再道“金贵”，不让说？文革中，方向路线错误值几个钱？连毛泽东都说，“方向路线错误算什么？改了就好。”你陈再道真是一根筋！
武汉军区（主要是独立师）一些人和“百万雄师”的群众也对中央的决定不理解，接受不了，他们甚至怀疑陈再道出卖了他们。他们比陈再道更革命，更“金贵”。他们不甘心被说成“保守派”，更不承认什么“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要向中央讨个说法。于是，他们“无法无天了”，他们“造反”了。
吃柿子要检软的捏，“造反”当然要看对象。于是，手无军权又树大招风的“文革大员”、秀才王力成了“雄师”们的“出气筒”和攻击目标。
历史不能假设，假如当年不是王力，而是例如杨成武或陈再道处在王力的角色，不知历史结果将会如何？
许多历史学者和当事人后来认为，鉴于武汉当时的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判断失误：低估了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的对立反抗情绪；过分地相信了自己的权威；不应该让镇不住局面的谢富治、王力出面，而应当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召开百万军民大会，直接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武汉，并播放毛泽东的讲话录音，特别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方向路线错误改了就好”等最高指示。或者，毛泽东就干脆出来向官兵们挥挥手，那结果会如何呢？
笔者认为，如果那样，情况可能大不一样。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再给他们十个胆，也不敢把周恩来和毛泽东抓起来。毛泽东既然能八次接见红卫兵，为什么不能接见武汉军区团以上干部和各派群众组织头头呢？
但是，事实无情地嘲弄了笔者的幼稚。据多年研究文革和武汉事件真相的权威人士讲，武汉当时的形势，就象决了口的长江大堤，谁也难阻挡了，包括陈再道和周恩来。据一些当年的“百万雄师”朋友说，当时，我们心里知道谢富治和王力绝对代表中央，我们也知道周恩来和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我们就是要逼迫中央改正错误决定，支持我们。两派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压抑的情绪象堆集的干柴，一点火就会燃烧起来。谁来都是一个样子，只要不支持我们，甚至压制我们，我们绝对造反。就算不是王力、谢富治来，换了别的中央首长，我们也照样找借口围困“东湖宾馆”，但采取的方式可能要文明些，对周恩来当然不可能绑架和打伤，但辩论、质问、围攻几小时甚至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时，陈再道讲话也基本不大管用了。我们和独立师的许多人都象疯了一样，豁出去了，大家都认为是为真理而战，根本不想后果，几十万人，还有武器，谁挡得住？幸亏有王力当了出气筒和替罪羊，否则，后果真难设想。
乖乖！如此说来，可怜而伟大的王力，他几乎挽救了中华民族的一次内战危机。如果不是王力、谢富治乖乖地奉命充当了替罪羊和出气筒，周恩来必然要出现在第一线。而周恩来（后边是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无论有多高的谈判艺术和领导魅力，不可能改变毛泽东和中央的“旨意”。照“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当时的水平和状态，连陈再道等人也控制不了了，那周恩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出气筒而出现意外。只要周恩来受到了围攻甚至伤害，全中国必将大乱。那样，历史后果将很难预料了。
权延赤在《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中说：杨成武问总理“谢富治、王力他们怎么来了？”总理说“谢富治是我让来的，王力是自己要求来的”；杨成武问总理，“他来干什么？”并掩饰不住对王力的反感。杨成武见谢富治、王力来了，又看看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的四名“小将”，他（杨成武）料定这场风暴是免不了啦！丰富的斗争阅历使杨成武有一种特殊的、只属于出类拔萃的军人的敏感……
上述令人吃惊和肉麻的话究竟是杨成武同志的原话还是权延赤同志的杜撰，本人不得而知，但无论是杨成武的话还是权延赤的话，笔者认为都是天大的笑话。大作家权延赤同志在这里犯了一个小小的自由主义的失误，令人万分遗憾。
写记实文学首先应当尊重历史事实，不是写科幻小说。什么叫“王力自己要求来的？”什么叫“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四名小将”？这种话按在小学生头上还差不多，按在周总理和杨成武头上实在是大不恭。难道杨成武同志真的“看到王力和北航红旗四个人来了武汉”，就“暗暗觉出一种风暴到来之前的特殊予兆”吗？照此说法，真是太抬举了王力、井岗山、尹聚平之流了。
据本人所知，1967年的杨成武，是坚决拥护支持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造反派的。1967年的杨成武，也是坚决支持中央文革的。否则，他不可能当代总长，也不可能当毛泽东的忠诚卫士和联络员。“七·二〇”事件以前，王力正红得发紫，王力以前同杨成武未共过事，没有深交，也没有成见，杨成武不可能一见王力就反感。不能因为王力后来打倒了，就按照相当然的理解去写历史。
据本人所知，杨成武一直是支持“北航红旗”的。1967年5月20日北航成立革委会时，是我派人把聂老帅、杨成武、肖华他们请来的。杨成武等人对“北航红旗”的支持和赞扬，我们始终引以为荣，引以为戒。聂帅、杨成武、肖华等人对北航红旗的支持，惹火了林彪、江青之流。后来林彪、江青把肖华、杨、余、傅打成了“北航红旗”和“天派”的黑后台、“5·16”的黑后台。以上是文革中路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后来，杨成武同志受迫害以后，重新认识了“文革”和林彪、江青、中央文革之流，对他们恨之入骨，这是后话。不能说杨成武同志1967年上半年就反对中央文革，把王力和北航红旗小将视为魔鬼，这不可能是事实。权老弟有些事不清楚应反复核实、调查，不应该相当然地杜撰，直至把井岗山写成了韩爱晶，把尹聚平写成了谭厚兰。
按《微行》书中描述，周总理事实上批评了杨成武。周总理说，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是中央代表团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杨成武干好你自己的事，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道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安全就行了。
7月19号晚，王力在百花二号为陈再道（武汉军区）修改完检查稿后，对工作人员传达了毛主席18日晚上的谈话内容。之后，王力说：“陈再道说他们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这话言重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和我们来武汉是为了帮他摆脱困境的。主席说我们是保陈再道来了。陈再道这人心眼太直，也太糊涂，他至今不理解中央的意图。”王力说这话时，张根成、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人都在场。
7月20日凌晨，谢富治已经休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正在听王力传达主席的讲话内容，突然发现“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独立师的许多人拿着枪支、长矛、大刀，乘坐吉普车和三辆大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百万雄师”的头头朱兆强、班尔杰、罗得胜、夏菊花等人指挥着这些人包围了“百花二号”楼，并冲了进来，点名要谢富治、王力出来。这时住在一楼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井岗山、吴介之、尹聚平、胡慧娟等人堵住了楼道，并指责来者的行为，双方发生了冲突。几个工作人员们哪里是“雄师”们的对手。在混乱中，朱兆强、班尔杰带人冲上了二楼。（注：当时工作人员都挨了打，但并没有“一个个被打倒在地”，井岗山也没有“被打得口鼻流血”。）
这时，宾馆门口又陆续开进来几辆汽车，冲进了许多人群，东湖宾馆的大门警卫已经形同虚设，而附近的“梅岭一号”楼里就住着毛泽东。这点，“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许多群众可能是不知道的，但个别军官和头头是知道的。
住在二楼的谢富治发现有人冲进宾馆后，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也住在东湖宾馆二所值班的陈再道、钟汉华，让他们立即过来解围。
听见外面震耳欲聋的“谢富治、王力滚出来！”的口号声和吵闹声，谢富治让王力待在屋里，自己先走了出来，面对冲上楼来人群，大声呵斥道：“我就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又对工作人员说：“让他们上来！派代表上来！有什么意见可以谈。”
“百万雄师”的头头们被谢富治这几句话震住了，他们迟疑了一下，停止了吵闹和喊叫。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谢富治是副总理、公安部长、上将，是陈再道的上级，“百万雄师”的人不想惹他，他们主要是对着王力来的。
谢富治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一个个握了手，并问了他们的名字。当谢富治同年轻漂亮的“百万雄师”头头夏菊花握手时，吃惊地问：“你怎么也来了？”夏菊花昂着漂亮而坚硬的脑袋说：“我怎么不能来？”
谢富治同他们寒暄了一阵，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谢富治请他们进会议室说话，人群一下子挤满了会议室。
“请问谢副总理，王力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一个头头说。
不等谢富治说话，人群中又喊叫了起来。
“你把王力交出来！”
“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
“对！把王力交出来！打倒王力！绞死王力！”
现场一下子又乱了起来。
这时，王力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一见王力自己走了出来，谢富治吃了一惊。人们一下子把王力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纷纷指责他，说什么话的都有。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挤过来护住了王力。
这时陈再道、钟汉华闻讯赶过来了。陈再道一看这场面，大声说：“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你们一个一个问题地问，让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王力瞪了陈再道一眼，心想，你陈再道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但又一想，既然你司令员、政委都来了，今天绝不会发生什么出格的事，于是他对众人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在军区礼堂接见你们的代表。四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们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这下立即惹火了在场的人们。
“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和‘中央文革’放的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
“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这个‘小爬虫’，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说着有人要动手。
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
这一下更惹火了‘百万雄师’的人们，有人挥舞着拳头，要上前抓人。井岗山等人头上、身上挨了许多拳头。
这时，突然涌进来一些手持武器的军人，端起枪，“哗、哗”地拉动了枪栓，对准了王力，要王力回答问题。
面对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王力严肃地说：“我希望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因为它是对付敌人的，它可能会走火，那样事情就会起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不行！今天必须谈，你不要耍滑头！”
“对！让他马上回答问题，否则我们决不答应。”人们又乱了起来。
这时在场的陈再道司令员一直一言不发，说他心里偷着乐可能不是冤枉他。
谢富治气坏了，指着陈再道大声呵道：“我叫你来是看热闹的吗？我命令你下令让他们立即撤出去，马上撤，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看到谢富治那气得发抖的样子，又望望王力、余立金、张根成和北航红旗的几个红卫兵那着急的样子，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引起来的，我管不了。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
在场的“百万雄师”和军区的人们哄堂大笑。陈再道在关键时刻够朋友，讲义气，真是他们的好司令。
人们继续围攻王力、谢富治、余立金和中央代表团的人。这时，如果说中央代表团的人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倒也是事实。
由于现场僵持了很长时间，在军区大院里等着批斗王力的军区官兵和“百万雄师”的人们不耐烦了，又有许多人开着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
陈再道这时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站得很近，他正在得意地摇摆着手讲着什么，一个人高马大的家伙突然冲了过来。陈再道只感到头“轰”的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是几拳头对着他的后背和前胸砸来，边打边骂道：“打死你这个小爬虫！”陈再道大叫一声，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这时有人喊：“别打别打，这是陈司令员。”四脚朝天倒在地上的陈再道大喊：“混蛋！乱弹琴！我是陈再道。哎呀，打死我了！”这个“百万雄师”的“拳王”赶紧把陈再道抱在怀里，不停地问：“陈司令员，对不起！打在哪儿了？疼不疼？”
陈再道被扶起来后，骂骂咧咧地说：“谁他妈的再搞武斗，我就枪毙了他！”说完，一头扎进了谢富治的房间躲了起来，撒手不管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拳王”是“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他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谢富治见陈再道被打，站出来说：“我是谢富治，是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搞武斗！谁搞武斗谁就是对抗毛主席！”
王力也接着说：“我是王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讲话和‘四点指示’，不单是代表我们个人的意见，也不单单是‘中央文革’的意见，而是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批准的。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有什么问题明天派代表谈。今天这么晚了，我们不能跟你们到军区去，你们不能强迫我们。”
这时，因打错了人恼羞成怒的罗得胜一把揪住了王力，拳脚并用把王力打倒在地，许多人也吵吵嚷嚷地围了上来乱打一气，现场又乱了起来。
这时，“百万雄师”的总指挥朱兆强喊：“大家别跟他噜苏了，拉到军区大院再说。”
于是，一伙身强力壮的人们不顾王力的抗议、挣扎和代表团人员的阻拦，架起王力，把他推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在谢富治、余立金等人的众目睽睽下，拉走了。
混乱中，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尹聚平也被分别推上了两辆卡车拉走了。
王力回忆说：“他们把我从东湖宾馆揪到了武汉军区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他们把我揪到卡车上，车上的人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标，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辩论。我直接的感觉是车上的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都是讲理的，我跟他们讲一些道理，他们都还听，并没有象后来流传的那样严重。他们给我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标。（注：事实上早已撕掉了他的帽徽、领章，连衬衣的口子都撕开了。）到了军区，每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去，群众很文明。等进了楼，到了一个房子里以后，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了，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的一塌糊涂。这件事，军区没有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没有军区警卫营，我很可能被个别别有用心的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
从上面王力的回忆看出，一遭遇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王力又犯了秀才的毛病，事到如今还装好人。被人家“打的一塌糊涂”，鼻青脸肿，连脚骨头都被人家踢碎了，还口是心非地一个劲地替人家说好话。
关于王力被围攻殴打的场面，后来许多版本大同小异。当时场面乱哄哄的，很难写的十分清楚，但基本的事实不能无中生有，南辕北辙。据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纪希晨老先生的力作《史无前例的年代》中说：
“（当时）王力吓得目瞪口呆，不住点头哈腰，晃着汗水淋淋的脑袋，一连声说：‘我有错误，我有错误……我不该胡说！’”
纪老先生自称访问过王力，但他的书中明显地对王力的话断章取义，真真假假。据笔者了解，不管在“七·二〇”事件中还是后来，王力始终坚持自己的讲话没有错，是代表中央讲的。因此当时他不可能吓得“目瞪口呆”，“连连认错”，更不可能承认自己“胡说”。王力生前多次对笔者和他人讲过，他的话都是主席和总理的指示，有些是原话。如果承认自己是“胡说”，就是骂主席和总理。看来“胡说”的人不是王力。
据当事人回忆，王力被抓走后，作为代表团团长和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羞辱、悲愤难当，不顾别人阻拦，由吴介之陪同乘车去了武汉军区大院找王力。到达门口时警卫不让进。这时有几个军人认出了他，故意喝道：“你是什么人？”谢说：“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对方回答：“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这时有几个人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有的军人故意拉动着枪栓。吴介之看事不好，急忙把谢拖上汽车，逃走了。
令人感叹和难以置信的是，当王力在军区大院里遭揪斗和毒打时，吓坏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将军。他可能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这样大。陈司令脑子简单，他当政委的可不能也简单：王力是“钦差大臣”，出出气就完了，这样下去，很可能被打死。在封建社会，打死“钦差大臣”，那绝对是“犯上作乱”，是“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滔天大罪。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也是“钦差大臣”，乱子闹大了不好收拾。于是钟汉华一个劲地劝部下们“别打了！别打了！”但根本制止不了。最后钟政委不得不向部下们下了跪，一边磕头，一边苦苦哀求部下们手下留情，以大局为重，放了王力。如果不是钟汉华的下跪磕头，王力可能会被当场打死。
后来，在钟汉华等军区领导和209师政委张昭剑等人的救援下，王力化装逃出了军区大院，先被安置在小洪山上，后被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派人接到了空军司令部。这中间惊险动人的情节不亚于金庸小说，本书因故从略。王力对钟汉华、张昭剑等人的救命之恩一直十分感激。多年之后，钟汉华将军去世时，其家属通知了王力，王力发去了悲痛的唁电，对钟汉华表示了深深地哀悼，这是后话。
当失去理智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官兵大闹东湖宾馆的时候，住在附近“梅岭一号”楼里的毛泽东的安全绝对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不明真相的官兵和“百万雄师”的群众当时可能并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东湖宾馆。他们的目的是对着谢富治、王力的中央代表团来的，但在现场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是知道内情的，面对如此混乱和危险的形势，为了毛泽东的安全，难道不应该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吗？
笔者想象，这些荷枪实弹的“雄师”们万一冲进“梅岭一号”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个个立即会目瞪口呆，扔下武器，甚至跪倒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谢天谢地，这种“玩笑”和历史镜头幸亏没有发生，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假如有一个坏人或神经病者混入其中，就不是闹着玩的。
历史的事实是，“梅岭一号”楼一直处于杨成武和汪东兴指挥的“8341御林军”的保卫下，闹事的“雄师们”也的确没有包围和冲击“梅岭一号”楼。有人（包括纪希晨老先生和陈再道将军）对此沾沾自喜，甚至表功，说什么“周恩来住的百花一号别墅，距谢富治、王力住的地方只有百米，群众连去都没有去。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更是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的迹象。”陈再道也说：“如果我真的要搞‘兵变’，我怎么会首先挨打呢？怎么不动谢富治一根汗毛呢？怎么会不包围毛主席的住地呢，世界上哪有这样搞‘兵变’的呀！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指鹿为马的诬陷。”笔者认为，陈再道老将军的确是冤枉的，他是忠于党和人民、也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者，他没有也不可能搞“反革命兵变”。但是，对“兵变”一词的理解可能有出入。你陈再道司令员不搞“兵变”，你手下的人就搞不了吗？只有把毛泽东、周恩来抓起来才叫“兵变”吗？如果当年武汉军区的一个团长带领人马把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抓了起来，并打断了他的腿，不叫“兵变”吗？！至于说“七·二〇”事件发生时，“毛泽东的梅岭一号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恐怕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实践是，当时杨成武等人保驾着气急败坏的毛泽东从后门逃出了东湖宾馆，据说连拖鞋都没有来得及换……
对于当时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具体情况，笔者没有第一手资料。本书的宗旨是记录和评论历史事实，尽量以正视听。由于不是记实文学，不便发挥和想象。
陈再道司令员在他的“七·二〇”事件回忆文章中，把自己说成了受害者。这篇经过武汉军区秀才们捉笔的、流芳百世的重要文章说道：“那些楞头楞脑的战士，怀着让人难以揣摩的动机，气呼呼地冲到我们面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我就是一阵拳脚、枪托，以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我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是忍受，任他们踢，任他们打。在我挨打的时侯，王力趁机溜进了房间。
“战士们冲进房间，找到了吓坏了的王力。由于王力不肯跟他们走，他们强行把他塞进了汽车，一直拉到军区大院里……”
武汉军区的秀才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言过其实给陈司令员帮了历史的倒忙。
就算陈再道将军说的全是实话，那也够可以的。作为堂堂的上将军、大军区司令员（不是小排长小连长），被自己的战士“用拳脚、枪托乱打一顿”，且“任他们踢，任他们打”——古今中外，恐怕只有陈再道一人。按照陈司令员的描述，不管王力和中央代表团被抓被打与否，也不管旁边不远的“梅岭一号”里住着毛泽东，单凭当兵的这么暴打自己的司令员，就绝对是反叛和反革命行为，如果不是周瑜打黄盖的话。笔者不知道这些暴打陈再道司令员的大逆不道的战士们后来怎么处理的，是枪毙了，复员了，还是升官了？
据目击者说，陈再道的确是挨了“战士”几拳，立即被制止了。那个“战士”——“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据扬成武告诉权延赤说，王力根本没有进房间，王力在外面就被抓走了。
据王力自己说，他当时听见吵闹，自己走了出来，被人认出，上来就打，并被抓走了。他没料到陈再道的兵这么“勇敢”和厉害。他虽没带过兵，但也是见过世面的，并没有吓坏了。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陈再道司令员的“苦肉计”演得十分成功。现在看来，陈司令员的挨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话说张根成被抓走后，拉到了独立师一间平房里。地上有草垫子，独立师的两个科长看着他。张是现役军人，他的领章、帽徽也被撕掉了。张根成浑身疼痛，最后倒在草垫子上睡着了。
咪咪忽忽中，张根成似乎听见有人进来了。来人问：“这是谁？”
“王力带来的人。”看守的科长说。
“那个人怎么样了？”
“谁？”
“来游泳的那个人！”
“嘿嘿！……”
“嘘！小声点。”
……
张根成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睡意全无。他仰装未醒，但下面的对话听不清楚了。
笔者后来才知道，进来的人是独立师的政治部主任等人。不管他们是谁，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武汉军区（特别是独立师）的许多人是知道毛泽东在武汉的，而且，这些人中，确实有胆大包天惟恐天下不乱的人物，虽然笔者宁愿相信这是军人们在特殊情况下说的玩笑话。
后来，在周总理的命令下，武汉军区独立师的人才把张根成交了出来。
张根成是河南人，文革前是部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团级干部，后上调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七·二〇”事件后的一天，在北京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找他谈话，突然宣布对他拘留审查。谢富治说：“进去以后不要自杀，将来还要为党工作。”陈伯达说：“你主要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不要胡说八道。”出门时，周总理看见了他。周总理急忙赶过来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但什么话也没说。告别了总理，几个当兵的突然从屏风后冲了出来，把他押上了汽车，直接送到了秦城监狱，一下子就关了七年半。放出来时，说他犯了严重错误，送回了原部队，不久转了业。
张根成现在南方开公司，办工厂，当老板，日子过得很潇洒。多年之后当笔者夫妇（戴维堤和尹聚平——编注）去深圳他的家中拜访他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能有今天，第一应当感谢秦城监狱，第二应当感谢小平同志。”
再说尹聚平被推上卡车以后，据她自己说并没有人太刁难她。卡车上全是“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可能因抓到了王力，兴高采烈，忘乎所以，把尹聚平忘了；也可能把她当成了自己人，“百万雄师”的女将，不知道她是中央代表团的。尹聚平一看，将计就计，车上的人喊口号，她也跟着喊。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卡车停了一下，她趁车上的人未注意，迅速跳下了车，消失在人群中。
感谢“百万雄师”的弟兄们放了尹聚平一条生路。
当时，武汉大街上人山人海，乱成了一锅粥。
尹聚平对刚才发生的事惊魂未定。街上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听说抓到了王力，个个欣喜若狂。实事求是地说，王力当时是中央首长，尹聚平挂记着王力的安危，想混进军区大院寻找王力，但她根本进不了军区大院的门，只好又混进了人群中。
尹当时刚21岁，没见过大世面，这次真是开了眼界。她只会说标准的普通话，不会湖北腔。她怕再次被抓，便跑到路边一户人家，要了一点水喝，并打听往水利学院怎么走。女主人听她一口北京腔，问她是干什么的。尹说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女主人很热情地给她画了到水院的路线。尹感激地辞别了女主人，到了水院“钢二司”总部，开始只说自己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借电话一用。“钢二司”的人便让她打电话。尹给北航办公室打通了电话，报告了武汉发生的情况。水院“钢二司”总部的人一听尹是中央代表团的人，十分高兴，问长问短，立即把她保护起来，随后又向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办公室报告了武汉发生的情况。其中一个女同学还把自己的衣服让尹换上。当天晚上，尹在水院望着东湖对岸的灯光，惦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危，心急如焚。
王力等人被抓走后，胡慧娟也追着跑了出去，想去寻找王力。单纯幼稚的她万万没有想到王力会被拉到军区大院，猜想一定是被拉到“百万雄师”总部去了。于是，素有“北航红旗侠女”之称的胡慧娟大义凛然，决定只身去闯“百万雄师”总部，舌战“群雄”，救出王力。结果走了半天，问了许多人，才知道王力被拉到军区大院去了，她心里松了一口气。当时的胡慧娟对人民解放军是非常崇拜的，她认为王力到了军区就安全了。于是，她找地方打通了东湖宾馆的电话，井岗山告诉她，总理已回武汉，并说现在尹聚平可能在水院。胡慧娟高兴极了，步行了几十里路，终于来到了水院，见到了尹聚平，并告诉她周总理已返回武汉，尹聚平的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当晚，二人在水院学生的护送下，赶回了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驻地。尹聚平一见到总理等人，立即拉着总理的手哭了起来。
接到尹聚平的电话后，北航红旗立即炸了锅。许多红旗战士要上街游行示威，声讨武汉反革命暴乱。韩爱晶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和行动方案。我和头头们都集中在韩爱晶的办公室里，随时关注着武汉的消息，许多人都为井岗山等四名红旗战士的命运担心。
“武汉事件”发生后，中南海和钓鱼台立即炸了锅。伟大领袖正在武汉，这还了得？刚回到北京两天的周恩来总理心急如焚，中央立即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八三四一”部队的“御林军”飞赴武汉“救火”。坐镇北京的林彪、江青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同时命戚本禹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密信，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义签发，江青派邱会作带密信立即飞赴武汉，
7月20日下午3点多，当周恩来的座机和运送8341部队官兵的两架运输机刚从北京起飞，武汉“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便知道了这一绝密情报。他们立即派出大批人马，强行冲击并占领了周恩来即将降落的空军王家墩机场，扬言“要和周恩来辩论，让周恩来出不了机场”。空军机场领导紧急同北京和空中的周恩来联系，请总理改降空军“山坡”机场。这件很少有人提及的重大历史事实，被周恩来的随身保健医生张佐良证实。张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周恩来的座机在武汉王家墩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大约十多分钟后，我们便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后来才知道叫山坡机场。飞机着陆时大约（下午）近5点钟，打开仓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乘坐两架运输机的8341部队的）解放军战士们好象比我们先到达几分钟。他们一个个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但仍队列整齐，荷枪实弹地站立着作好战斗准备，只要指挥员一旦下达战斗命令，这些8341部队战士为了保卫毛主席，他们会不避枪林弹雨向前冲去。形势是相当紧张的，晚霞笼罩着寂静的山坡机场。”
张医生这一段亲历文字写的很好，有一种真实感和“悲壮的美”。只可惜他写文章往往“画龙”而不“点睛”。他没有说明“谁”威胁着毛泽东的安全，这些8341部队的战士们会冒着“谁”的枪林弹雨向前冲去。
就这样，在“百万雄师”们的逼迫下，堂堂大国总理周恩来竟然不能在应该降落的地方降落而被迫改换机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张医生只字未提。
其实，张医生当时不知道，就在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暂时占领、周恩来总理不能降落的王家墩机场附近的专列里，坐着焦躁不安的毛泽东。
据张医生说，“周恩来下飞机后便被引进一个临时支起的帐篷里处理紧急事务去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全体人员再次登机，又返回了王家墩机场。”这时，占领王家墩机场的“百万雄师”们已经散去了，这点，张医生没有交代。
周恩来最担心的是伟大领袖的安危。他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专列上看望毛泽东，两人一见面，可谓百感交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个历史镜头，中共党史罕见。
周总理赶到东湖宾馆后，立即召集谢富治、余立金等人商量对策。井岗山等人听说总理来了，便想去谢富治的房间看望总理，刚走到门口，听见总理、谢富治等人正在打电话从全国调动部队：东海舰队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火车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汽车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飞机什么时候到达。井岗山等人一听是军事机密，便知趣地走开了。
周总理最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一面命令陈再道、钟汉华寻找被抓走的王力和张根成等人，一面劝毛泽东主席“三十六计，走为上，”赶紧离开武汉这是非之地。
在周总理、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毛泽东极不情愿地离开了武汉。7月21日凌晨2时，毛泽东打破从不坐飞机的惯例，由杨成武、汪东兴等人“护驾”乘专机飞上了天空。他老人家让飞机在武汉上空盘旋了一阵后，才艰难地吐出了三个字——去上海。
笔者有感。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把手，在自己分封的“诸侯”地盘上，自己想游个泳都办不到，自己的“钦差大臣”被抓了起来，自己也被逼得东躲西藏，差点成了“阶下之囚”，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这点，毛泽东可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诗为证：
武汉三镇起风波。
伟大领袖陷“贼窝”。
落荒而逃惊回首，
万般无奈望“黄鹤”。
（注：“贼窝”系毛泽东自语。“黄鹤”，黄鹤楼，在武汉。）
伟大领袖毛泽东总算安全地走了。他到上海后，亲自打电话把陈再道骂了一顿：“你是陈司令吗？我告诉你，我毛泽东还活着。我正式命令你和钟汉华同志，无论如何给我把王力找回来，否则，惟你是问！……什么？你也挨打了？百万雄师还敢打你这位堂堂的陈司令吗？不管怎样，我毛泽东向你要人！”
在伟大领袖和周总理的追逼下，武汉军区8199部队和空军的官兵巧妙地突破了“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尾追堵截和一道道防线——这绝对是历史的事实，经过惊心动魄的50多个小时，终于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王力接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周恩来和谢富治等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周恩来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周恩来高兴地同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一块吃了晚饭，点名让井岗山陪着他出去散散步。井岗山受宠苦惊，很不好意思。他才21岁，没受过如此“恩宠”，他把同伴吴介之拉着，两个人陪着总理一边散步，一连聊天。
“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总理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
当天晚上，周总理决定带领全体人员到机场看望负伤的王力并返京，并通知刘丰护送王力去机场。
要去机场，谈何容易？英雄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广大官兵已经把武汉三镇控制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工事，到处都是路障。大街上，人山人海，驾着轻、重机枪，端着长矛刺刀的“雄师”们乘着大卡车跑来窜去，去飞机场的路上全是“百万雄师”的人，一旦不小心暴露了目标，后果将不堪设想。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经过周密部署后，由刘丰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四辆军车护送王力到达了空军王家墩机场。路上差点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拦截，幸亏司机小郭驾驶技术高超，临危不惧，事后受到了部队首长和周总理的表扬。
东湖宾馆这边，经过周密慎重地研究，为安全起见，周总理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大胆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决定——当然也是一个悲哀的决定：冒充“百万雄师”去机场。
于是，周总理让大家经过简单地“化妆”，一律穿上空军军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由武空司令部派出的官兵和军区7212部队的两个连护送，分乘六辆吉普车和几辆大卡车，直奔机场。一路上，卡车上的战士们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不停地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的口号，车身上贴着大标语：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这一招果然灵光。一路上，“百万雄师”的人见到车队，欢呼声、掌声不断，一路“绿灯”。车队顺利到达了王家墩机场，此时已是7月22日凌晨3点多。
周总理一下车，立即问：“王力同志在哪里？王力同志在哪里？”人们扶着70多岁的总理来到王力的床前，被打断了腿脚不能下床的王力和总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都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们也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周总理决定尽快返京。
鉴于当时武汉纷乱的局势，回京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凌晨5时，周总理率领中央代表团成员乘飞机从王家墩机场又回到了汉口机场。飞机一落地，周总理立即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和8199部队的负责人开会，研究稳定武汉局势和其它重大问题。会上，针对“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可能采取的更加过激行动——包括纷传的对造反派实行大屠杀阴谋，周总理亲自决定马上派空军进驻武汉各高校和武钢厂，保护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
安排好紧迫的工作后，大家稍事休息。当天下午两点，周总理决定立即返京。他和随从人员乘一架飞机，中央代表团乘一驾飞机。周总理还要求中央代表团的飞机先起飞，后降落，在空中多停留一会儿，等他先到北京西郊机场后，再出来迎接，以掩外人之耳目。
后来才知，武汉“七·二〇”事件已被外电炒得沸沸扬扬。不少外电说王力已被杀害，毛泽东、周恩来已被叛军扣押，中国已大乱……
7月22日下午，北京西郊机场上站满了几万人的欢迎大军，这是在京的林彪、江青等人组织的。刚下飞机不久的周总理带领在京的中央、中央文革、有关方面领导人走到中央代表团的飞机前，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几万名群众齐声欢呼，那场面够热闹的。我和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远远地望见谢富治、王力（被人搀扶着）余立金和井岗山等四位北航红旗战士们走下了飞机。
7月而二15日下午，中央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林彪本人亲自出席了大会。井岗山等四名北航红旗战士穿着军装同林彪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合了一张影。
数万人机场欢迎和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会，使王力顿时成了“红的发紫的大英雄”，这是事实。但这都是林彪、江青等人组织的，也是毛泽东（当时在上海）和周恩来同意的，不是王力自己要求的。
随后，中共中央（决不只是林彪、四人帮之流）把武汉“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七·二〇”事件的高潮，随后不久，便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
武汉“七·二〇”事件过去35年了，成了历史。这个事件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林彪、“四人帮”的灭亡和文革的全盘否定也已改变了性质，平了反。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翻天覆地多次，后来的胜利属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大批的红卫兵学生和工人造反派最后还是成了反革命分子、坏头头和“三种人”，受到了残酷镇压和打击。这，就是历史。
由于“胜者王侯败者贼”，所以历史事件的性质可以任意评价和改变，但历史的事实和情节是没法改变的，也是御用文人们不可能永远掩盖的，何况许多当事人还活着，任何一面之辞都不能作为历史的教科书。笔者始终认为，无论如何，“武汉事件”中采取的形式是不可取的。试想，如果现在某个军区，某些群众对中央政策不理解，有意见，就采取这种方式“造反”，“打、砸、抢”，动用枪杆子，扣押中央代表，逼得中央总书记亡命逃生，行吗？不枪毙了你才怪呢？如此浅显的道理，路人皆知。至于后来否定之否定，另当别论，此一时彼一时也！
但是，笔者认为，除了“形式”上不可取以外，“七·二〇”事件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不管出发点如何，事实上搞得天下大乱，人为地把群众分成两大派。中央文革也好，反对中央文革的权力集团（例如各大军区）也好，皆是支一派，打一派（这是历史事实）。对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的许多做法（绝不仅仅是中央文革），许多人尤其是穿军装和穿过军装的人十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军区支左中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迫于毛泽东的权威、周恩来的面子和林彪、江青等人的淫威，许多军区都忍了。陈再道的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中不怕死的人们忍无可忍，奋起造反，表面上是对着王力来的，事实上是对毛泽东的文革极左路线敲起的丧钟。毛泽东尽管受了奇耻大辱，大发雷霆，但事后他冷静下来后权衡利弊，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众怒难犯”的道理，在“要王力还是要解放军”这个问题上最后没有糊涂。为了稳住枪杆子，他权衡利害，最后淡化了对武汉事件和陈再道等人的处理，并很快把王力等人抛出来当了替罪羊，以平息军界的不满。这也算毛泽东的伟大英明之处吧！陈再道老将军等人因此占了个大便宜，避免了灭顶之灾，而可悲、可怜的替罪羊王力因此下了15年地狱，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唾骂到死后的今天。
对于“百万雄师”的头头和弟兄们，笔者佩服。要说文革中真正的造反派的话，惟武汉“百万雄师”是也！什么北京“天派”、“地派”，什么南京“好派”、“屁派”，全是小巫见大巫，全是毛泽东错误路线的“保皇派”。“百万雄师”的好汉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真理，不畏权势，不怕杀头，用“革命的打、砸、抢”行动和“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全国首先向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发起了挑战，敲响了文革的丧钟。他们才是真正的造反派。虽然后来受到了打击、迫害，但是值得，历史将记下他们的丰功伟积。
而两个小人物的对话似乎更应该“名垂青史”：
原武汉某厂一工人当年是“百万雄师”某区联络站的小头头，曾经风光过几天。如今，工厂早已倒闭，本人下岗失业多年，为生活计，在汉口大街上开了个小卖部倒卖啤酒。一天，一个刑满释放的当年造反派头头杨某某来找他批发啤酒——当然也是为了活命。二人聊了起来，结果“久仰大名，相见恨晚”。
一个说：“老弟辛苦了！在里面待了几年？”
“不多，整10年。”
“现在哪里发财？”
“出来就一身病了，老婆早嫁人了。没有工作，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点烟和啤酒，凑合着活吧！老兄你们应当不错吧？”
“不错个屁！我们‘百万雄师’的许多老工人都下岗失业了，早知道如此，老子当年绝对不参加‘百万雄师’。现在看来，当年你们对了，你们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着你们当造反派。”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逝者如斯

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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