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经历的文革的回忆之二

雨夜

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经历的文革的回忆之二

作者：老戴

    高考落榜后同年底我进入工厂学徒，工厂在离市中心最边的西郊，远离城市却很适合我当时的厌世心境，摆脱往时一切尘嚣，与世隔绝，让我彻底地忘记那悲痛的一页。当时记得看了一部叫“新疆处处赛江南”的电影还一心一意想报名到新疆去，远离这曾让我心碎的城市，那时淮阴没有去新疆任务只有上海有，我还特地写信到上海支疆办要求参加上海知青支疆，结果没有下文。

    进厂后分配的工作是烧锅炉，三班制，每天从煤场拉煤，铲煤入炉，出渣，倒渣，基本上这活不要文化，不识一个字也能做。再看看同班同学大部分北京南京上海上大学了，自己却落这个份上，一种失落感深感不公又无处倾吐，厌世情绪终日缭绕自己，每日下班在厂里宿舍一呆，吹吹笛子，听听唱片，睡觉前习惯在床上写日记，把心中的苦闷惆怅排遣在日记中，尤其是日记中对学校专门从事搞欺骗工作的政工干部的愤恨写得很切骨。什么“一棵红心，二种准备”，什么“服从党的挑选”，什么“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全是骗人的鬼话。

    厂里文革初期是四清工作队接着留下搞文革，当运动深入到触动每个人的灵魂阶段时，在同宿舍中有室友曾偷看我的日记，在运动的鼓动下向工作组告密时说我对现实不满写了不少反动日记，在工作组的诱骗下，加之自己幼稚，因为这毕竟是刚参加工作走上社会不到一年，十九岁青年遇上“史无前例”，我主动向工作组交出了日记三本。紧接着没几天经工作队的组织发动，我的日记中断章取义的片段便上了工厂的大批判专栏上，称我思想极端反动，反对党的阶级路线，对共产党刻骨仇恨，恶毒攻击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向中央投寄反革命信件……..;大字报铺天盖地。在这种黑暗的年代里，除了毛选基本没有什么书可看，唯一的可以公开阅读的文学作品就是鲁迅文选，《彷徨》，《呐喊》，《阿Q正传》我都是反反复复看了多少遍，鲁迅作品中的无情的揭露，愤怒的控诉，尖锐的批判，辛辣的讽刺，犀利的暗喻完全与我当时受到不公欺骗又无处申斥与泄发心境相吻合。我抄摘了一些鲁迅作品中与我当时产生共鸣的片断在日记中，最后也被当时的所谓革命群众公开上了大批判专栏，并称鲁迅的书是批判旧社会黑暗的，你现在是用来影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反动透顶！他们批判我用的最多的字眼就是“透顶”“刻骨仇恨”，“极端反动”，检查写得再深刻也是“认罪态度极不老实”，“妄想蒙混过关”。我这个走上社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的青年倾刻间成了这个世界是最恨共产党的人了。那么多的革命群众没有一个深究一下这种憎恨由何而来？！

    记得1965年夏天我失学在家时报上报导北京一个青年，持刀砍伤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友人，被判了死刑，各大报纸都刊登这一消息，我看了这则报导，暗思这青年一定与我一样，受到不公无处申冤报复社会。半个世纪后，我在媒体上见到了追忆该事件的真相“他为什么要杀人？”报导，与我半个世纪前预测的竟然是一字不差。

    “触及灵魂的批判”这是我文革期间所受到的第一波冲击，其特点的是动筆动嘴不动手，仅仅是思想犯，不触及皮肉，俗称文斗。

    随着运动的发展，中央又有新号令：斗争的大方向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不允许群众斗群众。历史又把我的角色转换成受害者，我持原来的学生证外出串连，北京，上海，南京，青岛坐过轮船，挤过火车，睡过接待站的地铺，吃过免费供应的大白菜粉丝米饭和咸菜面。记得途经青岛，在轮船站下到火车站时，因为不识路，加之晕船，再说我是有收入的不是学生，有经济条件，我就喊了辆三轮车去的，途中还被揹着行李步行串连的红卫兵小将看到我年纪轻轻自己不走路坐人力车，叫人拉着跑，骂我“可耻”，哈哈！社会变异了，想想真有意思。在华东局所在地上海，我登过人民广场的主席台面对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诉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的迫害。在上海串连时住在是大中华橡胶厂老板家，是一幢单门独院的花园洋房，老板一家被赶到门房间住，房间电镀的很漂亮的手把被红卫兵拆下带走，厕所间抽水马桶应该的坐着的，北方红卫兵不习惯，蹲在马桶盖上大便。好端端的别墅被糟糕的“一天世界”。

    串连时期我还到上海音乐学院，恰逢开全院批斗孟波（党委书记）和贺绿汀（院长）大会，那位“游击队之歌”的著名作曲家挂着大铁牌被喷气式架着90度弯腰遭批斗。文革真正的疯狂之极连这位为共产党写过多少赞美歌曲的正宗的红色作曲家都不放过。

    当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的第二波灾难又开始了。这次是既有灵魂触及更有皮肉摧残。

    1968年9月25日，厂里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在会上我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立即把我从会场的座位上拖出，套上他们预告准备好的写有我名字和罪名的大铁牌子，并强令我跪在主席台前接受批判。我不服！几个身强力壮的文攻武卫大汉子扑上来压在我身上，强行按倒在地上，鼻子打出血，眼镜也打坏了。接着开现场批斗会，会上还有对毛泽东怀有无限崇敬感情的，对党无限忠诚的造反派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坚定，上来打我耳光。与我同时被押上台还有走资派厂长，有历史问题的供销科长，财务科长，做过伪保长的炊事员，参加反动道会门的医生，三青团员工人等职工……共十来个人。

    之后就失去自由，不能回家，一起关在原来是仓库的小楼上，由专人看守，打地铺睡觉。平时集中劳动，没有星期天，哪个班组或车间科室需要随时点名拖出去批斗。

    每天早中晚吃饭，都是等革命群众吃完后我们再排队去食堂吃剩菜剩饭。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全体牛鬼蛇神一起跪在毛主席像前一一谢罪，每个人嘴里还要念自己的认罪词。看管我们的是一个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兵，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人慈善，本分，不欺负我们，有造反派头头来他会装模作样训斥我们几句，一走对我们看管很放松，他叫鲁玉生，在部队当的是号兵，今年尚健在的话应该近90多岁了。动手打我的都是那些想利用运动表现自己捞点政治资本的青年人，象老鲁这样的参加过战争的老共产党员，有的是政治资本，根本不需要在我们身上捞什么的，对我们很人性。

    当时的对敌斗争领导小组组长一个是烈士子女贫农出身叫王从富，副组长是一个贫农出身的叫尤震华，他们是作恶多端的政治流氓扒手，不过苍天有眼，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专案组的二个恶魔都是40出头就生癌，被阎罗王收走了，到那个世界跟毛泽东一起搞阶级斗争去了。而牛鬼蛇神们原厂长后来是市经委主任，副市长，供销科长活到90多还健在，“牛鬼蛇神”们都活得很好。前二年我们“牛鬼蛇神”一起聚会还就此话题哄笑一番。

    我被关押了105天，1969年1月春节前没几天解除隔离，当晚一释放我就叫了一辆三轮车回家。回家第二天我就一身着黑衣昂着头到照像馆照了一张全身照作纪念，这张照片表达了我对黑暗势力决不妥协屈服！也是最能体现我刚强的个性照片。之后虽解除隔离审查，可回家居住但批斗照样进行，最为残酷的是在打靶场召开的枪毙反革命分子的全市万人大会上，大会结束就在现场，死人边上把我当作为活靶子批斗。

    只要开批斗会不是喷气式就是跪着，一场批斗会一二小时，跪着腿受不了，后来我就在开会前偷偷地在裤子里面的腿弯处包扎上厚厚的毛巾，跪着也不太痛了，此后被其它牛鬼蛇神们学上了。几年来在肉体上精神上均受到非人性的虐待与凌辱。正常工人每天8小时工作，我们牛鬼蛇神是上班前提早一小时做准备工作，下班晚一小时，打扫卫生或供车间科室作反而教员批斗，我们没有星期天，星期天厂里不上班我们就打扫卫生，在厂里做杂活，不让你歇着；写思想汇报，写认罪书。每天早晨上班前工人们陆续进厂，我们要提前半小时脖子上挂上写有罪名的大铁牌子一排牛鬼蛇神站在厂门口示众。至今还记得南京长江大桥通车的新闻就是在厂门口示众时听到的。磨难延续到四人帮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