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如何评价西安事变？

博讯螺杆

胡适

我刚从海外回来。我在国外，眼看见美国的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在最近几个月之中逐渐好转。到10月以后国家的统一形态更显明了，对强邻的态度更强硬了。11月9日美联社的社长何华德先生(RoyHoward)从马尼拉发出一个长电，对新兴的中国表示惊异的赞叹。他说："对这更生的，统一的中国，欧美人的评判必须改变修正了。向来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统一，今天已是一件无疑的事实了。"

     我自己也抱着这样的乐观回来，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看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

     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这是毫无疑义的，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必是无知无识。居心危害国家的人，唯恐国家不乱，因为只有纷乱的状态之下他们可以在浑水里摸鱼，达到他们危害国家的目的。那种人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他们的头脑早已硬化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至于知识幼稚的青年，他们本是抱着爱国血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力太薄弱，不明了事实，总感到政府对外太软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这种错误的感觉到现在应该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齐整的步伐，充实的力量。性急的青年虽然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强邻可早明白了。去年9月24日出现的所谓"多田宣言"就很明白的说： 要之，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伏乎？抑帝国打倒彼辈乎？

     我们的青年人应该仔细想想这几句话的涵义。我们的强邻早已认清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们处心积虑要打倒那个力量。所以凡危害那个力量的行为，都是自坏我们国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们自己的国家，戕贼我们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国祸国。

     特别是在这个绥远前防已开始作战的时期！全国的人民应该明白：这回绥远的作战是第一次由统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领导的战争。中央的部队已到了前线，军政部次长陈诚已受命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了。这回作战的第一步计划当然包括三个子目：第一是绥北绥东的肃清，第二是察北察东的收复，第三是冀东的收复。正在这第一子目还没有做完的时候，正在陈诚次长受命指挥的第二天，张学良忽然造反了，把一个关系全国安危的领袖蒋院长拘留了，把前一天受命指挥绥东国军的陈诚次长和别的几位重要官吏与将领也拘留了！说这是为的要"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

     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可疑。一个政府有勘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可疑。政府得到西安叛变的确报之后(十二夜)，立即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议决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军事委员会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调动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并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张学良免职严办的国府命令是十二夜下的，到16日国府才下讨伐张学良的命令。政府的讨伐令所以迟到四天之后才下，大概是因为蒋院长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虑。现在讨伐令已毅然发表了，我们当然赞成政府的处置。12夜政府的决议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时期的组织；16日的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当，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出兵，在勘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这不是不顾蒋陈诸先生的安全。我们要彻底明白，凡奸人劫质绑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要坚持不受要挟不赎票的决心，方才可以使他们所挟劫质的全归无用。一切迟疑顾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叛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在这几天之中，我见着了至少两三百个来客，有的是白发的学者，有的是青年的学生，有的是平日爱护蒋先生的，有些是时常批评他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些人都是异口同声的关切蒋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处探听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见的异同都丢在脑后了，大家只感觉这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领袖是一身系国家的安危的。我看见一个北大一年级的学生在十三的早晨真是焦急的要发疯；我知道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真急的大哭。这种现象在这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里，真是最难得的奇迹。这样爱护的热心，不是宣传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权招致的，是最近两三年坚忍苦干的事实逐渐得国人明了认识的自然效果。在他患难之中，全国人对他表示的敬爱与关怀，那才是最真诚的表示，是利禄与威权买不来的好意。

     我们在此刻所能确信的消息是端纳(Donald)先生曾飞到西安，亲见蒋先生平安无恙。我们祝他平安出险。我们深信他的平安出险是毫无疑问的。

     最后我们要谈谈最近一年来共产党高唱的所谓"联合战线"。西安的叛变最明白的告诉我们，这个联合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此番的事变至少证明了这几点：第一，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第二，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为决没有真正抗日的人们愿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国防建设并且正开始抗敌战争的最高领袖的。打倒蒋介石而拥戴张学良，这是抗日作战的方略吗！第三，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着苏联得援助，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论早已明白表示的。如果苏俄愿意在远东得着一个有力的帮手，她决不会抛弃了整个中国民族的同情和统一的力量而恋爱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和腐败无战斗力的张学良部队。这三点都是最近西安事变昭告我们的铁的事实。从今以后，我们应该更觉悟了，欺骗的口号应该再哄不动有常识的人们了罢？   《胡适文集》

雨夜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

    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虽然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但这种合作并不长久。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历史的主流开始从国民党手中滑向共产党。西安事变促成了这次转折，至今，它仍是国民党心中无法抹平的伤痛。

    随着国共两党自2005年始出现和解迹象，中共对西安事变的纪念也发生微妙变化。1996年西安事变60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发表讲话；而在2006年，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纪念规模明显降低。

    随着相关档案的陆续公开，中国大陆学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也有了很多新的进展，我们需要超越被意识形态与党派利益遮蔽的新视角。为此，笔者采访了杨奎松教授。他的著作《西安事变新探》被国内外学界认为是该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



    张学良想联合苏联

    韩福东：苏联在西安事变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发动之前苏联介入了吗？

    杨奎松：没有。苏联对张学良不信任，因为1927年在北京抄苏联大使馆、杀李大钊，是张学良父亲干的。1929年在东北抄苏联领事馆、收中东铁路，是张学良干的。而且，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苏联重视的是谁能够领导中国抗日，这只能是蒋介石，靠张学良的部队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他们坚持共产党要跟蒋介石去谈判。

    韩福东：张学良想加入共产党未获批准，主要也是苏联的一个决定。

    杨奎松：那当然了。

    韩福东：张学良为什么发起西安事变？除了不想内战，想抗日外，有没有其他原因？

    杨奎松：主要是跟中共中央的关系问题。因为他发动事变前的1936年11月，中共接取苏联援助武器装备的宁夏战役刚刚失利，损失很大，处在非常危险的状态。当时红军三个方面军已会合在甘肃北部，但国民党中央军也围追堵截过来，把红军逼到很小的一块地方，已无法继续再生存了，中共中央只好决定再来一次长征，突破包围圈后想办法进山西、河南、陕西，经过一年左右再转回来。张学良跟中共中央已经密谋合作了很长时间，想要通过中共联合苏联。如果中共走了，张学良的这个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

    韩福东：张学良要联合苏联的目的是什么呢？

    杨奎松：当然是要抗日，东北军拖家带口、离乡背井，跑到西北来能呆多久，整个东北人都想回东北啊。但靠蒋介石能打回东北吗？这一点张学良非常明白，蒋介石自己也讲得很明白，东北问题不是靠中国自己能解决的。张学良当时要想回东北，唯一可以指望的，只有苏联。因此，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张学良单纯地想要逼蒋抗日的问题，最直接刺激他的原因是红军要走，他必须要把中共中央和红军留下来。因为张学良抗日必须要联苏，而联苏他除了找中共，别无他途。如果红军自己跑掉了，回不来，或者蒋介石把共产党消灭了，他也就没有联苏的希望了。另外，张学良这些人真的会天真到以为只要把蒋扣起来，用枪指着蒋介石的脑袋，蒋介石就会答应他的条件吗？不可能吧。张学良扣蒋实际上就已经做好了和蒋彻底翻脸的准备了。他事变当天在给中共中央的第一封电报里第一句话讲的就是：“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以后他在给毛泽东去电要求知道苏联政府的态度时，问的也是苏联对他的“一二一二革命”（即西安事变）有何意见。由此可知，张学良发动事变时其实就表明了站到中共和苏联一边，参加“革命”了。这已经超出打回东北老家去的目标了。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抗日是肯定的

    韩福东：之前流传一种说法，认为张学良放弃东北不抵抗，是蒋介石下的令。但现在史学界已经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了。

    杨奎松：张学良自己就否定了。指挥当然是他自己指挥的，蒋介石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密令。但是问题不在这，问题在于当时的情况下，无论张学良还是蒋介石，在这个事件之前，都讲过类似的话：不能够抵抗，不能够挑动跟日本之间的冲突。因为你挑动的话，关东军马上就能够占领东北。他们对冲突的结果都很清楚，所以内心都知道即使日本挑衅也一定不能够打，要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张和蒋在这点上是共同的，各种各样的文件电报在这之前就有。

    韩福东：这是不是意味着，当日军真的对东北进行占领时，也不抵抗？

    杨奎松：这就要具体分析了。张学良后来讲过，他当时的问题是没有想到日军会借着一个沈阳的局部冲突乘机大规模地占领整个东北，他开始认为是个局部事件。东北这样的局部性事件多了。包括前面发生的好几起事件，像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都是局部性的。

    韩福东：但是等到东北军撤出东北，是不是基本上也没有放一枪？

    杨奎松：也不能那么说。后来马占山部在黑龙江不就抵抗过吗？但第一，东北军的作战能力肯定不行。第二，张学良也害怕硬拼会把整个东北军全部牺牲掉。张学良毕竟还是一介军阀，在当时中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部队你就一钱不值了，如果还有较多的本钱，万一日本在当时国联的干预下撤回南满铁路附近去呢，他不就又可以回东北了吗？第三，他早就归顺了中央，东北丢了也不是他东北人自己的事，是整个中国的事，因此他也一直寄希望中央帮助他，中央当时也一直在向国联控告，国联也一直在压日本撤军。这也是他不愿意东北军自己去打的一个原因。

    韩福东：那么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对日的思路是什么？可以说他不抵抗吗？

    杨奎松：也不是，蒋介石其实一直在暗中准备抵抗。这是肯定的，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问题是无论九一八事变之前，还是之后，中国其实都没有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南京中央政府一直在和各种分裂、分立势力打内战。九一八前后光是分裂的中央政府和分立的国家就有好几个。1930年是与北平的国民政府对抗，1931年是与广东的国民政府对抗，1931年还有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宣告成立，1934年又有一个中华共和国在福建宣告成立。蒋介石当年可以说是分身乏术，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因此他的准备工作很困难。另外，当时中日两国各方面条件相差很远，经济和实力都无法和日本对抗。蒋在1932年指挥过上海抗战，1933年指挥过长城抗战，知道仅仅是军事上两军的对抗，中方只能取守势，而且无法守得住。这也是为何他一直希望通过外交的方式，包括想要采取联合苏联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原因所在。

    韩福东：蒋介石当时的思路是，先把共产党解决了，再抗日？

    杨奎松：蒋的国策“攘外必先安内”，安内是前提，但安内不只是对共产党，包括对国内各种地方割据势力。像今天大家所熟知的西南几省军阀，国民党中央军就是通过追剿中央红军乘机解决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能够退守西南，坚持8年，这就是蒋当年谋略的一个成功之处。今天看蒋介石1934-1935年的一些文献，他确实在当时就已经把西南几省当做中国对日作战的战略后方来经营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关键是日本进攻不进攻，日本如果进攻，他肯定要打。西南几省拿下来之后，他就已经在1935年和1936年国民党中央全会和五大上发表了很强硬的关于“最后关头”的讲话，对日政策最后的底线就是华北不能丢。日本如果在华北发动进攻，他一定打。

    中共承认公开蒋介石六项承诺很幼稚

    韩福东：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确实没有通知中共吗？说中共中央没有参与策划，这方面资料充分吗？

    杨奎松：当然没参与，资料很充分。从当年留下来的电报资料看，张学良曾经在事变前几天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急召中共中央负责和他联络的代表叶剑英来西安。中共中央光看到12月7号张让叶剑英赶快过去，说是有重要事情相商，但并不知道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就没有让叶剑英马上走，而是让他等了几天，等因病准备去苏联的王稼祥讲，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和平解决是中共从一开始就主张的，它并不希望因为西安事变造成全国内战。在这一点上，中共中央内部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和平解决。因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当时多数都想乘机把蒋除掉，只有张闻天等少数人对此有保留。

    韩福东：问题是，把蒋除掉后，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吗？

    杨奎松：对，这恰恰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当初中共中央领导人都认为，蒋介石是不可能同意和红军达成妥协的。既然把蒋捉起来，当然就要把他除掉，至少也要搞个公审什么的，把蒋从南京政府中排除掉。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样南京军队就会群龙无首，全国反蒋派一响应，事情就和平解决了。实际上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张学良、杨虎城，他们当时对蒋介石在国内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和蒋作为中国中央政府最高权力形象的作用估计，都大大脱离了实际。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西安事变会引起全国各界那样强烈的反感。

    韩福东：后来决定放蒋，那个时候有没有担心蒋可能不会遵守诺言？

    杨奎松：当然有担心。这就是为什么在12月25号决定放蒋的时候，中共中央专门有一个电报，要求无论如何要蒋留个字据。

    韩福东：张学良确实是没有通过中共，就在蒋没立字据的情况下，把蒋放走了？

    杨奎松：当然。蒋就这样走了，中共和杨虎城等其实都比较紧张，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接二连三地出来公布所谓蒋的六项承诺，毛选里专门有一篇文章就讲蒋介石承诺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不策略的做法。因为蒋是非常要面子的一个人，何况他又是全国的最高领袖，无论他的性格还是他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都不会公开承认自己在被扣押期间承诺了什么样的条件。何况蒋介石根本就没有和中共及张、杨进行过什么谈判，都是两宋出的面，他也无须承认自己在枪口下答应了什么，即使答应了，如此胁迫情况下的承诺也是可以推翻的。所以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很恼火，得知中共公布所谓蒋承诺后，马上来电斥责中共中央的做法很愚蠢。中共中央后来在1937年2月开会的时候，也承认自己当时这样做在政治上非常幼稚。

    韩福东：但是，抛出来之后，蒋也遵守了。

    杨奎松：以蒋介石的性格，以及当时他身边人的影响看，蒋本来也是会按照承诺去做的。你可以说蒋很笨，但这恰恰就是蒋介石为人处事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或者叫弱点。当然，蒋并不是所有条件都严格遵守了，像改组政府就没做。有些东西在他当时那种情况下其实也是做不成的，他也不能做。而且你把这个条件一公布，他就更受牵制了，有的事情即使能做反而也不能做了。这个道理很简单。

    西安事变前，中共军事失利，条件已放低

    韩福东：西安事变前，共产党东征，打到过山西阎锡山的地盘上。中华书局版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中说，张学良在和李克农会谈的时候，建议他们走宁、绥，因为宁夏接近绥远前线，又靠近苏联，阻力小，认为山西阎锡山的势力大，东征山西恐难顺利行进。李克农说，出山西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政治影响大，有利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剑桥中华民国史》也说，“东征”的一个后果是，西北地方军事领导人，包括张学良在内，开始相信中共的爱国主义诺言。这种说法对吗？

    杨奎松：完全不对。当时中共争取国人同情的一个最主要政治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去打山西，明摆着是打内战，是打中国人嘛，怎么能说是为了推动抗日？你把阎锡山打了，阎锡山就认为你爱国了？不错，打山西时红军是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打通抗日路线”，说阎锡山是日本走狗，阻拦红军去河北打日军。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宣传口号。打山西的下一步是转进绥远，然后接通外蒙，打通国际路线，即是要接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当然这一步后来没有实现，但东征山西的目的基本上还是实现了。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解决粮食和兵源的问题。你想，当年陕北苏区才有多大，原来在那里就有一支万人左右的红军，1935年秋冬突然又增加了六七千人，陕北那一小块地方，沟壑纵横，几乎寸草不生，哪有多少粮食可以供应这么多人口，老百姓也没有几个。因此，红军生存必须要满足的征粮和招兵都根本不可能做到。韩福东：山西阎锡山的势力很强大，为了粮食和兵源为何不去宁夏、甘肃？

    杨奎松：宁夏、甘肃都是少数民族地区，汉人红军去那里更不容易生存。红军一路长征过来，对此有很多经验和教训，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的，后来红军西路军2万多人全军覆没，就是因为跑到那个地方去，连块根据地都建不起来。何况，那两个地方也不比陕北强多少，一样也没有多少粮食和人。从陕北去山西就完全不同了，跨过黄河，就是河套地区，粮食多，人口也很稠密，很富饶，因此东征从征粮和扩军来说肯定是最好的选择。红军东征连捉俘虏带征丁，一下子就扩充了3000多人。

    韩福东：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不妨假设一下。没有西安事变，全面抗战会延后吗？中国未来的格局会不一样吗？西安事变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杨奎松：过去在美国有一个叫吴天威的教授，写过一本书叫《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他的这个书名应该说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多少年来，国民党的说法就是，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开始从成功走向失败的一个转折点。他们认为，国民党的失败都是因为西安事变，所以他们对张学良、杨虎城恨得要死。从中共角度来讲，毛泽东他们这一代领导人之所以一直将张学良、杨虎城称作“民族英雄”，也是因为对张、杨确实存在一种感恩的心情。因为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即我们剩下的这些领导人搞不好都会进监狱。毛的原话是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因为当时红军的处境确实非常危险，红军虽然有计划再搞一次长征，但试想一下，中央红军从江西出来一直往西打，走的是地方军阀控制的几省交界的地方，基本上没有和中央军正面交过手，就这样转了几个月到四川时，只剩下1万多人。到了陕北，只剩下6000多人，损失减员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央红军当年从江西出来的时候，准备了好几个月，人强马壮。1936年11月的时候，二、四两个方面军都已残缺不全，二方面军1万多人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几乎不能打仗，四方面军2万多人过了黄河，进了甘肃，后来全军覆没，剩下的两三万人大冬天还穿着短裤短衫。整个部队粮草、被服全无来源，枪弹也严重不足，中央军已经和红军正面交锋，要想再打到已有中央军严防死守的山西、河南、陕西这些地方去，恐怕打回来的可能都没有。这也是毛泽东讲等着他们的可能是牢狱之灾的原因所在。

    韩福东：即便没有西安事变，中共有统战的策略，又有苏联的影响，就不可能与国民党达成统一抗日的协议吗？

    杨奎松：在西安事变前夕已经没有可能了。蒋介石本来是想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他在1936年初就提出了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的条件，就是想要通过收降地方军阀的办法，把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把中共苏维埃政权取消，给中共一小块地方，搞一个地方政府。如能解决，就好腾出手来对付日本人了。中共最初不同意蒋的办法，要和蒋搞联合政府，要南京与中共，加上地方实力派，共同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双方多次谈判都谈不拢，直到共产国际出面干预，改变策略，到1936年11月红军已经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才同意按照蒋的办法做。但蒋介石眼看红军三个方面军都集中到甘肃来，中央军很容易集中消灭红军了，他的要价又高了，要收编红军，并要求毛、朱离开军队，到南京做官或出洋。中共当然也很难接受。当时在蒋介石看来，就是他对张学良所说的那句名言，即“最后五分钟的努力”。他已经看不出为什么还要和中共谈判了，干脆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好了，双方还怎么可能再去达成什么协议？结果很清楚，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共很可能会失败，但问题是，蒋介石太失算了，他完全没有想到张学良会背叛他。

1996年杨瀚生起在台湾为祖父杨虎城平反的念头，并在2005年付诸行动，他的作为虽然掀起舆论热潮，甚至引起时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注意，但终究没有下文。笔者曾在台北国民党党史馆采访馆长邵铭煌，他提到杨瀚还专门与他讨论过这个问题。邵铭煌的立场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认定将领杀死领袖随从，并将领袖扣押的行为是合法的，让国民党为杨虎城在西安事变的行动平反，根本不可能。

    邵铭煌的态度，决定了国民党短期内不可能为杨虎城和西安事变平反。这显示出国共两党对西安事变的立场差异。在中共的评价体系中，杨虎城和张学良是民族英雄，但国民党并不作如是判定，张、杨此后被软禁或暗杀的结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两蒋统治时期，国民党党史一直都刻意回避那一段历史。杨瀚此番并不顾及国民党的尴尬，要为自己祖父和西安事变“平反昭雪”，和国共开始第三次握手有关。而邵铭煌对笔者表示，可以为杨虎城被非法杀害道歉，但不能平反，因为平反涉及对西安事变的评价问题。国民党对西安事变持批判态度，这种评价迄今没有变过。

    宋子文不可能陷害杨虎城

    韩福东：杨虎城的孙子杨瀚要国民党为他祖父平反，国民党党史馆提出两个问题，出国的杨虎城当时为何回国，被拘禁起来？1949年是谁下令杀害杨虎城？现在大陆方面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对此有无新的发现？有没有证据表明，杨虎城被杀害是蒋介石下令？按常理来推，保密局自行决定和蒋介石下令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杨奎松：目前没有更新的证据，解释基本上和过去差不太多。沈醉的回忆录实际也提到了，没有上级的手谕，他提到这件事情可能和毛人凤这些人有关，但具体由谁下令，他也不清楚。

    韩福东：杨虎城抗战后为何回国？杨瀚在《杨虎城大传》里提到，米暂沉（曾任杨虎城秘书）后人米鹤都那有宋子文让杨虎城回国的电报。杨瀚认为是国民党引诱杨虎城回来的。但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对电报的真实性怀疑，因为宋子文在西安事变后对张、杨都是比较保护的。

    杨奎松：宋子文对张肯定是比较保护的，对杨没有这样一个承诺。我觉得，有电报没电报和阴谋都没有太大关系。蒋通过什么方式希望杨虎城回国，也是可能的，但是和宋子文的阴谋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根据对宋子文的研究，从来没有发现他在这方面跟蒋串通一气，要害杨虎城。这是不可能的。

    韩福东：按以往的说法，杨虎城为何回国？

    杨奎松：以往的说法是，他自己回来的。抗战全面爆发了，他自己要回来抗日。实际他是公开回来的，回来后被拘禁了。

    韩福东：国民党方面也很在意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与中共的关系问题。流传的说法是，杨虎城最初想要入共产党，但中共没有同意。1928年同意他入党时，他已经离开日本了。但杨瀚说，实际情况是，他从日本回国后，收到准许他入党的函件了，但他那时向右转了，拒绝加入。

    杨奎松：这个完全有可能，因为实际上他后来对共产党并不信任。包括西安事变之前，中共跟张学良建立关系很容易，张自己很主动，但杨虎城在这些方面始终跟中共中央保持距离。

    韩福东：可是，杨虎城的部下，包括他的夫人，有很多都是共产党员。

    杨奎松：这种说法不准确。他的部队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但是那些共产党员，按照后来中共的正式说法，大都是脱党分子。他们不是有组织的党员，不是渗透进去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派进去的党员。杨虎城的夫人也不是。

    韩福东：杨虎城知道他们是脱党分子吗？

    杨奎松：他知道。正是因为他知道，所以他愿意用他们，他认为这些人很能干。东北军的作战能力不行

    韩福东：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打过几次，都失败了。

    杨奎松：那是1935年的事情（1936年西安事变前则不同，蒋刚刚取得了对红军在甘肃黄河沿岸作战的胜利，把红军主力逼到了甘北一隅）。那时因为东北军作战接连失利，张学良又得知南京方面正在与中共秘密接触，他当然会想，你蒋介石能跟中共谈判，我为什么要牺牲东北军跟中共打仗？

    韩福东：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确实是跟作战失利有一定的关系？

    杨奎松：当然有一定的关系了。他在1935年之前跟中共中央没什么关系，想加入共产党也是1936年6月的事情。东北军当时的作战能力不行，完全不可能跟红军交手。

    韩福东：蒋介石当时没有意识到东北军的作战能力问题吗？他为什么不调更强大一点的军队去剿共？

    杨奎松：蒋介石派张学良，是因为当时中共到陕北的红军只有几千人，蒋介石根本不重视，他那时的重心放在西南，因为西南是独立的。他想把西南弄到手，变成他抗日的后方。另外，因为中共的主力部队（五六万人）都在川康地区，所以当时他把重心放在那边。没想到实际上中共中央在这边，而且利用这边靠近边境接通了跟苏联的关系，这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西安事变不可能是杨虎城主导

    韩福东：台湾学者多认为，在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比张学良强硬得多。

    杨奎松：实际上两个人的态度差不多。只是在12月25号最后放蒋的时候，要不要蒋写一个书面的承诺，双方才有分歧。包括放蒋，杨虎城也是同意的。要蒋的书面承诺是中共中央先提出来的。中共中央提出来以后，杨虎城就觉得中共中央提的是对的，既然中共都这么坚持，就应该坚持。

    韩福东：杨瀚认为，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主要作用。另外，上世纪90年代，张学良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根据你的研究，西安事变中杨、张他俩谁更主要一些呢？

    杨奎松：我觉得这个访谈不太准确，张之丙给张学良做的口述当中，很多问题提的都不太准确，记录也不准确。这个很难相信的。因为无论是从中共保存的双方接触交涉的档案资料看，还是从张学良自己五十年代写的回忆录看，这一点都很清楚。肯定是张学良一直在主导这件事，杨虎城与中共的交涉一直十分谨慎，与中共结盟的时间也比张晚得多。张学良1936年4月底就有与蒋撕破脸的想法了，中共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就是建立在与张学良合作之上的，最初所有计划都没有提到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当然，就后来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法而言，确是杨虎城出了一个主意，主张利用蒋来西安视察，把蒋捉起来，这也有档案可以作证明。

    韩福东：是杨虎城先起意发动西安事变的？

    杨奎松：张学良当时觉得，已经无法劝蒋停止剿共了，杨虎城说还是有可能的：你如果是真心干的话，就趁蒋介石来的时候把他捉起来。不过，在这之前，张学良跟中共在4月下旬就已经谈得很清楚了。他要反蒋，无非就是时间问题，他想等半年。半年之内他准备一些工作，等苏联的态度。红军当时在陕北有1万多人，东北军有十几万。这才是后来会发生西安事变最主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