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国利器： 红夷大炮

雨夜

误国利器： 红夷大炮

（选自《中华遗产》2010年第11期）

公元1604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东来的荷兰人在中国东南沿海与葡萄牙人的军事冲突中，使用了一种欧洲制造的前装滑膛加农炮，明人史籍中称为“西洋大炮”。因为明朝人称荷兰人为“红毛夷”，所以这种火炮又有“红夷炮”的别号，清代因满人忌讳“蛮夷”字眼而改称“红衣炮”。该型火炮材质多为铜或铁，设计合理，身管长，管壁厚，自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柱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节射角，配合火药用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拋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

（选自《中华遗产》2010年第11期）这是中国火器史上最为纠结的一段历史。中国是火药和火器的故乡，但明朝时却要花尽心思偷学、引进西方的火炮。中国人曾经无比迷恋、呼为神器的“红夷大炮”真的能挽救国家于危亡吗？历史证明，明朝的城池大多是被他们自己引进的大炮轰开的，红夷大炮竟是“误国的利器”？

红夷大炮进中国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一农是火炮史方面的专家。2006年英国皇家火炮博物馆要办一个展览，请他去做鉴定。他一进库房便大吃一惊，竟然有700门古炮聚集在一起！这些古炮乃是大英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缴获的战利品，其中一部分就出自明代负责北京防卫工作的官员黄克缵之手，被称为“吕宋大铜炮”。

这种炮严格意义上说也是靠偷学的技术打造出来的：当年曾经有闽南人侨居菲律宾，他们多数在当地充任工匠—铁匠、铜匠、铸匠等。他们是第一批接触到当地西班牙火炮的人。一些人回国后被黄克缵寻访到，开始尝试制造这种巨炮。可是制造这种火炮技术要求非常高，尤其是这些低级工匠乍看就会的，其实仅仅是皮毛而已，等炮真的铸造出来，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当时，他们一人负责铸造两门，一共铸了28门大炮，全部运到与满洲人对阵的最前沿—辽东地区。但是一开 仗，这些炮纷纷炸膛，基本无法使用。

此时距明军偷造佛郎机也已数十载过去了，仿制火器一代比一代粗糙，军火库里的明军火器几乎全是垃圾，频繁炸膛，简直是一堆不定时炸弹，无人敢用，只有一些三眼铳和鸟铳勉强可以上战场。

那时候明朝“先进”的热兵器对阵满洲人“落后”的冷兵器，是怎样一种情形？举个例子，明军用三眼铳，平行的三根枪管，每一根枪管一个点火孔。打仗的时候，把三个枪管的弹药都装好，敌人冲过来的时候，点火，打一枪，再转一百二十度，再点火，打一枪发弹速度是比较快，可是缺乏瞄准器技术，准度很差。结果两军对抗，三发没打到敌人，对方的骑兵已经冲到面前了，只好再拼刀。结果热兵器完全没有在欧洲战场上的威风，被冷兵器毫无悬念地战胜了。

很快，连同北京在内的北方广大地区，便处于后金八旗铁骑威胁之下。有着“以文制武”传统的大明，在万历皇帝的鼓励下，急命“知兵”文官献计献策！

广大爱国文官倒是相当踊跃。但他们毕竟是一群“外行”，根本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案。唯有当时的钦天监(国家天文台)官员徐光启的奏折—启用西洋神器红夷大炮，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徐光启生于上海近郊一个贫农家庭，他不是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翰墨文人，他与天主教传教团耶稣会有长期的交往，甚至像婴儿一样受洗、入教。通过在华传教士的熏染，他成为中国最早开眼看欧洲的人，他跟随利玛窦学习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几何”二字就是他译定的；他还把南方一种稻类引种到北方，天津小站稻从此名闻遐迩；他还让北方人吃到福建白薯。

不过因为是士大夫中的异类，徐光启总是受到排挤。引荐西洋炮之举，能否完成他用西学救中国的心愿？而且怎么才能让“夷人”将手中的利器卖给中国人呢？

他首先想到的是借东风—到澳门买大炮。

澳门当时是西方人在中国唯一的居留地。从16世纪中叶以来，中葡双方就建立了一种概念比较模糊的和平相处关系，天高皇帝远，这中间有灰色地带。一方面，明朝政府已经习惯了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存在，并把澳门葡人当做华夷政治秩序下的一个新的外夷藩属。另一方面，葡人为了稳固在澳门的地位，使之合法化，不仅每年明里上缴两万两税银和五百两地租，暗里也不放过任何一个结好中国当局的机会。除了对地方官不断的行贿外，还出动军舰帮助明军镇压叛乱。另外，葡人在澳门的军事工业也比较发达，为了防范西班牙和荷兰等殖民对手，葡萄牙在澳门建有9座炮台，后来建立了著名的博加劳铸炮厂，制造欧洲最新式的大炮，被远东葡人称为“世界上最好的铸炮工厂”。

徐光启决定要到澳门去弄炮，并招聘会操作火炮的铳师，准备再行研制。结果他费劲心机在澳门弄的炮和炮师刚走到南昌，自己却被免官了。还是当时另外一个天主教徒李之藻辗转把这四门炮运到了北京。

没有徐光启这样的技术人才，研制大炮自然成了泡影。皇帝想到的还是“拿来主义”的老路，就用现成的炮来守城吧。可四门炮怎么够？巧合的是，在1620年前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艘 “独角兽”号舰船，因遭遇台风在广东阳江海域沉没了。当地官员邓士亮巧妙地打捞起了沉船上的大炮，除了中小铳外，共捞得大铳(红夷炮)36门，并将其中24门紧急运往京城。这其中半数被运到宁远。

在宁远大战中，袁崇焕将这些“原装进口”的红夷大炮摆在城墙上，满洲人根本不知道这种武器的厉害，结果死伤甚重。这就是朝鲜人韩瑗在日记中记载的事件，袁崇焕和红夷大炮一战成名。

天启皇帝特地降旨“封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和辽靖虏大将军”。经此一役，红夷炮的威名才让明朝廷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们所折服。在来华传教士和西洋工匠的技术支持下，1630年（崇祯三年），徐光启、孙元化等受命前往山东主持仿造红夷炮的工作，至该年八月，共制造出大中小各型红夷炮400余门。这些火炮后来被布防到北方边境的各个军事要塞里，紧接着，明朝又组建了一支以装备红夷炮为主的火器部队。

虽然当时的明朝文人曾经夸张地形容“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的红夷炮“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但是这种威力不俗的大杀器也有着致命的弱点。因为即使是体量相对袖珍的野战型红夷炮，其装填发射的速率也并不高，每发射一次，都会严重偏离原有射击战位。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火炮需要经历复位、再装填，再次设定方向角和仰角的步骤。因此，即使当时最训练有素炮兵也只能达到一分钟一发的射速，且炮体笨重，无法迅速转移阵地，故在野战时，多只能在开战之先就定点轰击，当对方情势发生逆转，则往往无法机动反映。如果没有数量足够的步兵协同作战，那么火炮就会轻易落入敌人的手中。于是后来的史书中，红夷炮又留下了“长于攻城，拙于野战”的记载。而明军相对于八旗军，恰恰就有野战为弱。

而作为明朝死敌的后金统治者，自从折戟宁远城之后，也极其盼望能获得红夷炮的技术。同样是在1630年，有后金国人在辽东外海的一条沉船上打捞出了一门红夷炮。喜出望外的皇太极当即令国中汉族工匠对此炮进行仿制，经过数月努力，采用失蜡法铸造出了后金第一门自产红夷炮，炮身竟是采用钢制且很快量产！1633年4月，徐光启等人苦心顾虑打造出来的西洋火器部队在吴桥兵变中瓦解，该部将领孔有德、耿仲明率3600名火器兵，携带十几门红夷炮渡海投降后金，八旗军由此组建了自己的炮兵部队“乌真超哈”。1639年的松山之战，八旗军红夷炮队猛烈的火力就让明朝人深感吃惊。据明将樊成功口报:“达贼将松山25,26两日狠攻，城中拾得打进炮子601余个，俱重十余斤，目下南墙所装红夷炮37门。”

松山大战后，明军关外红夷炮大多落入八旗之手。明军只有驻守宁远的吴三桂部，尚存有十多门红夷大炮，而此时屯兵锦州的清军已拥有近百门红夷大炮。满人曾扬言:“将炮一百位摆作一排，凭它哪个城池，怎么当得起三四日狠攻?”

当时尚为明朝服务的著名西洋传教士兼军火专家汤若望惊呼道:“彼(指八旗)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孰意我之奇技，悉为彼有。”可叹明朝曾经倚重的护国神器，此时竟成为八旗兵攻城拔寨的敲门砖。军事技术优势的丧失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满人入关，一统中原后，在和南明残余势力的交战中依然重视发挥红夷炮的作用。比如在著名的江阴之战中，清军就动用了各类红夷炮224门！康熙年间，在西洋传教士的帮助下，先后仿制出905门大小火炮，除了部分臼炮和源自“佛郎机”的子母炮外，绝大部分是“红夷炮”的魔改版。这些火炮在清朝初年的内外军事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到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老迈年高的红夷炮家族依然是清朝军队装备的主力炮种，随后才因为技术极度落后而逐渐被新式火炮取代。

诚毅

不是火器误国，实在是人误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