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敌对势力

诚毅

                                                  官员，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敌对势力                        

美国全球金融诚信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说，2010年，发展中国家流向海外的“黑钱”比前一年增加11%，达到8588亿美元，中国占近半数，损失资金达4204亿美元。马来西亚和墨西哥损失规模分别排第二和第三位，不过中国流失的金额却是它们的8倍。
   
这份报告的执笔人金融诚信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卡尔（Dev Kar）表示：新报告的数据再次说明中国的经济是一颗定时炸弹。中国非法资金大笔大笔外流，长远来说，整个社会和经济秩序将难以为继。仅2011年，经由非法途径从中国往外转移的资金达6020亿美元。从2000年到2011年十年间累计的外流资金，高达3.79万亿美元。
   
这绝非“敌对势力”的危言耸听。中纪委内部通报初步统计：截至2010年累计中国非法外流资金达4120多亿美元，去年已突破1兆美元，至今年估计将达1兆5000亿美元。其中，2010年4120亿美元，2011年6000亿美元，2012年超过1万亿美元，2013年将达1.5万亿美元。
   
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所谓“高速发展”即官员以“GTP”为政绩晋升的同时，资源与环境遭到极大破坏，近期出现的全国范围的大面积雾霾天气则是大自然对这种以破坏为代价的“高速发展”的回报。然而，这种以破坏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带来的财富却遭到“一部分人”的疯狂掠夺，而在这种掠夺的狂潮中，掌握权力而又缺乏监督的各级官员则成为最大的赢家。由于惧怕国内发生不测，他们纷纷将家眷及大量赃款黑钱向境外转移，使中国整个社会和经济秩序将难以为继而成为定时炸弹。当炸弹爆炸时，他们会立即叛逃到境外与家人团聚，继续享受荣华富贵。毫不夸张地说，官员，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敌对势力。
   
更为可怕的是，贪官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的犯罪已经形成集团化，网络化，拔出萝卜带出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互相关联，互相包庇。特别是他们掌握着国家机器，可以通过立法手段保护自己的犯罪行为。四川重庆高官雷政富接受性贿赂的淫乱视频被网络上爆料之后迅速出台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应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就用法律的形式保护了其他大大小小的雷政富接受性贿赂的丑闻被网络曝光；“房叔”、“房婶”、“房姐”、“房妹”等等多户口多房产的各级领导及其亲属纷纷被曝光之后，全国多地相继以暴露他人隐私为名闪电出台限制“以人查房”的规定，从而将更多的没有被曝光的“房爷”，“房奶”保护起来。

网文转载

dandenong

95%中国人是敌对势力

蔡慎坤

教育部长近日坚称，“敌对势力的渗透首先选定的是教育系统”。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在微博中反问：“教育界既然是被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那么，能不能说说，这个敌对势力，包含哪些国家？教育界的敌对分子，到底占教师的多大比例，到底有哪些人？

“敌对势力”在中国，总能找到可乘之机，大至民族问题乃至上层权力之争，小至公民维权乃至爆炸起火垮桥拆迁城管打人之事，事后总有声音发出来，跟所谓“敌对势力”扯上关系。

包括我们呼吸的雾霾，我们所吃的有毒食品，没有免费的义务教育，大病得不到救助，养老得不到保障，甚至于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特别是从上到下有目共睹的腐败，或许都跟“敌对势力”脱不了关系。

今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列举了美国正利用5大“敌对势力”阻碍中国崛起，包括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

按这位袁所长的分析，估计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属于“敌对势力”了。所谓异见人士，无外乎是对党和政府抑或某个人提出批评的人，在毛泽东时期，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甚至是朱镕基都是异见人士。而所谓的弱势群体，除了权贵一族，数以十亿的人恐怕都是弱势群体。袁所长的思惟或许依然停留在阶级斗争敌我分明的时代，也难怪，他的看法其实很可能只是权贵的想法。

何谓“弱势群体”？官方没有明确界定。2002年，朱镕基总理在卸任前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首次提及（或是恢复）了“弱势群体”的字眼，当时主要触及四种人：下岗职工、“体制外”的人、进城农民工、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这个表述其实并不准确，弱势群体可以延伸到更宽泛的范围。

从下岗职工可以延伸到失业者、半失业者和待业者。“待业”这个名词，官方已很久不用了，指到达就业年龄而未能就业的人，现在据说已经纳入失业者的范围。大学生毕业，相当时间找不到工作，也是失业者。半失业者，一般是指其职业不固定和收入不稳定，时有时无，时多时少。这些与下岗职工，本来有业，现在无业，来历不同，现状无异。

从进城农民工，可以延伸到相当多数的农民。农民工进城打工，其收入比务农多，就业机会也好一些。但他们干最累、最苦、最脏和最危险的活，拿最少的工资，并且多数、长期被拖欠。而那些未离开农村的农民，其处境同样艰难，他们种少量的田地，只能艰苦度日。还有那些失去田地农民，补偿有限，早就沦为弱势群体。

所谓“体制外”的人，其实也是无业者，不是失去了职业，而是从来就不在任何单位工作。这些人基本上没有收入，有也不常常，除靠家里养活外，生活无来源也无保障。一旦失去赡养或养活者下岗，其困难更大。这类人在城镇和农村都很多。

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是指拿养老金（退休工资）不多的老人，其困难可想而知。后两种人，又包括一大批老弱病残者，同样是收入不多或无收入的弱势群体。




下岗职工是这个时代最为悲痛的弱势群体，属于国企改革和政府政策的一个产物。他们中的一些40、50成员，从“铁饭碗”到打工族，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攻坚破难的不容易。但他们普遍生活困难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还有更多混迹于城市的蚁族，他们是当代中国最年轻的弱势群体。他们大学毕业，年龄在岁，属于80后、90后，是所谓的高知一族，在城市里却过着像蚂蚁一样的群居、搬家、奔波、拼命、弱小的低微生活。他们“蚁居”在城市的边缘或中间，却很难融入城市，也很难买房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

当中国庞大的社会财富在不知不觉中被少数利益集团所掠夺所瓜分，这个社会处处出现出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即所谓的弱势群体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当弱势群体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被抛弃的时候，这个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就会变得愈来愈脆弱。

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演变了的中国涂脂抹粉，但却很难说服那些在突起中被剥夺了基本利益或遭到无情抛弃的广大弱势群体。是弱势群体的奉献忍受牺牲换来了中国的繁华和发展，而不是弱势群体干扰抑或影响了中国的崛起。

当利益集团打着各种旗号忙于瓜分权利和财富时，弱势群体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面对分配制度不公造成的富人与穷人，官员与平民的对立，造成的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面对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腐败得不到惩处、民间疾苦得不到关怀，弱势群体除了失望懊丧，不仅连呐喊的权利也没有，即便通过正常途径上访乃至批评，也常常被视之为攻击体制甚至是危害安全。

而假借稳定和谐之名，极力维护现行体制的权贵，实际上干的都是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邋遢勾当，甚至早就将掠夺的巨额财富转移到海外，并且纷纷把家人和亲属移民到海外，他们掏空了中国的社会财富，毁灭了中国的自然环境，阻碍了中国的正常发展，败坏了中国的传统道德，在炮制了极少数权贵的同时让近十亿人沦为弱势群体。而袁鹏反污弱势群体是“敌对势力”，请问世界上有几个政权敢把绝大多数人民当成所谓的“敌对势力”来看待？

十八大以来，因贪腐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就有200多人，包括党和囯家领导人以及一大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这些腐败分子帮派势力才是真正的“敌对势力”，从已经曝光的案例来看，“敌对势力”敛财的手段千奇百怪，其攫取的财富早己超过世人的想象也超过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贪官！教育部长是否意识到，对中国教育系统渗透最深危害最大的就是这样的“敌对势力”。

kindwater

其实真正的敌对份子，是那些假借稳定和谐之名，干着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邋遢勾当的「腐败分子、帮派势力」。
   
    他们掏空了中国的社会财富，毁灭了中国的自然环境，阻碍了中国的正常发展，败坏了中国的传统道德，而且早就将掠夺到手的巨额财富转移到了海外。对中国教育系统渗透最深危害最大的，也就是这样的「敌对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