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严重贫血的全球化

夜漫漫

严重贫血的全球化

罗祖田

    先说说历史常识。
    迄今为止，一部有文字可考的文明史，其内核无疑是一部强权史。在欲望与智慧的作用下，权力的不断组合与变迁，演绎了人世间的五彩缤纷与光怪陆离。但是只要强权时代不变，这个文明就算不得已经成熟。为我们所熟悉的，为权贵们所吹嘘的种种社会形态，都只能是个历史过渡。
    文明社会强权的集中体现，始于家族、氏族、宗族，中经庄园、城堡、诸侯，再到拥地千里以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律法大国。总地来说，虽然各地域的情况不尽相同，各权力中心的名称乃至结构五花八门，文明演进的主线并无二致。便是权力必然延伸。每到一个阶段或临界点，权力扩张须停下来，消化既有果实。一旦强人们认为权力获得了巩固，尝试进一步扩大权力的行动便又付诸实行。由于欲望乃人之天性，无从垄断，极力维权与极力扩权的斗争便贯穿文明始终。在现代宪政民主出现之前，传统政治便构成了文明的主旋律，一切都绕着它转，宛如众星拱月。这在极权情况下，尤其如此。
    这无疑是很山寨的事情。它为人间生活带来的人为的乃至恶意的家破人亡、啼饥号寒、人如蝼蚁、互相残杀等等，便是那些军政强人及其御用文人，时常也不得不假惺惺地作点哀伤表示。
    人性的恻隐一面不能对此熟视无睹，同时智慧也告诉了各阶层的人，上述惨剧并非不会落在自己头上，由是是非、善恶、美丑、公平、正义、法治、民主、人权等等文明准则变得越来越强烈和紧迫。其最高理念便是普天之下能够普度众生。一应正教的度世主张，莫不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但它们注定了只能成为生活的重要手段，成不了生活的决定性力量，全因强权下人的生存条件首推肉欲，其次才轮到灵性。认为文明是由不公推进的，话不中听，但是真实。
    古来的哲人们看见了这一点，但是为了觅得人类出路，他们仍孜孜以求普度众生的可能路径。从理想国、大同世界、各种社会主义到今天的全球化，皆属于此一范畴。法西斯主义和马列社会主义严格地说也属于此一范畴，手段不同而已。很大程度上，法西斯主义和马列社会主义较之民主社会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离科学和理性更近，因为它们似乎更深刻地洞察了人性本原。

    二十世纪的历史宣告了这两种另类理想国的破产。依得法西斯主义，世界只会日日充斥血腥恐怖画面，逻辑上只有把人全部消灭，生活才会再现强人希翼的纯洁，当然到了这一步强人的生存也没了意义。依得马列社会主义，结局一样如此，如今它被世界抛弃决非偶然。但是战后世界的进步似只宜说比较差强人意，现实依然严竣。因为旧的不幸症结仍在，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即便美、欧社会，民主制度也只是打开了通往新文明的大门，未来路在何方？并不能说有了答案。例如眼界越高，心灵越空虚，世界越小，人越孤独，科技越发达，人格越异化。事实上，地球的资源和膨胀的人口特别欲望扩大，此种极难调和的关系极易酿成新的大灾难。要消除新的大灾难，惟人类协力行动不可。欲使人类协力行动，各执一词的强权无疑是必须搬走的拦路虎。
    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济世良方得以出现，主要表现为欧盟和美国倡导的全球化。

    从理念上说，欧盟这号社会主义目标不再象以往的社会主义那样目标宏大。作为《理想国》与种种社会主义信念的故乡，它显然早就认识到了世界化是文明的必然道路，但是实现此一目标的条件并不具备，只能一步步来。不论它的出现在冷战这个特定条件下有多少无奈成份，且有可能异化为超级强权国家集团，其宗旨还是意欲在欧洲范畴内告别战前那种谁也跳不出国家悖论的历史怪圈。具体地说，至少欧洲范围，要让强权时代转化为协商时代，让人权切实高于主权，让互相屠杀的战争成为历史。它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冷战结束，一时间欧盟之路显得前景很是宽敝明亮。至少，就全球性地缘政治而言，东方的威胁已去，只须面对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而这个确立了民主制度的美国是可以与其和平相处的。
    但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很快压住了欧盟的风头。从表象上看，美国比欧盟更加理想化，仿佛二战期间人类的解放者再现。但究其实，美国是否容不得世界主导者的地位被其它权力中心取代呢？很大程度上，全球化已然演变为全球新一轮社会主义。固然，它不是法西斯的世界新秩序，不是共产党的让红旗插满全世界，也不是伊斯兰教义的真主至上。
这号全球社会主义一度来势汹汹，大有开创新的文明纪元之势。它以美元冲锋陷阵，辅之以民主、人权理念，超强军力作为坚强后盾。它颠覆了一切传统的追求世界一统模式：不再首先倚靠虚幻的教义或赤裸的武力，且有明显的利益输送给了各国的精英阶层，不乏小民也沾了点光，当然让很多人欢迎，甚至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此种理想仍旧在现实面前碰壁，也一定会要碰壁。
最大的障碍不是不同文明与制度的冲突，而是“封建割据”权力。毕竟，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同的权力制度，都离不开国家这个基地。离开了这块平台，任什么戏都唱不成。以中国为例，在打开了眼界的权贵们看来，经济全球化或民主资本主义，其实不是恶狼，而是肥羊，尽可以为我所用，经济上互通有无，可以极大地促进中国国力，当然，全球化不得冒犯中国的国家主权底线，不得威胁他们的既得利益。实际，多数国家，包括很多民主国家，现阶段仍会固守这条底线。乃因未来并不明朗，不可以把鸡蛋全装一个筐里。而随着这些国家国力的增强，美国实力不免反倒捉襟见肘。今天美国新总统倾向于现实主义，是个很好的诠释。若以为商人出身的新总统多为商业眼光，不免是种机械的阶级出身论。固然，美国新总统到底会把美国和世界引向何方，仍须拭目以待。
这就需要回顾一番历史上的反封建斗争。
毫无疑问，封建割据在历史上曾起过相当的进步作用，它曾是欧洲孕育自由、民主、科技崛起、工业革命的母体。反面的例子是中国。秦一统中国，高度集权取代了封建割据，文明再也无从裂变，长达两千余年总是唱老调子。因为大一统固然阻止了封建割据的恶性竞争，但是只有垂直权力而无分权机制的社会生活，也就消灭了一切竞争因子。所以秦制对于封建割据是倒退，本质上是复辟了奴隶制。这点相当重要。但是，封建割据只有在农耕条件下才是常态，面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科技发展，以及思维方式、见解的更新，那种政治强权画地为牢的情况就日渐反动。仅仅一国之内因割据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反封建就势在必行。这轮大博斗，已然成为反动力量的封建势力先后都打了败仗。
不过，这场斗争基本上限于一国之内。就洲际范围特别全球范围来看，更高层次的封建割据仍屹立不倒。今天，不要说全球范围了，便是洲际范围，除了欧盟有了重大变化，仍是列国割据时代。称此种国家割据时代为高层次的封建割据未尝不可。它们的区别在于，历史上封建割据下的诸侯或列国，有些是自发的，有些是由上面封赏的。今天的国家基本上是历史形成的，文化渊源及情感纠结更具基础，也就更加难以撼动。联合国关于主权的规定，反映了这一点。无疑，联合国宪章照顾到了时代特点。不过，认为联合国宪章天经地义，不免大谬。
事实上，一个怪象很快出现：一国之内，防止封建复辟理所当然，列举的理由堪称义正词严，无懈可击。但从洲际范围与全球范围看，要求进一步反封建则为大逆不道，势必受到国家的无情剿杀，受到爱国主义的愤怒声讨。上世纪六十年代掀起的去殖民化与独立浪潮，限于那个时代看无可指责，偏偏使得国家主义进一步难以阻遏。于是即便民主国家，反国家主义也不会是顺耳的声音。在很多国家，官方常见的理由是秩序不容破坏，祖国神圣不可侵犯。就前者而言，一定时期并非毫无道理，但掌控国家的权贵却决不会谈及他们最关心的乃是自身既得利益的问题。仍以中国为例，看看那些官样文章和具体行为吧，基本上是闹剧，让人看不懂精英们成天想什么？关于后者，专制下的祖国从来都首先是权贵利益的保护伞，是工业文明以来一切人间不幸之渊薮。
有一种流行的观念需要矫正，便是认为专制制度乃一国之内万恶之源，这其实是另一种只谈所有制，不谈所有权。形象地说，国家主权是母，专制是子，当然民主也是子。自家的儿子总是好不过的。如果非要说这个儿子要不得，也只能由自己来说，别人不可以说三道四。建立民主制度不易，让民主制度成熟尤其不易，深层次的症结就在这里。反过来说，没有国家的袒护，或专制没有这个避风港，专制便不可能常常那么嚣张。今天的成熟民主国家，专制不再有大市场，是因为国家主权这个母体不再混帐，已变得比较贤良，而在专制国度，就不一样了。切不可以小看这一点。
欧盟的洲际化和美国倡导的全球化，大方向的正确不言而喻。不过，作为欧洲疆域内的反“封建”，欧盟只宜是文明演进的升华，而算不得创举。其新意在于老路走不通了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运用的是和平、协商、自愿的手段。当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今天的时代仍殊属不易。作为曾经的世仇，法、德两国如今成了欧盟发动机的文化、经济双引擎，东亚的中国、日本，有此胸襟与魄力么？
倡导经济全球化就更不新鲜了，根本上不过是当年大英帝国要求全球自由贸易的升级版。斯密的《国富论》揭示了经济演进的一般规律，它的很多原理今天仍未过时，但是重大缺陷也很显然，一度被很多国家抵制也就理所当然。例如德国的历史学派经济思想，就很不看重英国推行的自由贸易。细察根由，仍是割据状态下强权政治国家在作崇。突出的表现为，自由贸易首先对大英帝国好处多多，总是使它赢者通吃，别国自然不干。可是，大英帝国若做不到赢者通吃，它就没有实力推行世界化。这正是今日美国的现实。若效仿大英帝国赢者通吃，它就成了侵略者，一应辩解皆苍白无力。恪守美好理想让利其它国家，时间一久必定费力不讨好，且可能被“邪恶”国家利用另搞一套游戏规则。事态严峻就在这里：美国的世界化理念，尚且难以行通，让历史上种种世界化理念再重演一次，会是什么画面呢？而不堪回首的历史今天并不能说完全不会重演。
今天，科技、经济、文化的发展无不要求全球化，要求一种全新的全球民主共治生活，各国乃至各大洲的发展很不平衡，又决定了只有国家强权才能维系世界秩序。这样的悖论，没有一个权力中心能突破围城。堪称有史以来称职的美国这只文明领头羊并无力做到，能够指望俄国的东正教、伊斯兰教的真主至上、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做到么？如何突破围城，也许二十一世纪都指望不上了。如果不是美国的全球化横插一杠子，欧盟未必会遭此今天的重创，民主常常显得那样的中看不中用。很可能，还须一两个世纪的时间才可望出现实质意义上的全球化。其主要指标，须是完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反封建斗争，让国家主权成为历史。有理由认定，美国的很多精英常具前瞻目光，但历史战略的纵深眼光未必超过欧盟的精英。不妨这样说，强权时代任何全球化主导者，如愿以偿的几率为零。纵然动机崇高，只要强行为之，终必异化、蜕变，走向反面，为极权制度提供另类榜样，鼓励它们继续“合纵连横”，各个击破。
看来，全球化的前提应是各大洲首先完成反封建任务，一如国家化的前提是在各国国内完成了反封建任务一样。使用今天的语言，便是效仿欧盟，各大洲先行完成一体化。惟其如此，欧盟这号洲际化才能巩固下来，正如各国国内若仍旧封建割据，所谓国家化只会徒有虚名一样。事实上，今天的欧盟正在经受严峻考验。英国脱欧，反映了很多重大问题。例如，现实的权益分配机制有待改进，历史上长期凌驾于欧洲大陆的文化心理影响，美国的全球化使欧盟的洲际化相形失色等等。进一步说，冷战结束，美国不免有点昏了头脑，不免轻率地认为没有它干不成的事情，并不认为“日不落”的命运一样可能落在它头上。它原应该效仿欧洲，首先倾全力打造北美一体化，与欧洲一体化遥相呼应，于世界的贡献只会更大。它当然会弱化世界领袖的荣誉，不免给极权统治者带来错觉，所得将是北美、欧洲两个一体化实体于世界的影响更扎实更深远。担心其它权力中心取代美国后会给世界带来新人道灾难，有一定道理，但多为托词，既说服不了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也经受不住时间检验。因为只要北美与欧洲两个一体化实体坚如磐石，便足以抗衡世界任何风浪。进而倒逼其它洲团结起来。很简单，抱团才能取暖。这对于中小国家，尤其别无选择，除非甘心被边缘化。例如拿9•11后的反恐来说，假如北美是个大实体，“老欧洲”给予坚决支持，反恐何至于剪不断，理还乱？反过来说，只要全球化名不符实，世界权力单位仍旧碎片化，某些权力单位的野心家就大有用武之地。实际，北韩的独裁统治敢于不自量力地挑衅世界，与世界权力单位的仍旧碎片化大有关系。北韩尚且如此，坚持皇国史观、又有相当实力的红朝就更加不消说了。当然最有说服力的例子首推二战前的世界格局，纳粹在当时的欧洲能成大气候，各个击破，一度所向披靡，无非胸中各有小九九的列强绥靖了它。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对极权本质的认识，与它自诩的民主领头羊的职责实不相称。固然，各大洲就算实现了一体化，各大洲之间仍不免新一轮“封建割据”之嫌，因为洲际化取代了国家化，是个进步，仍不是全球化。维系洲际之间的权力平衡，仍免不了强权，但终归为全球范围最后的反“封建”简化了程序，提供了范本，奠定了新基石。当然，这样的洲际时代不排除多种形式，例如亚洲或非洲，并非不可能出现两个共同体。
如果上述逻辑能够成立，那么日后的世界叫全球化或地球村也好，叫全球民主社会主义也罢，相当时间内还只能是理想，不是现实。从文明必然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规律看，这一天肯定会到来。这一天到来之前，没有一个国家或世界权力中心能够解决人类的种种重大问题。历史告诉了我们，这样的前提下，灵性是压不倒肉欲的，这是人类的命数。
所幸的是，科技、经济、文化的发展，能够加快此一进程。而不必像历史故事那样，仅仅国家化的完成到巩固，就须上千年的时间。突出的作用力将是网络。此种全球化的新载体，只能是国家特别专制国家的克星。它愈是遭受打压，反弹反击愈烈，最后只会暴露出仍欲画地为牢的国家主权的反动与可笑。

再说说中国。
跟现体制下的中国权贵谈这类问题，毫无意义。他们的利益乃至思维和见解，对此只会视为妄议。他们基本上仍是皇国史观，喜听令人作呕的歌功颂德，信奉的乃是富国强兵旧套路，幻想着一朝国力允许，便傲视世界。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要把十几亿人打造成要么十足的脑残，要么狂热的民粹。不得不说，他们并非没有收获。脑残与民粹，数量真不少。要在中国谈这类话题，须待民主制度确立，中国全面融入了世界。
但是中国文化思想界尤其民运人士却应该关注未来的文明演进。具体地说，严重贫血的全球化是撼动不了极权基础的，强行为之，不免反倒促进民族主义高扬。终结过时的共产体制后，哪怕国力超越美国，中国也应牢记历史教训，与其称雄世界，不如切实献身亚洲一体化，惟其如此，对世界的贡献更大更扎实，自身也能立于不败之地。极可能，民主才有可能竞赛，核武才会成为多余，多元化与多样性才能真正姹紫嫣红。这本身就是影响全球的软实力，乃十几亿人的福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