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两个谎言体系杂交生育的怪胎——季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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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两个谎言体系杂交生育的怪胎
   ——文革发动五十周年暨毛泽东逝世四十周年祭
      季国清

   
    2016是文革发动50周年。从这一年的第一天起我就期盼着有文革的学术著作问世。当今的世界已经和文革的年代迥然不同。今天人文学科各科学术的理论含量几乎就是人类有史以来到50年前总和的两倍，分析社会暴行的维度和值域已经扩展为数理和人文交叉与融合，关于中国历史和制度的研究虽然受到了众所周知的因素的影响却也有一定程度的深入，中国人也不再像文革中那样仅仅居住在祖宗传递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是在美国就有400万华人，其中还有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者。然而，直到2016年9月2日我在网上读到了许成刚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我们号称精英荟萃的中国人竟然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更不用说是宏篇巨著了。“无论是从学术界看，还是从民众的普遍认识看，包括严肃的国内和国际的学者，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各个领域，对比人们对其他极权主义运动的研究，对文化革命的认识非常零散、狭窄、甚至肤浅。 ”读罢我为之震撼。我也为国人（包括我自己）的健忘、麻木、痴呆、冷漠，以及随波逐流、见利忘义、鼠目寸光、谨小慎微而感到耻辱。于是，我便开始准备写一篇关于文革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从四个学科入手分析文革的方方面面的。这些学科包括心理学，伦理学，精神科学，哲学。我从四个维度着手总结了四个全称命题：一切群体性暴行都和该民族长期的性压抑有关（心理学），一切制度性罪恶都来自于谎言体系的垄断地位（哲学），一切愚弄全民的政治运动都要其领袖彻底成神（精神科学），一切极权主义的兴起总有道德堕落者做起帮凶（伦理学）。其中哲学命题“一切社会性罪恶都来自于谎言体系的垄断地位”是这四个维度的序参量。这是个协同学术语。亦即这四个维度的现象被这个命题整合成一个大系统。于是，这是个协同学模型。亦即极权主义和群体性暴行都是谎言体系作为人的存在论根据产生的罪恶，其他诸方面也是缺一不可，但是，最主要的是：人类某个群体一旦在本体论上被一种彻头彻尾的谎言欺骗，又具有其他三个条件，就几乎是必然的出现极权主义或者群体性暴行。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其实就是说明了我在这里的结论。然而，中国的文革却是两个谎言体系的杂交产生的极权主义和群体性暴行。它们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式意识形态的谎言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谎言体系。这就是中国的文革不同于斯大林或者希特勒的极权主义的深层原因。文革之中和文革之后，都有数不胜数的研究者和经历者认为文革是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和颠覆，甚至是铲除和消灭，这都是一种十分肤浅和片面的看法。文革是中国文化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反应，是中国式暴政的延续。如果说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是在古老暴政基础上的新形式，那么，中国的文革就是在现代极权新衣伪装下的古老暴政的新版本。
   
    命题一：一切群体性暴行都和该民族长期的性压抑有关   
    中国历史上的群体暴虐事件屡见不鲜。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晚清的义和拳事件，它和文革的相似性是都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其实唐末起义军黄巢在长安大开杀戒，明末农民军张献忠灭绝性屠蜀，甚至满清入关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都是同一个性质。文革则是举国的民众都进入了一种疯癫的状态，到处都是令人发指、不寒而栗的残酷场面。但是，这其中的差别仅仅是量的不同，本质则是一摸一样的。纵观中国历史，这种群体暴虐的一脉相承，最后发展到文革的举国规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民族实在缺乏反思，缺乏深入的理论探索和鞭辟入里的批判。而反观西方世界，这种群体暴虐事件同样发生，诸如德国第三帝国时期的民族主义疯狂和大规模排犹事件，前苏联的迫害知识分子的古拉格行动与肃反运动，等等。所不同的是西方人在事情过去不久，就会出现针对这种群体事件的揭露暴行、反思批判和根源分析。索尔仁尼琴的《格拉格群岛》无疑是揭露暴行的典型作品。日耳曼人弗洛姆和赖希的著作则是反思批判和根源分析的代表。在中国大名鼎鼎的弗洛姆提出了《逃避自由》是法西斯主义垄断政治资源的情况下人们的精神状态，这多少有点肤浅。逃避自由的社会说明那里曾经有过自由。这种解释把法西斯主义看成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暂时现象，忽略了群体暴虐的历史因素。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却是一针见血地挖掘了群体暴虐的深层根源。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某个人、某个民族或某个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或者行动方案，而是几千年在基本生物需要和冲动上一直受到压抑的普通人民群众的非理性性格结构的表现。权威主义家庭和神秘主义组织形式对人的性压抑使人成为生物病态的，产生了施虐受虐狂的性格。说它适用于德国法西斯，当然不是错判，而把这种理论拿到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大面积甚至是全社会的魔鬼般外加动物性的只以杀戮毁灭虐待生命为目标的社会现象，则是恰如其分，切中要害。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和习俗，既在伦理体系上又在生存论学说上，既在国家法律上又在政治运作方式上，都把家长的权威扩大到社会的一切领域和人们生活的每时每刻，家长不仅仅掌握着子女的生活方式，掌握着他们的人生选择，甚至都要管理子女的婚床。性压抑到了完全没有精神的性和社会的性的残酷状态。以上天崇拜和龙图腾为代表的中国皇权和政治结构，其本身就是神秘主义的产物，一个耸立在社会之上的彻底的黑社会组织。它的合法性来源是既成事实，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胜者王侯败者贼。这是压制人性的终极力量。这就是群体暴虐的温床。
    性压抑之所以常常泛滥成群体暴行，其根本原因是性压抑是人的生产的最大障碍。人的性，包括性意识和性行为的自主性。只有个体人有充分的性，才会产生个体，产生个人主义，或者直截了当的说，才能有人的存在，否则，整个社会就没有生产出人来。性既是个体人的自我体验，自我需求，自我升华；又是种系繁衍的途径，审美意识的核心，社会习俗的载体。性压抑的结果把以上这些人类成熟的要件统统混淆在压抑的动力机制中。而最后则是表现为社会的权力结构。所以，谁有了权力谁就有性，而这种性只是福柯在其《性欲史》中所说的中国人的性追求就是肉体享乐。这种性追求会泛化为任何让人体验到快感的事，都会像性高潮那样使人陶醉。中国人饕餮，就是这个道理。
    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人的需求等级中最顶端的是自我实现和由之发生的顶峰经验的体验。顶峰经验的体验其实是性高潮的平移和扩展。中国人普遍的性压抑早已把性高潮变成了单向度的肉体享乐和兽欲发泄。性活动变成了“独裁主义性格”的培养皿。这种人格是非理性的神秘的毁灭性的力量。它既要求权威，同时又造它的反，既服从精神领袖，又对地位比他低的人采取独裁态度。而这种人格在中国则是有史以来就被组织化为社会的一切群体之中。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家长和上级，对子女和下级，无论是管制管辖管理，还是说教打骂虐待，都是在经历类似于性高潮的顶峰经验的体验。
    这种人格既是集权政治的精神材质又是集权政治的行为动力。它是政治绞肉机的发条，它是政治倾扎的背景与舞台，它是随着权力的金字塔逐步升级而逐步升级的核子武器。当最高权力聚变为辐射整体的时候，就会裂变为每一个参与者都在迫害残杀他人的过程中充分享受性高潮的大悲剧。
    这样的事情就在文革中上演了一次又一次的人间惨剧。
    文革中毛泽东自我命名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像希特勒自我炫耀他就是德国那样，毛泽东就是中国。毛泽东不仅是无所不能的伟大国家的象征者，更是无所不在的伟大国家的操纵者。他一发号施令，每一个人都在拉康的镜像体验中把现实和想象融为一体。有伟大国家的支撑和号召，每一个人都会无所不能和无所不为。
    1966年6月24日至7月27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先后贴出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 断言：“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宣称：“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文革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宣誓：“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其中7月4日大字报，引用了毛泽东于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当最高权威肯定了造反有理之后，每一个文革的参与者，只要不是那些被当权者诸如另册的所谓五类分子，都会实现把现实和想象融为了一体的荒唐和暴虐，都会把自己当成执行最高指示的刽子手，都会在行为之中享受顶峰经验，都会有自我实现的无比快感。
    文革十年中国的政治绞肉机究竟杀了多少人，迫害了多少人？学界和新闻界有不同的数据。美国汉学界权威、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在他那本《中国：新历史》的专著里大约估计为一百多万人被迫害致死。而另一个美国研究世界上大屠杀的权威鲁密尔教授（r. J. Rummel)则估计有七百七十三万之多。大约１９９７年，海外华裔学者丁抒教授在《开放》上发表有关文革死亡人数的长文，开始采用对现有的历史史料进行分析推论的方法，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两百万左右的结论。他的基本分析是：“一九六六年红色恐怖杀人十万”，“文革初期自杀者约二十万人”，“武斗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万”，“五十万人以上死于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也迫害致死二十万左右。
    新闻界也有自己的研究所得。香港《争鸣》杂志在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号上报导了中共自己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８４年的“内部调查”的结果：文革中“两千一百四十四万余人受到审查、冲击；一亿两千五百余万人受到牵连与影响”，“四百二十余万人曾被关押、隔离审查；一百三十余万人曾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余人非正常死亡”，“十三万五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为死刑；在武斗中有二十三万七千余人死亡，七十三万余人伤残”，“七万一千两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了。 ”
    这些冰冷的数据表达的残酷远远不如具体的杀戮更让人震撼。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
    另一个典型例证是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有一家9口人全部被杀。受道县杀人影响，零陵全地区（含道县）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全地区直接或间接杀人者15,050人。杀人手段可以归纳为10种：枪杀、刀杀、沉水、炸死、丢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和婴儿)。1985年春，道县杀人事件调查组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该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参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的回答是：“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
    广西在文革期间杀人之数量之残忍之方式多样化绝不输北京和湖南。而广西最有看点的是一位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割下五个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那可以大补 。这不是赤裸裸的性高潮体验吗？
    以上这些事实只是文革杀人事件的冰山一角。但是，也足可以证明了在这种无法无天无伦无理的岁月中，人们在疯狂行为中自得其乐，自我陶醉，其实质就是一种性压抑之后的性高潮的补偿方式。
   
    命题二：一切愚弄全民的政治运动都需领袖的彻底成神
    许成刚先生对于文革的独特性提出了一个尚未被人揭示和解释的疑问：“文化革命作为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的政治运动的第一个特点是，这是由国家领袖发动、由全国群众参与，全面破坏领袖自己领导建立的党政制度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世界历史上可能与其最有相似之处的，是希特勒刚上台后发动的群众运动。”它和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冲锋队运动既相似又相异。“首先，希特勒是在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宪政的制度下，通过使用许多政治上的手段上台，但受到宪政制度的制约。纳粹发起群众运动的目的之一是破坏当时存在的民主宪政制度，代之以极权主义制度。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运动的目的则是破坏当时存在的、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建立并领导的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代之以一个不同的极权制度。因此，两个运动的内在实质不同。 ”
    这的确是一个在政治学层面上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但是，将其纳入哲学和神学的视野中，问题就会变得易于理解和论述。将哲学和神学结合在一起，并将两者的结合上升为精神科学高度的当推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对于神的认知特征给予了最充分的阐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将他自己缔造成了彻底的神，和神的唯一差别只是他其实是一个彻底的魔鬼。把毛泽东的造神过程和基督教的上帝进行对比，我们就会明确，他的造神功能和技巧真的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已入化境的地步。
    唯一性是神的第一个属性。所以信仰就是对于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绝对他者的绝对信念。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他的确已经成了中国的唯一。但是，这和中国式的皇帝的唯一还有区别。中国皇帝的唯一性是被中国文化的原始二元性所肯定的图腾物，即所谓的真龙天子。毫无疑义，毛泽东属于这种文化的自我图腾。中国在清朝末年发生了话语权力的危机，人们纷纷寻找西方话语体系来争夺话语霸权，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儒教体系的冲击是最大的。但是，它并没有建构功能。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话语体系，由于蒋介石的失败而让位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体系的时间之矢是从未来到现在的向度，即一种末世论合法性。毛泽东作为这种新型的话语体系的代表和权威理论家，他又成了宗教式的未来期盼的聚焦点。这在中国历史上当然史无前例。
    共产党人在1949年夺去了政权之后，中共对毛泽东的宣传加大了力度。宣传的方式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杂志的封面是毛的照片，家家户户过年时的墙上是毛的画像，报纸的名称是毛的书法，大型出版物上是毛的题词，铺天盖地介绍毛泽东的读物，毛泽东选集一版再版的印刷，尤其是文革之前毛主席语录的问世，再加上林彪在毛语录的前言中的大肆吹捧。毛泽东已经不再是人，而是一个绝对的他者了，一种彻底的另类。这是个缘于过去而又掌管未来的他者。人们对于毛泽东早已不再是信念，而是一种“信仰”。当然，是一种彻底虚假的信仰。
    对于绝对他者的恐惧是神的第二个属性。克尔凯郭尔认为对于上帝的信仰，必然伴随着对于他的恐惧而降临于每一个信仰者的灵魂之中。诸如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命令，要他杀死自己的独生子以撒向上帝献祭，亚伯拉罕绝对服从这个绝对律令那样。“据他（克尔凯郭尔）分析，当上帝命令亚当不能吃善恶树上的果子时，亚当其实并没有善或恶的概念，有的只是恐惧，因为他是自由的人，恐惧是有限的人面对自由的无限可能性的生存体验，罪不是人自由选择的产物，而是恐惧向下的跳跃。 ”克尔凯郭尔将恐惧定义为有限面对无限的生存体验，那么，我们当然会理解文革时代的人们，面对毛泽东为自己缔造的无限可能性，自然也会产生莫大的恐惧。恐惧是从无限向有限的跳跃。文革中当所谓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传达到下层人的耳目中，恐惧自然就会跳跃到每一个人的心中。那些夫妻反目，父子相仇，朋友交恶，师生互咒的现象，不正是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雅命要亲自杀子的那种情结吗？
    毛泽东通过制造恐惧而使自己成为了无限者。著名学者高华撰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部旷世之作充分揭示了早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如何通过制造恐怖而打倒了王明等政治对手，以及如何残酷批判那些认清了共产党本质的知识分子的，如王实味等。从此就开了毛泽东整人害人杀人的先河。
    中共建政之后，从50年开始，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土改运动，三五反运动，镇反运动，反右运动，反右倾翻案风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革。运动中死人不计其数。1950-1951：镇反运动，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超过71.2万。1955-1957：肃反运动，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1957-1958：整风反右运动，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所有政治运动都是制造恐怖的有力武器。
    除了政治运动之外，还有许多文化运动。如建政之初的批判《武训传》，后来的批胡风反党集团，批电影《清宫秘史》，批判《刘志丹传》，批判哲学上的合二而一论，以及在物理学界批判相对论，在生物学界批判基因理论，取缔心理学这个学科，等等，都在制造恐怖和树立毛自己的全知全能。
    在中共历史上最恐怖的事件当推1959年到1961年的全国大饥荒。毛泽东为了和前苏联争夺共运的领导权，竟然不顾中国人的死活，那些年几乎拿出6.92%的国内生产总值去贿赂除前苏联之外的共产国家 。中国唯一可以拿来交换的东西就是农产品，主要是粮食。为此，中共的各级干部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硬生生从农民嘴上抢走粮食，造成了全国的粮食大饥荒，中原、四川等等粮食主产区哀鸿一片，饥殍遍野，易子而食，堪称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人类惨剧。原中共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先生经数年的研究和调查撰写《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调查》，详尽地记录了这场旷世之灾的经过和后果，据他有根有据的统计，这场灾难死于饥饿的人绝对在3700万以上。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事情更恐怖的哪？
    当中国人面对一个拥有无限可能性的毛泽东时，顿时就会失去任何可能性。虚无，渺小，静止，绝望，这些面对神圣的情节油然而生。毛泽东用恐怖绑架了全国人民，使几亿人成为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精神病患者。于是，神在这个时候，只要给人一点点可能性，谁都会感激涕零。
    间接沟通是神的第三个属性。克尔凯郭尔认为人与神之间是一种间接沟通，一方面神是神秘而又崇高，人们对其思而生奇，望而生畏；另一方面人们往往是通过审美作品而认识神和解释神，审美感受和审美愉悦在人们的心理经过反思升华为庄严与肃穆，完美与抽象。而这种反思不是对于神的本性的思索，而是对于神的隐喻和象征的思索。在这方面真神与假神必须遵循同一个操作原则。但是，假神一定会遭遇直接沟通和间接沟通的二律背反。毛泽东在文革中彻底失败的原因正是这个不可逃脱的二律背反，将其送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毛泽东这个被自己的同僚所建构出来的神，其本质是和中国历代历朝的皇帝成神等量齐观的，就是孔夫子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所谓圣王创世的神。他所建立的王朝就是继承了起自于秦始皇的中国式集权的政治制度。但是，他则是处在特殊的中国历史阶段。这个特殊时期中国式的权力话语因为满清王朝的堕落而被国人所厌恶和唾弃。当一种马克思列宁的话语体系传到中国之后，谁拥有这个话语的解释权和垄断权谁就能将自己造成一个身披西方外衣骨子里却是中国式的皇帝的神圣人物。争夺这种话语的解释权和垄断权就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所谓路线斗争。在这类斗争中，毛泽东打倒了陈独秀、瞿秋白、罗章龙、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使自己身穿马列红袍身坐中国龙椅的皇帝。打倒这些人的手法无一不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栽赃陷害，拉帮结伙，等等，中国式的计谋和权斗。所以，毛泽东要想继续自己的神仙面孔和神圣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这个马列红袍进一步鲜艳和整洁。于是，当1965年毛泽东授意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又掀起了一场所谓的打倒封资修的文化斗争。1966年春夏之交在全国各地斗争地主、资本家、有历史遗留问题的人，即所谓牛鬼蛇神，其实都是毛泽东在给自己涂脂抹粉。全国有数不胜数的这类人被打死、被迫害、被抄家，尤其是北京有1700余人被打死，又有数不胜数的文物当了替罪羊。
    毛泽东的确是深谙间接沟通这个造神的秘密。他把自己所控制所领导所操纵的中国人整体区分成两个部分：其一是彻底的间接沟通的群体，就是普通百姓，尤其是那些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其二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吏，尤其是那些有机会和他近距离接触的高官。众所周知，毛泽东能够成神，刘少奇功不可没。正是在延安整风期间，来自于国民党统治区以搞地下活动知名的刘少奇，看准了毛泽东需要有人给他抬轿子造神，一马当先搞出了一个毛泽东思想，让这个野心勃勃的流氓进入了实现春秋大梦的预备期。从此之后，刘少奇开始步步青云。到了1959年，刘少奇成了国家主席，距离毛泽东仅一步之遥。刘少奇最知道毛泽东是如何成神的。在刘的心目中毛不可能是审美体系中反思的神。而刘又代表着那些执行中共统治的官吏。要打倒刘，一定要在间接沟通的崇拜者心中强化自己神的形象。这就是毛泽东十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奥秘。间接沟通的崇拜者一睹神的风采，就好比在万丈深渊的地狱中，完全丧失了生的希望时，神又给了自己一种求生的可能性。当然就要把它当成救命稻草，一定要紧紧抓住不放。十一次接见的神奇效果完全可以从红卫兵见到毛之后的兴高采烈，离开现场失魂落魄的情境中得以显现。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的文革记录是全国上下的普遍夺权，就是各级政府，各级党委都被红卫兵打倒，除了军队之外的所有领导权都被红卫兵夺走。这当然是一场赌注，为了打倒一个人不惜牺牲所有共产党人的家当。但是，也就在这一刻他彻底实现了造神的美梦。那些和毛近距离接触，近距离审视的政客们，明知毛不是神，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会被毛的造神技巧的高超，造神意志的强劲，造神效果的完美所折服。于是，这些心知肚明的高官们也就被毛彻底的心理绑架了，成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患者，其中最典型就是周恩来。差不多整个官僚系统在毛泽东无法无天的过程中，都俯首帖耳地顺从了毛泽东的安排，无论是被打倒再也没有爬起来的，或者那些被打倒了后来又官复原职的，还是那些在文革中被整死的其家属几乎也没有人敢对毛说三道四。这说明毛泽东在文革中真真实实成了神。
    这样总结的认知高度并不标志着毛泽东对此是完全有计划的筹谋，有程序的执行。但是，完全可以说毛是一个熟悉政治清洗和个人崇拜的卓伦老手。他已经把这一套融进了血液中，深入到潜意识里，早已超出了道德的界限，成为了一种人格因素。当然，这绝对不能让毛泽东负100%的政治责任，那些党内高官，包括那些被打倒的，都要有相当的责任。毛泽东是党的人格的集中体现，党性的集中体现。

    命题3：一切极权主义的兴起总有道德堕落者做起帮凶
    1971年在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这一年的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他所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在蒙古的温度尔汗坠机而死。尽管集权制度屏蔽信息的能力超乎寻常，它所引起的震撼还是在表面平静的背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波。万能的的神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怎么能是如此道德败坏、行为恶劣哪？这个疑问和联想不用说普通百姓会转动脑筋思索和追寻，连毛泽东本人也被其突然性和爆炸性所击倒。这件事之后，毛的身体每况愈下，直到他死也没有恢复。913事件是毛的政治生涯进入弥留之际的起点，当然也是文革进入弥留之际的起点。
林彪是个野心家，阴谋家，道德堕落者，狡诘阴险者。那么，永远正确无比智慧的毛泽东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人当他的接班人，并对他无比信任？
    正如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揭露秘密的并不是结论，而是问题。在这样的问题指引之下，人们开始探究文革中当红的那些政治人物，老一辈政治家的陶铸、谢富治、康生，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少壮派王力、关峰、戚本禹，文革中的造反派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彬、谭厚兰，以及文革后即被打倒的迟群、谢静宜，等等，那一个不是道德堕落者呢？只有一个人，直到文革结束，他还放射着道德楷模的光环，还被人们圣化为千古完人，他就是周恩来。然而，今天的当代史和政治史研究充分揭示了周恩来是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败坏者和任何一个行业的道德堕落者都要败坏，都要堕落的败坏和堕落之人。周的亲弟弟是他下令逮捕的，他的干女儿孙维世是他签署的逮捕令，他几十年的战友贺龙是他将其送进了死牢，刘少奇的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是他杜撰出来的，共产中央的红队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之后是周带领着一队人将其一家人都杀害，其中包括小孩、老人和周的救命恩人，是周数次给毛下跪才换来了平安和地位，是周被江青打嘴巴也要忍气吞声，等等，不一而足。这样，就是说在毛泽东的文革打手和文革宦官的队伍中，无一不是道德堕落者，行为败坏者。
这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一个颠簸不破的永恒规律？
    极权主义作为一种统治者拥有无限权威并尽一切可能谋求控制公众和私人生活的政治制度，它必然是让坏人上台。对此，英国著名自由主义的思想大师哈耶克精辟地指出：“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做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机会 ”。这段话对于极权主义和道德堕落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斩钉截铁的论断。这才是真正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的确，历史上被认为有极权主义特征的政权包括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大政翼赞会统治下的日本、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雅各宾专政及维希政权下的法国、列宁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及东方集团、金日成和金正日以及金正恩统治下的朝鲜、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菲德尔·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尼亚佐夫统治下的土库曼、霍梅尼统治下的伊朗及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等等，无疑不被这铁的定律所涵盖。但是，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还有它独特的历史背景，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中，独裁者更青睐于驾驭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野心家和阴谋家也更像苍蝇见血一样，奋不顾身人投入独裁者的怀抱。
20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有两部十分独特的小说，就是由奥威尔创作的《动物庄园》与《1984》。前者是一个寓言体的小说。它惟妙惟肖地描写了在动物庄园中的动物们酝酿发动成功推翻人类的统治，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式的新型集体并最后走向暴政的过程。动物造了人类的反，建立起的政治制度一定是比人类的不理想制度更坏的制度，一定是向动物等级的倒退。这是一个深刻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一个深刻的历史预见。人类的历史绝不是像生物进化那样，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在有些特定的环境中，人类的历史完全可能倒退，就像《动物庄园》中描述的那样。《1984》描述集权统治的具体实施过程。于是，《1984》更像是《动物庄园》的续集。人类的历史进程被“动物”打破了之后，就会出现《1984》中的那种政治局面。迄今为止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都是《1984》。但是，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中国曾经有一次实实在在的“动物庄园”。
人类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动物完全被自身的生物性和环境的在场性所规范所限定，人类则不同，他能超越生物性和环境在场性的束缚自我创造出保护整体性的道德和规则、法律和条约，从而成为上帝与万物之间的中介的这类生命体。自身的生物性就是遗传密码的限定和规范。柏格森在其《创造进化论》一书中把这种由遗传密码的变化引起的创造成为第一层次的创造。这种遗传密码的变化引起的创造和其样本就是动物的进化，但是，无论动物怎样进化，牠们都脱离不了遗传行为的极限和坏境中的那些根本性的条件，以及物质性的实力因素，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是其写照。第二层次的创造柏格森称为外在知识体系的变革引起的创造。这只有在外在化知识体系的创作遵循着内涵必须有所进步有所改进的原则，才能使得外在化知识体系带来人类智能的进化，并标志着人类的创生。柏格森的第三个层次的创造被称为人类的生命冲动。这话有点道理。人类必须定义为自我创造的生命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类本质。这样人跟动物的差异就显而易见了。只服从自身生物性的目标和只追求强权原则的人类种群和个体，其实就是动物性生存。这样定义动物性和人的类本质之后，我们就会看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次相当明显的《动物庄园》。
    春秋到战国这段历史就可以说是一次动物庄园式的倒退。中国真正的历史记载是从春秋开始的。春秋时期中国人在权力和暴力之外还有人类自己的特殊规范方式。这就是超越动物性的道德和伦理的诫命。
   《左传》中记载的两个故事鲜明体现了这一点。一次是宋襄公和楚成王之间的泓水之战。另一次是晋文公和楚成王之间的城濮之战。在泓水之战中，宋军在泓水(故道在今河南柘蔗)北岸，楚军在泓水南岸。宋军列好阵，楚军正在渡河，有人劝宋襄公趁楚军渡河混乱击之，宋襄公却说讲仁义的人不能乘别人困难时去攻打;楚军过河后，还没摆开阵势，有人又劝宋襄公趁楚军阵势未列即刻发动攻击，宋襄公却说讲仁义的人不能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楚军摆好阵势杀过来时，宋襄公才下令还击，但宋军少而弱，楚军多而强，结果宋军大败。对于这个故事有人说宋襄公是唐吉坷德是的人物。我则认为最低是在暴力取胜目标之外还有其他可供遵循的准则。
城濮之战中，由于晋文公在逃避自己国内的政治势力追杀过程中，曾经得到过楚成王的厚待。两人在交谈中楚成王问还没有当上晋文公的重耳，以后怎么样报答自己。重耳回答如果两国发生战争，他一定退避三舍。在城濮之战中，晋文公果然退避三舍。这说明中国人还没有退化到动物庄园的水平。
但是在楚国这样的国家，弑君之事已成家常便饭。楚成王就是杀了自己兄长之后坐上国王的宝座的。他自己后来又让自己儿子杀死。这个虎狼国家曾经引进吴起这类政治人物。这绝对是臭味相投的结果。据汉代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五》记载，战国时代，魏国人吴起(约前440-约前381年)曾先后在鲁、魏、楚三国做官。他在鲁国时，齐国人来攻打鲁国。鲁国因为吴起有一定的将才想要任命他做将军，率兵与齐军作战。但由于吴起娶了齐国女子为妻，鲁国怀疑他与齐国的关系，对任命他做将军一事迟疑不决。在这种情况下，吴起想成就自己的功名，就把自己的妻子杀死了，以表明他与齐国没有什么关系。鲁国最终任命吴起为将军。夫妻关系是由人性中的互补性为基础结合在一起的，在没有其他异性参与的情况下，必然是人际关系中最密切的最重要的精神联系。连自己的妻子都可以和功名交换，那么，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兄弟关系就更不在话下。人赤裸裸地成为了野兽。
在秦国崛起的过程中，有商鞅这样的人将中国的政治生活彻底变成了只有政治地位和暴力求胜的目标才是国人的终极本质。商鞅变法的实质就是让国君成为不择手段役使国民的野心家、阴谋家、刽子手，让国民成为心狠手辣杀人如麻而又只接受国君命令的杀人机器。中国在战国时期彻底变成了一个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他的原意是指，“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某诸侯一国或许比另一国要好一点，这并不奇怪。而征伐只能是上讨伐下，即天子的天下政权讨伐诸侯国，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但是，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春秋时期的战争其目标仅仅在于战争胜利本身。人彻底变成了魔鬼和野兽。世界上只剩下坑蹦拐骗、烧杀抢掠，什么都没有了。
看看从公元前312年到297年仅仅十五年间发生事情充分证明了我们的判断：中国进入了《动物庄园》的时代。公元前312年，秦国张仪欺骗楚怀王要其以断绝齐国之交，换取秦国割让六百里商于之地，楚怀王中计，与齐国断交后只得六里地。怀王恼怒不已，发兵进攻秦国，被秦军大破于丹阳，怀王再召集全国的部队，发动进攻，再惨败于蓝田，其后前311年秦国攻取召陵，楚军三战皆败，韩魏趁机进攻楚国在中原的领土。公元前306年，楚国乘越内乱的时候，联合齐国进攻越国，占领越国位于原吴国故地的国都，杀死越王无疆，把原来吴国一直到浙江的土地全部攻下，并设江东为郡。越国因此分崩离析，残部逃往越国故地，各族子弟们竞争权位，有的称王，有的称君，居住在长江南部的沿海。公元前301年，齐联合韩魏大败楚军于垂沙，与此同时，秦也出兵大败楚国。楚国进一步沉沦。公元前299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秦昭襄王约楚怀王在武关会面。结果被秦国扣留。秦王逼迫他割地保命，被仍肩负国家责任感的楚怀王严词拒绝。秦无法达成挟持楚怀王轻松拿到楚国领地的夙愿，无奈下只能一直囚禁楚怀王。公元前297年，楚怀王逃走，秦人封锁通往楚地的道路。楚怀王逃到赵境，赵国不敢收留他，楚怀王企图逃往魏国，但被秦国追兵捉回。这其中的无信无义无道无德的政治行为，彻底泯灭人性彻底失去规范，只是动物弱肉强食的翻版。
有虎狼之称的秦国，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实现了灭六国统一华夏的目标。秦始皇的统一其实是第一次中国历史上的《动物庄园》。遗憾的是秦始皇自己命名的始皇帝，仅仅十几年间就被推翻。后来类似于《1984 》的集权政治是由汉武帝建立的。以后的政权更替几乎就是循着《动物庄园》颠覆以往的《1984》，然后又有人实施《动物庄园》式的造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历史上25次政权更替就是25次《动物庄园》到新的极权的《1984》。中国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一场场动物残杀和动物欺骗的丛林法则的历史。
综上所述，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从春秋到现在，多数从政者肯定是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居多。我无法对此进行精确的统计。但是，在文革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却能一一枚举。文革中的二号人物林彪在1966年5月17日大谈政变经，不正是嗅出点点毛泽东的心理而阿谀奉迎给自己创造近身独裁者的机会吗？文痞姚文元不正是在他人授意之下卖身求荣的典型吗？周恩来不正是把自己装扮成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患者，无数次违心地向毛泽东和江青献媚，甚至向张玉凤献媚吗 ？戚本禹在自己青云直上的时刻就想当毛泽东的驸马不恰恰是小人得志忘乎所以吗？领袖人物在极权制度中一定是道德堕落人格败坏的最最最的最暴君。他必然是一个洛伦茨吸引子，按着堕落和败坏的程度，一层层把坏人吸引到自己的身边，形成一个坏人作为自然质的科层制度。

命题四：一切制度性罪恶都来自于谎言体系的垄断地位
    现代极权主义绝大多数来源于阿伦特所评述的两个谎言体系：反犹主义和共产主义。反犹主义是谎言思想体系，不仅仅由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失败所证明，更由它的主张所证明，诸如犹太人是“谋杀救主基督的人”，“贪婪、阴险”的民族，“企图控制世界”的犹太集团，需对世界一切政治和经济问题负责的“幕后黑手”，等等，统统是一派胡言。共产主义的谎言体系曾经迷惑了人类的大多数，然而，随着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前苏联和其东欧卫星国的塌台，人们彻底睁开了眼睛，看清了它的本质。经济学和哲学的自由主义一轮一轮对这种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批判，其荒谬和残暴的本性被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彻底抛弃了。毛泽东所建立的极权制度是抄袭前苏联的，他自己就曾经是前苏联的儿皇帝。所以，共产主义当然也是文革产生的罪魁祸首。奥地利裔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对比了自由民主制的“开放社会”与共产极权主义，卓有见地地指出，共产主义是一种荒谬绝伦的历史观，它坚信历史在可知的法则之下向着不可改变的未来进发，即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思想其实是抄袭基督教末世理论的，并宣称自己代表末世的社会形态，以此建立自己的合法性。
德裔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论述道，纳粹与共产主义政权皆是新型的政府形式，它不仅仅是原有暴政的演化形式，它的魅力和张力完全来源于其意识形态，此种意识形态为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谜团给出了横贯所有时间跨度的唯一答案。对纳粹主义而言，所有历史都是种族斗争的历史；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旦这种前提被认可，人类和国家的所有行为就都可以归结为一个不变的法则，掌管这个法则的独裁者自然而然就是崇高的上帝和万能的主宰。
文革毫无疑义是共产极权主义的暴行发作，与斯大林的清党是同一个类型。但是，如果把十年文革的所有动因都归结为共产极权主义，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文革的发生既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延续，也和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关系密切。
历史其实是精神现象的外在表现。或者说历史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中国的精神现象从春秋到战国就被定型了。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的精神现象的内核一直没有改变，就是以儒教为核心的一套谎言体系。后来的道教与佛教只是儒教的变种和帮凶，两者分别对不同人施加自己的骗术。佛教作为一种自我解脱的技术，就是让受尽苦难的普通百姓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道教只是皇亲国戚和达官显贵享乐人生的荒唐而又堕落的游戏经，长生久视房中术即是它的一切秘密的动力来源。这些几乎可以在知识层中得到共识。然而，儒家是儒学还是儒教？儒教是什么？儒教在历史上靠什么来传递其核心与主旨？这些问题就是到今天也没有解决。有人说儒家是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体系，所以是学。这种说法荒谬得十分可笑。伦理学的发生学基础已经相当充分地由西方学者揭示了：它们就是目的论伦理学和义务论伦理学。目的论是指道德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的行为和行为者的目的相一致，其前提是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合格的道德主体。义务论伦理学是指必须要树立一种对于全社会都普遍适用的伦理规范时，道德才能产生。两种伦理学拥有统一的充要条件，就是必须保证每一个人都是合格的伦理主体。而中国的伦理其本身就和世界普遍的伦理内涵相冲突：中国式的伦理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辈分关系（“伦”在汉语中就是“辈分”），是一种强调等级制的社会秩序规则。父子关系是这种伦理的范本和样板，并从父子关系泛化为君臣关系和夫妻关系，以及师生关系和科层制的上下级关系，甚至是中国的一切人际关系。这是一种动态的零和博弈，因为每一个男人在理论上说都有当父亲和当儿子的平等机会。当代的博弈论经济学严格证明了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产生和稳定，平等的博弈是其必要充分条件。从这个原理出发，从新认识中国历史上始终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会有石破天惊的发现。
    中国历史演进的漫长过程中，有一个和父子关系在理论上同构的两个政治命题，它们之间恰恰是一种零和博弈。这就是儒教主张的两句话：圣王创世和天命靡常。孔子的学说中真正推崇的政治信条就是后世要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样坚守周礼，仁政治世，保持圣人风范。在这个没有上帝创世的文化中我们将其总结为圣王创世。同样在儒学体系中，亚圣孟子的思想就强调人民对待暴君不能忍让而要将其推翻，如孟子说：“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那么，贼残之人，由谁来评判？显而易见，绝对没有客观标准。但是，孟子却证实了一种合法性：推翻暴政的合法性。当称谓贤德的君主是有天命的圣王时，我们就可以判断暴虐的君主就失去了天命。秦始皇死后的第二年，陈胜吴广起义。陈胜曾经豪迈地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不就是在说天命不是总在某个姓氏人家的谱系中吗？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天命靡常。于是，中国式的意识形态呼之欲出：这就是一对具有历时机会均等特征，其博弈的结果是零和博弈的两个命题：圣王创世和天命靡常。这个神秘的历时机会均等的零和博弈在中国历史上一次次上演，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25次朝代更替，15次人口灭绝的真正的中国命运的表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毛泽东当年参加国共和谈时，和黄炎培先生讨论起中国兴旺周期的怪诞，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人将靠民主走出这个定律 。当时黄炎培怎么会想到正是这个毛泽东把中国式集权变成了极权，实施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统治，把民主彻头彻尾地扔进了垃圾箱。
圣王创世与天命靡常的零和博弈才是儒教的真正内核，确切教义，真实教规，运作方式。正是由于这个零和博弈，儒学才彻底变成了宗教。它的信徒是数不胜数的世世代代的官吏，只要是在和平时期，每一个官吏都信仰当今皇上是创世的圣王；只要是在皇帝难产的时代，每一个人都会相信自己辅佐的领袖都是天命的拥有者。数千年来这两个命题早已深入到中国人的血液和骨髓，沉淀到潜意识中，变成了集体潜意识，转化为中国人的生存论方式。任何一个有人生活的环境中，人人都要争当这个生态小生境的强者，中国人的本体论不是存在，而是比较。穿件衣服，买辆车子，吃个饭店，更不用不说当上官吏，或者在某个领域有点成就，一切的一切，都要显，都要晒，都要追，真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中国人窝里斗的本性就来自于此。
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把思想体系区分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意识形态是指依附于权力背景的思想体系，乌托邦是指反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儒教的这个核心内涵，圣王创世和天命靡常，恰恰是涵盖了这两者。圣王创世当然是意识形态，谁当皇上谁就是圣王。天命靡常当然是乌托邦。在中国的历史上的确有人把这两者完全覆盖，从天命靡常的信仰和地位出发，最后实现了皇帝的美梦。最典型的就是刘邦、朱元璋、毛泽东。在这两个相互对立的处境和思想之间是一个漫长和坎坷的过程。实现整个过程，绝对不是雄韬大略的比较和展现，而是尔虞我诈，心胸狭窄，耿耿在怀，阴谋诡计，残忍斗狠，巧取豪夺，工于心计，用疯狂的自信掩盖自卑，总是准备着把别人置于死地而后快，等等人格堕落和败坏的比较。因为从天命靡常到圣王创世之间是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游戏规则，只有那些人格分裂的人才能胜任，加之这是绝对意义上的不兼容竞争，要把自己前面的人一个个打下去，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秦始皇被人们认为是个法家国君。这种认识大错特错。法家只是扩大的儒家，即把父子关系扩大到非血缘关系的君臣之间。圣王创世的业绩秦始皇是当之无愧的。圣王创世的典型标志就是要毁灭历史性，毁灭从前的所有记忆，包括这个理论的创造者孔子，从新开始一个新的历史里程。秦始皇做到了。但是，秦始皇是贵族出身，他距离皇帝的宝座并没有刘邦那么遥远。所以，秦始皇当上了始皇帝，却没有杀功臣。而刘邦、朱元璋两个真正实现这个旷世跨越的人，有一点完全相同，那就是上台就杀功臣。这就是用疯狂自信掩盖极端自卑的结果。
毛泽东是儒教的信奉者。说这话会有好多人反对。他的两首沁园春词《沁园春.长沙》和《沁园春.雪》跨度二十多年，但都表达了天命靡常的意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呼号不正是天命靡常的表征吗？鄙视秦皇汉武，贬斥唐宗宋祖，小看成吉思汗，这不正是说自己将要当上皇帝吗？到后来他真的当上皇帝了。实现了从天命靡常到圣王创世的过渡。他是儒教这个谎言体系的坚定崇信者。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共产极权主义的新型政权的新形式，还是传统暴政的还原和继续。这正是文革和斯大林极权主义，希特勒极权主义本质区别。
文革的标志性招牌是两首歌，《东方红》和《国际歌》。《东方红》是中式的圣王创世，《国际歌》是洋式的天命靡常。下面我们就看看毛泽东是怎么样把这双簧演奏得惟妙惟肖的。
20世纪之初，惨不忍睹被动挨打的中国政局加上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把中国的权力话语儒家学说彻底打败了。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只是好奇者填补权力话语的真空而已。20年代孙中山让第三国际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并不是要掌握权力话语，而是要当儿皇帝。20年代末共产党人建立所谓根据地也不是权力话语的需要，还是当儿皇帝的目的更迫切。毛泽东走上了政治舞台的前沿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也只是看好了卢布罢了。打败国民党并不是前苏联的帮助和马列的引导，而是日本人入侵帮了大忙。毛泽东进了北京，他在建政的口号中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个称谓中国式皇帝的典型用语，真正实现了从天命靡常到圣王创世的奇迹般跨越。他按着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体制建立了中国新式的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统统管辖控制在自己手上。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心态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踌躇满志地要当一个创世的圣王，他也坚信他干的事是一个万能的神和万能的思想体系的结合，必然是无往而不胜。当他收走了农民的土地时，农民是把他当皇帝的金口玉牙来对待的，那当然是不能不听。以后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也与此同理。到了这一刻，他可要大显神通了。自己是中国式皇帝，再加上一个末世论合法性的外衣，一定能做出奇迹。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不仅仅是权力话语了，更是灵丹妙药。于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些东西相继出炉。超英赶美的梦幻也变成了全社会的虚幻目标。这时皇帝选什么什么就成功的心理已经让他不可能走出被阿谀奉迎者的包围圈。他疯了。
不过骨子里的中国式思维范式仍然在毛泽东的新目标面前蛊惑着他。加达穆尔的解释学原则中有两个存在的维度：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视界融合就是空间，效果历史就是时间。中国的视界融合即地理概念是“天下”，效果历史即时间概念就是世界绝无仅有的史官制度。毛泽东当了皇帝当然是要管辖天下的，当然是要史官给自己青史留名。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每一年都要拿出GDP的6.92%白白送给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目的就是要争夺共运史的领导权。这几年风调雨顺，但是，再丰收也无法补偿毛泽东的疯狂留下的黑洞。强征暴敛夺走了农民的粮食，造成了3700万人的被饿死的惨剧。
1962年中共的7000人大会召开。毛泽东的第一副手刘少奇做总结报告。刘是毛泽东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并没有按着事前定下来的讲话稿发言，而是自己起草的直接批评毛泽东癫狂政策的新版本，直言这场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臣子如此大逆不道，毛岂能容忍？于是，毛开始酝酿一场打倒刘少奇的运动。
那个时候的中国，有三个字“封、资、修”，它们既承载着巨大的包袱，又深藏着奇怪的秘密。“封”就是封建主义的缩写。中国历史上传递的所有信息，都被装进了这个神秘的字眼里。五千年的岁月里，封建主义仅仅存留着一点点微小的记忆，尧舜禹的时代，据考证是封建制度，商、西周和东周是封建制度，西汉刘邦的分封异姓王和后来的分封同姓王，基本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全部了。秦始皇建立的彻底的郡县制。三国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封建制了。毛泽东使用“封建主义”无非是暴露了他对于以往中国式记忆的彻底仇恨，他把自己当成超越一切历史人物的创世者，消灭历史当然责无旁贷。“资”代表着世界上除了共产主义之外的一切事物，作为“天下”的主人，洋货照样在被批判之列。“修”字可就不怎么简单了。1956年苏共的20大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是毛泽东创造修正主义的始端。所谓修正主义就是修改祖师爷，修改创始者的代名词。1963年9月毛泽东决定在全国搞一场批判封资修的四清运动。这着实是一场大戏，在全国范围内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导师、领袖、统帅、舵手所开创的事业，所确认的道路，所传播的思想，所建立的制度，是不准任何人做一点点改正的。这当然是一箭双雕的政治之矢，既让赫鲁晓夫式的所谓修正主义者被举国人民痛恨，又宣传了毛自己是共运史上的新的领袖。现在我们彻底明了了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无非是担心自己死后能不能像斯大林一样被人挖坟掘墓。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用敌对阶级的命名打倒自己的政敌，在此时似乎已经成竹在胸了。
1965年下半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说这部剧是借海瑞被罢官的冤案，来映射罢彭德怀的官，的确有点肤浅，其实仅仅是引出了主题，即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彭德怀曾经将矛头指向毛泽东。这场批判打响了文革的发令枪。1966年文革大幕疾风暴雨般拉开。毛泽东躲在韶山他的行宫滴水洞中策划了他的政治运动社会化的旷世阴谋。当全国性的批判封资修，批判牛鬼蛇神，批判地富反坏右的高潮如火如荼地在高校运转起来之后，派驻工作组去高校引导和控制是共产党的老路，屡试不爽，毛放手让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平息，这两位毫不犹豫地派出工作组。随后，毛又引经据典，甚至蓄意杜撰马列著作中的“造反”理论，让人们把斗争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这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首创。毛泽东作为一个坚信天命靡常的造反者，并且将造反变成了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他可以说是造反的卓伦老手。这种间接沟通的造神技巧向全社会公布之后，那些一心向往被神青睐和点播的小爬虫们，一定会闻声而动，向自己的直接上级造反。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神人互动，也是共运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末世论谎言体系和中国谎言体系的共谋。毛泽东无非是假借共产主义思想运动之名行刘邦、朱元璋式的杀那些被他仇恨的人，或者是杀干扰他为毛氏家族传宗接代的人。他的儿子毛岸英死了，另一个儿子毛岸青疯了，立储都已经不可能。但是，有文献说毛泽东曾经安排江青作党的主席 。
文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接班人问题。至此，毛泽东的目标在刘少奇被打倒，被致死后已经彻底实现。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中提出了新的接班人，就是林彪。林彪的身体状况众所周知，能否活到毛泽东之后，只有上帝知道。文革的术语几乎都是用马列主义的时髦词来表达的，但是，它们都能翻译成中式的权力话语。比如，“接班人”就是皇储，“造反派”就是暴民，“修正主义”就是不听话的皇储，“叛徒、内奸、工贼”这三个词中有两个是直接的中式语言，即叛徒和内奸，而工贼则是马列，这其中两者的比例似乎是毛泽东搞文革所使用的中西式蛋糕的材料分配。
中共九大的盛宴没有延迟多久，毛林闹翻了。这是集权政治的悖论之一必然引发的结局。集权必然会一代不如一代，会发生后继者的能力弱化，这就是著名的帕森斯效应。但是，集权在急需人才的情况下，又当然会选择强者做自己的辅佐。他一方面要自己的帮凶俯首帖耳，另一方面又需要这个被选者精明强干。当代美国哲学家克里普克有一个理论：命名就是必然性。林彪被命名为接班人，皇储，他就掉入了这种悖论之中。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只是这个悖论的例证而已。林彪是瞬间死了，毛泽东则是一点点地死。文革也进入了弥留之际。正如中国也进入了弥留之际一样。
毛统治中国二十七年。他用十七年时间，既给自己造神，又给民众洗脑，十七年间共创造了一个神，却造了六亿行尸走肉。所谓行尸走肉就是没有自我只有欲望的怪兽。毛为了打倒一个人，本可以用直接的方式，但是，那样就会暴露自己的狼子野心和动摇自己的执政基础；他的所有动机和目的都是中国式的谎言体系沉寂在他的潜意识里，而他使用的权力话语却是西方的末世论理论。这两者的冲突让他走进了两难境地。他只好使用马列主义的谎言外衣，在这个外衣掩盖之下，偷偷地塞进他的中式目标，在整个过程中他动员了这些行尸走肉去间接实施他的计划。他绝对没有想到，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放出了胡作非为的魔鬼，这批魔鬼为了争当谁是真正的毛神的神仆，一定要相互厮杀；这些行尸走肉为了发泄欲望一定要破坏一切历史遗物，他们在毁灭中国四十个一级文物、四千个二级文物过程中享受性高潮；这些《动物庄园》的造反者除了让神来拍拍他们的脑门外就是消耗已有的物质成果，造成了中国经济崩溃。毛泽东的他杀目的形成了全国性的自杀运动。这就是文革怪胎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