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赶走史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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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为什么赶走史迪威   

作者: 李昌玉
   
               

                          蒋介石、宋美龄与史迪威

一，还原真相是写作历史人物传记的准则

史迪威和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是二战时期的美国三位四星级上将。其中，史迪威（1883—1946）被罗斯福总统派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参谋长。他是一个颇带悲剧色彩的人物。有关他的是是非非，固然涉及国共政治背景，但历史学家早有论述，实在是没有为他隐瞒的必要，可是《政坛败将——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实录》这本书，却极力掩饰他和蒋介石的基本矛盾，把他和蒋介石之间的根本分歧，歪曲成被善于玩弄权谋的蒋介石打败。事实上，史迪威因为他一心要成为中国战区全部中国军队（包括八路军）的盟军司令，他坚持要把美援军用物质分配给八路军，甚至于还要暗杀蒋介石，所以最后被忍无可忍的蒋介石毫不留情地要求罗斯福把他调回美国。因此，实际上史迪威是被蒋介石婉逐回国。
《政坛败将——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实录》这本书不但没有追寻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真相，而且有意歪曲历史，掩饰历史，把明明白白的历史真相弄得莫名其妙。多年来大陆媒体之所以毫不掩饰地宣传史迪威，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支持中共，反对蒋介石。

二，毛泽东的政治进攻战，征服了一群美国人

抗战后期，美国大力援助中国抗战。他们来到中国，发现中国还有一个共产党也在高喊抗日。这时，毛泽东从延安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进攻战。在国民参政会上，中共的代表猛烈地攻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在重庆出版的中共报纸《新华日报》上，高调鼓吹实行美国式的民主，毛泽东则是第一吹鼓手。他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毛泽东许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这番鼓噪，不但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欢呼雀跃，而且获得美国的高级军政文化官员以及记者的高度评价。
再说，美国人跑到延安一看，墙壁上到处是宣传抗日的标语口号，官员过着朴素的生活，八路军官兵唱着昂扬的抗日的战歌，老百姓享受着“三三制”民主，而在国统区的重庆则是灯红酒绿，笙歌艳舞，好像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蒋介石对共产党毫不让权，实行一党专政。这些现象给美国人触动太大。于是他们的同情都投向了延安。
在这一轮宣传战中，蒋介石处在被动境地。
1944年7月10日，华莱士（副总统）在白宫向罗斯福汇报访华时指出：蒋介石政府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根本得不到广大人民的信任。“现在，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不过我们可以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途径对他施加影响”；“与此同时，我们的态度应当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使我们能在更有希望的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又指出：“蒋介石充其量只是一笔短期投资。他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有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这位副总统把对中国当时和战后的希望都放在共产党身上。他对蒋介石不抱一点希望。
史迪威则有下述议论，似乎是有意证明华莱士的观点。
我根据我所见来评判国民党与共产党：
国民党腐败，玩忽职守，混乱，经济，税收，言行，欺骗，黑市，与敌人做交易。
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管理。实践诺言。
一九四三年初，美国大使馆秘书兼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屡与谢伟思在发回的报告中，谓不可忽视中共力量，国军士气低落，长官贪污，政治派系纷争，无意抗日，惟有由美国干涉，要求国民政府解除共区封锁，分配租借物资予中共，方能改善情势。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民族意识甚强，受到人民拥戴。……美国太平洋学会人士甚至说两个中国定必实现，一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封建中国，一为中共统治区的民主中国，中国不满现状者，多倾向中共。美国政府当局之所望为国共合力对日，责于国民党者严，认为国民党欲坐待美国击败日本，而不肯宽容中共。（见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纲》）
这些可爱的美国人，他们并不是共产主义的信徒，他们对国民党的指责并非无根无据，对共产党的赞扬亦非无中生有，但他们中了毛泽东的“阳谋”，偏袒中共，认为中国的国共两党可以变成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展开两党竞争竞选，实现中国的民主。他们看好了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中国民主的希望在共产党。
这就是蒋介石怒逐史迪威的背景。

三，“史迪威曾两次指挥下属策划暗杀蒋介石”

我早已打算写一篇《蒋介石婉逐史迪威》，资料也收集了一些，不意从“共识网”上读到一篇陶涵写的《蒋介石为中国快速现代化开拓了道路》，其中有“史迪威曾两次指挥下属策划暗杀蒋介石”一节，颇为耸人听闻。史迪威是蒋介石的参谋长，又是美国人，如此干预中国内政实在是不可思议。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究竟如何？中国远征军的第一次失败谁该负主要责任？
陶涵回答说：他们之间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敌对关系。第一次缅甸战役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史迪威对在缅日军的严重低估，以及对进攻夺回仰光的坚持。他有过优秀的记录，曾在美国指挥多军团部队进行军事演习，但从来没有在一场真正的战争指挥过一支部队。蒋介石反对进攻，但却不想和罗斯福派到中国战区为蒋介石当参谋长的人唱反调。史迪威在美国军队中颇受钦佩，被认为是一个性格暴躁、直来直往的士兵中的士兵。但他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阴谋家，曾背着他的指挥官——蒋介石和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活动以暗中削弱他们。在这两次中，他都为自己的行为道歉过，并承诺将做一个忠诚的下属，但暗地里仍继续活动以破坏他们。这看上去似乎不可能，但我们现在就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曾两次指使下属策划暗杀蒋介石——第一次是在他听说蒋介石打算请求把他召回以后。史迪威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中国战区全部中国军队的盟军司令。他差点就成功了。
陶涵是何许人？据介绍，陶涵（Jay Taylor）教授系美国资深外交官。上世纪60年代曾在台北为美国提供政治分析和报告。中美建交后，他曾任职美国驻华大使馆。此后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处副处长，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蒋介石与现代中国》、《蒋介石传》、《蒋经国传》等书。
既然如此，陶涵说“我们现在就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曾两次指使下属策划暗杀蒋介石——第一次是在他听说蒋介石打算请求把他召回以后。史迪威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中国战区全部中国军队的盟军司令。他差点就成功了。”我相信是言之有据的。有了陶涵提供的史实，我更认为“蒋介石婉逐史迪威”是言之有理言之有据的。

四，蒋、史矛盾的焦点：美援军用物资是否分配给八路军

陶涵说史迪威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中国战区全部中国军队的盟军司令”，意思是包括指挥八路军，而中共方面也作出过许诺。
像我这个1934年出生、1942—1944年住在衡阳的少年，当时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史迪威，而是陈纳德。那时我家住在衡阳郊区三板桥。那是一个背靠丘陵的村子。自从陈纳德的空军进驻衡阳机场，每当日本飞机来临的时候，我和一群乡民就跑到山上观看空战。每当看到日本飞机被击落，拖着长长的黑烟倒栽冲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又蹦又跳。因为日机战不过美机，后来就不敢再来了。陈纳德那时的名声可响了。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但是对于远在滇西的史迪威，好像知名度就小多了，我似乎就不知道。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关于蒋、史之间的别扭，据说，史迪威曾公开批评蒋先生专将美国运来的装备补充他的嫡系部队。史氏认为，美式装备的分配，应以军队的能否作战为标准，‘包括共产党的第八路军在内’。致引起蒋先生的愤怒，认为史氏干涉中国内政，必去之而后快。”(《李宗仁回忆录》第814页）
历史学家黄仁宇则说：当时湘桂战争挫败，蒋又要求撤换史迪威，构成中美外交危机，……十月二日，蒋在国民党中常会之星期一例会曾拍案咆哮，说及史迪威必须撤换，不容姑纵，……（《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据历史学家郭廷以记叙：史一九四三年一月，罗斯福、丘吉尔决定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暂缓反攻缅甸，继建议由中国先反攻北缅甸，俟有成效，再由英、美海陆军进攻南缅甸，蒋主同时实施。迪威暗与中共接触，拟使用八路军，蒋大为不满，拟使离去，以开罗会议在即，暂行搁置。
中、美意见龃龉，主要为反攻缅甸问题。日本为防止中国驻印军东进，一九四三年九月向缅北增兵，驻印军被阻。史迪威要求远征军自云南夹击，蒋以无胜利把握未允。旋以英国陆军出动，始命史迪威由缅北雷多(Ledo)前进。十二月下旬，罗斯福因史迪威及英方之请连促云南远征军前进，但对中国借款靳而不予。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竟以断绝物资供应相胁迫。蒋怒其藐视，决强硬对付。十六日，函覆，指美国对于借款，有如商业行为，有背同盟国交往之道，中国对于在华美军费用，将不再负担。华盛顿异常激动，中、美关系几濒破裂。二十日，罗斯福勉允以每月二千五百万美元供在华美军之需，并将美元与法币比率提高。
当时，一方面是国军在湘桂战争中，节节败退，最后退到贵阳附近的独山；一方面是史迪威在罗斯福的支持下，积极要求开辟滇西战场，使蒋介石左支右绌，穷于应付。史迪威还掌握了美援军用物质的分配大权，但蒋介石绝对不准他分配给八路军。蒋、史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蒋“拍案咆哮，说及史迪威必须撤换，不容姑纵，”“蒋怒其藐视，决强硬对付。”这说明蒋介石一个很有骨气的领袖。对于罗斯福、史迪威的胁迫绝不低眉折腰，委屈求全。

五，史迪威在中国的最后三个半月

史迪威做蒋介石的参谋长两年八个月。矛盾越积累越多，在最后不可调和了。这里有一部《中华民国大事记•1944年》（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较为详细地记叙了史迪威在华最后三个半月的情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请读：
7月上旬：蒋介石密电孔祥熙，要孔向罗斯福进言，史迪威并非合适人选。史迪威已控制中国全部租借物资，若再统帅中国全部军队，加上装备中共，后患不可测。
7月15日，孔祥熙奉蒋介石指示，建议罗斯福：中国军队情况复杂，须依个人感情为维系，统帅人选之威望、资格与人事关系极为重要，不是由一个外国将领发号使令即可收效的。中国合作重在政治，恐怕史迪威难孚此众望。
7月23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提出史迪威自缅甸调回重庆担任新职务之前的三个条件：（一）中国共产党不得处于史迪威权力之下，一直要到他们同意服从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命令时才能这样办；（二）明确规定史迪威的职责、权力、名义和对大元帅的关系；（三）租借法案安排之下的一切军事供应物资的分配和处理，完全处于中国政府或其总司令权力之下。
8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祝密支那的胜利》的社论，称这一胜利“是由于史迪威将军的卓越指挥，也是由于盟军将士协同一致、英勇效命所得到的成就”。并认为史迪威将军的打通援华路线的战略”，“浸透了史迪威将军对华的浓密友情”，盛赞史迪威“胆识过人的战略、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
9月7日，蒋介石召见史迪威，告诉史今后作为中国军队司令官应注意工作的政治性，并强调必须在共产党承认军委会权力之后才能使用共产党军队。同日，又召见赫尔利，要求中共军队的装备必须在其接受政府管辖之后才能进行。赫告蒋，美国政府仍竭诚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
9月9日，美国务卿赫尔致电美驻华大使高思，称，他和罗斯福总统都认为，高思关于在中国建立一个各党派联合委员会的建议“既合时宜，又切实际，值得予以审慎的考虑。”
9月12日，蒋介石与赫尔利会谈，就史迪威职务名称及职权范围达成协议：（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二）其职权范围受最高统帅（委员长）之命令，商承军事委员会之同意，指挥中国陆空军对日作战。作战计划之制成，须经军事委员会核议。对于所辖部队，有依据中华民国法令执行奖惩任免之权。
9月13日，史迪威致函马歇尔，称：中共代表已经和我们联系过了，“他们表示愿意在我的指挥下进行战斗”；“我们总得想办法把武器交给共产党，他们是要打仗的。”
9月15日，史迪威、赫尔利与宋子文会谈，宋要求租借物资由中国控制，称这涉及一个大国的尊严。赫反驳道：这是我们的物资，这也涉及1•3亿美国人的尊严和他们子孙后代的尊严。史就指挥权问题告诉宋：他并不想要这个可憎的职务，但是如果接受了，就必须拥有全权。否则就不干。
史迪威致电马歇尔，指出：蒋介石要将缅甸远征军调回昆明，“则多年来为打通滇缅路的血汗将无法保持，而会前功尽弃。蒋委员长意在避免战争，保全实力，等待美国击败日本。”
毛泽东电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14日来电，指出：（一）关于美国物资分配，不管将来事实上之结果如何，我们应在原则上主张按抗战成绩（我军打击敌伪六分之五）为标准，不应按照现有两党军队数量为标准，因此我们应主张至少两党平分援助物资，前电所说至少三分之一不恰当，请改正。（二）小党派既不赞成我党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改组政府，即请作罢。至于林报告谈判经过时知否应当顺便提到此点则请你们酌情决定，但在再复张治中、王世杰的信中则必须正面提出。
9月16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中共问题之公开，民主统一之进步》，指出：在目前我们所要求的有三件东西：一、国家的统一，是国民政府的立场，凡属反统一的现象都应消除。二、中共应尊重国家的统一，服从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三、国家的一切军队应统筹调遣，划一军令，赶快打击敌人，抢救湘桂线。
9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增加在萨尔温江的中国兵力，加强攻势，否则蒋要担负其所发生后果之责任。同时，要求授予史迪威不受限制的指挥中国所有军队之权力。
史迪威接15日罗斯福致蒋介石电，即进见蒋介石。蒋正与赫尔利会谈，接罗电后，会谈遂即而散。20日，蒋又接见赫尔利，表示“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史迪威等之侮辱”，此实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
9月23日，何应钦告诉史迪威，指挥权问题谈判陷于僵局，主要是租借物资问题。史为了打破僵局，起草了一份建议书交赫尔利，提出：“派我去延安向共产党提出以下建议：a、共产党承认大元帅的最高权力，通过我接受命令。b、在黄河以北使用共产党部队，与中央政府不相接触。c、提供5个师的装备与军火，并给与大炮支援。d、使这些共产党的师始终保持充分的实力。e、国共双方在打败日本之前停止讨论政治事务。”租借物资交大元帅按以下原则分配：驻印军与远征军有第一优先权，共产党部队有同等优先权。
9月24日，蒋介石与赫尔利会谈，蒋告之已决定要求召回史迪威，因史向他递交最后通牒，严重损伤了他的威望。若任命史，中国军队将会叛变。蒋将回复罗斯福的信函交赫。赫认为措辞对罗不敬，要求修改。蒋当晚重新修改后又交赫。回函中坚决反对给史以指挥权，但愿意接受另一位美军来担任此职。
9月25日，蒋又再度召见赫尔利和宋子文，嘱赫向罗斯福转达下列三点意见：“一、我国立国主义，即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任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二、立国命脉，即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伤。三、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恤。”
蒋介石以“备忘录”送赫尔利并转电罗斯福，称，史迪威在华两年间，对于中美合作极少贡献，拒绝畀予史迪威以指挥全部华军之重任，请“指派任何美国将领富于友谊合作精神者，以接替史迪威”，“予必竭诚欢迎，且将以全力支持其作战”。
史迪威致电马歇尔称：“蒋介石对于进行（抗日）战争没有做进一步努力的企图”；他无意建立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或与共产党组织联合阵线。他本身是中国统一和真正为抗日而合作的主要障碍。”“我现在确信，蒋介石掌权一日，美国不能从中国得到真正的合作。我相信，他只会继续运用他的故技与拖延，同时攫取贷款与战后援助，以维持他现有的地位。”
9月28日，美国旧金山广播电台称：中国只有蒋介石下定决心，改革现在政府之成分，形成联合政府，并把中共和其他党派团结到政府中来，中国的局面才能改变。
美国新闻处广播称：“中国形势甚为严重，亟需成立联合政府。”
军委第一侍从室林蔚告诉史迪威，他推测麻烦出在共产党身上。若史不坚持武装共产党，蒋可能同意对他的任命。史即建议暂不讨论使用共产党部队问题。
9月，周恩来致史迪威说帖，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正面战场，尤其是国统区存在着政治、军事、经济的空前危机，这完全是“由于国民党实行法西斯化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所造成的”。我们坚决主张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国是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二）“内战危机亦依然存在”，我们坚持要求“制止这种内战危机”，以便将全国力量都投入抗战；（三）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和同盟国给予我军应得之供应和援助，“至少应获得美国和租借法案分配于中国的军火、物资的全数二分之一”。
史迪威发表声明，认为“蒋介石无意为抗战付出更大的努力”，“无意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或者和共产主义者建立共同作战。”“中国统一和真正抗日的主要障碍就是他自己。”
10月1日，宋子文通知赫尔利，蒋介石已收到孔祥熙在华盛顿发来的电报，称，霍普金斯告诉他，罗斯福已准备接受蒋的请求，召回史迪威，另派一美国官员代替史。同日，赫将此消息转告史。
10月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上讲话，指责美国在史迪威指挥权问题上侵犯了中国主权，是新型帝国主义，并声称不怕美国取消对中国的援助。
10月3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向人民申诉！向世界控诉！》，抨击丘吉尔9月28日在下院的演说，指出中国曾得到苏英美三大友邦的援助，而同时也遭受过英国封锁滇缅路的苦难，也挨过以美国钢铁造成的炸弹、以美国汽油驾驶来的日本飞机的轰炸。又指出：美国租借法案的供应，中国确有一份，中国所得只有百分之一、二，而英国所得占百分之三十以上。
罗斯福对记者谈对华租借供应问题：“美国对华空运物资，一年前每月二三千吨，现在每月增至2万吨，仍感不足。”“其运输总量的大部分，除供给陈纳德超级空中堡垒外，其余物资，绝大多数供给中国军队。”罗斯福对国民政府军事发言人10月3日声明中“美国予我援助数量之少出人意料”之语表示遗憾。
10月9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坚决拒绝给予史迪威以任何军队的指挥权，声称不仅不信任史，而且对他的军事能力也无信心。认为史虽然收复了密支那，但对几乎失去整个华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0月9日，史迪威致电马歇尔，认为他与马歇尔矛盾僵局的症结在于蒋介石无意作出任何自愿的军事努力，要求召回他不过是蒋介石的拖延策略。
10月12日，董必武电告中共中央，报告目前美蒋关系，称：……蒋说，史迪威袒共，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还说美国压迫已超过极限。
10月13日，赫尔利就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致电罗斯福，认为“蒋介石对史迪威谋合作。史迪威对蒋介石则谋屈服，而史迪威之误，想屈服一革命家。”“窃以为如我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失去蒋介石，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并请罗斯福派与蒋介石能够合作的年轻将领来华。
10月14日，国民参政员傅斯年向监利社记者谈中国局势，认为近来有人主张发动各种政治社会势力共商国计，“其结果将造成克伦斯基式政府，而陷中国于大乱之局面”。
10月1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决定正式宣布召回史迪威，并针对蒋指责史反攻缅北得不偿失进行辩护，称反攻缅北是由英美联合参谋委员会作出并得到丘吉尔和罗本人批准的，是为维护中国供应线所必须进行的。……
赫尔利与林伯渠、董必武再度会谈。赫尔利称：蒋介石在10月15日与其谈话时专门说，他个人对中共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但部下还不明了。国共合作后，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在军事领导机关中也应有中共党员参加，分配军用物资也不应偏于哪一党派。他计划先约张治中、王世杰与林、董谈，得出两党合作的初步结果后由他同蒋介石商量。蒋同意后他便到延安和毛泽东谈，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最后蒋介石、毛泽东见面，发表宣言，实现合作。
10月19日，下午，赫尔利谒见蒋介石，转达罗斯福最后决定召回史迪威的电报：“余现在颁发命令，将史迪威自中国战区召回。……”
史迪威接到马歇尔来电，获知召回他的命令已经下达。同日，史约见美国记者白修得和唉金生，向他们介绍了围绕指挥权问题与蒋介石斗争的经过，斥责蒋介石“从来不想打日本”，“这场战争中每次犯下的大错误都可以直接从蒋介石那里找到根源。”
10月20日蒋介石派军事委员会一官员向史迪威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史通过一美国官员拒绝接受。下午，史迪威由赫尔利陪同向蒋介石辞行。蒋对史说：“余不能与君共事到底，殊为无上之遗憾，但我们二人之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互展其长，继续为打倒共同的敌人而努力。”同日，史电告朱德，“以不能共事为歉”。
史迪威飞离重庆。22日飞抵滇西保山，会见美军驻中国远征军总联络官多恩准等官员，向7名联络飞行员授奖。旋又飞抵缅北密支那。11月2日回到美国。
10月31日：罗斯福对记者称：史与蒋意见不合，“蒋要求撤换，美国政府不能不答应”。
《纽约时报》，评论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认为史迪威是在中国最优秀的战地指挥官。史蒋矛盾是积极对日作战与囤积美援物资用于反攻内战的矛盾。召回史迪威“表示一个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
根据上述史实证明，第一，史迪威陷身国共两党的政治矛盾太深，他执意偏袒共产党，干预中国的内政，这当然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容忍的错误；第二，蒋介石指责美国在史迪威指挥权问题上侵犯了中国主权，是新型帝国主义，并声称不怕美国取消对中国的援助。蒋介石要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维护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因此坚决要求罗斯福召回史迪威是值得尊敬的。在这方面，蒋介石不愧为堂堂正正的国家领导人，确实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伟人。大家知道，毛泽东称斯大林为“慈父”，对于任何有“反苏”言论的人，都毫不犹豫地打右派。在人格操守上，蒋、毛二人简直有天渊之别。第三，共产党的“统战”工作竟然做到美国身上，不得不叫人惊惧。

五，10月2日史迪威给朱德的电报

亲爱的朱德将军：
由于我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同您合作深表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胜利。我谨向您致意。
真挚的
J.W.史迪威
美国将军
由此可见中共对美国人的统战工作做得是多么好啊！
郭廷以认为：史迪威事件是中美关系的最低潮，几乎走到最后一步。蒋有其个性，更有其立场，最大原因为决不令武力落入外人之手，尤不愿共军受史迪威节制，否则史迪威必以租借物资供应共军，中共如虎添翼，愈不可制。美国之所以让步，怕的是如果与蒋决裂，中国战局可能瓦解，美军纵攻占日本本土，中国境内日军或将继续抵抗，另一可能为中共得利，整个中国将成为苏俄的附庸。

六，美国人支持还是反对国民党打内战？

共产党不断地宣传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但是，历史事实是，美国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但是美国人坚决反对国共内战。这种反对就是表现在不给蒋介石一枪一弹。我举一个我见到的实例。2005年，我到云南采访滇缅铁路遗踪。在耿马县勐撒镇，该镇的武装部长带我去参观一处被毁弃的美军机场。耿马县的山地占了全县99%以上的面积，“坝子”，也就是平原极为稀少。勐撒镇距离中缅边境不远，有一处较为开阔的平原，因此被美军修建为简易机场。等到日本投降，美军撤离时，把一切携带不了的弹药、武器、汽油等等物品，全部塞进机场边上的山洞里，一响炸光，整个山体也齐刷刷地下塌了一截。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美军不把剩余物质移交给国民党。我根据自己的知识判断，就是美军怕国民党拿来打内战。我在《1944年，胎死腹中的“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中，记叙了中共地下党员，打入美国情报机构的吴大琨对美国人说：“国民党把抗日的军火拿去打内战了。”这种宣传，当然使美国人极为生气，影响极大。

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