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是史无前例的卖国贼

博讯螺杆

1962年中国为何将长白山和天池的一半划给朝鲜？

伊蒂圣辉/文

    长白山一向被视为满洲民族发迹的“龙脉”之地。由于进入长白山挖参、猎捕之人众多，请政府担心这些活动会断绝龙脉。1762年始，清政府对东北实施了长达200余年的封禁政策，严禁进入长白山地区，鸭绿江、图们江中朝边境地区成为封禁的重点地区。后来，由于长期的封禁政策致使东北边疆地广人稀，边备空虚，潜藏着严重的国防危机。特别是清道光之后，由于沙俄等列强的侵略扩张，这种危机日益加重。这给朝鲜边民非法越境进入中国创造了客观条件。

    后来，1860至1870年间，朝鲜北部地区多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民不聊生。许多朝鲜人出于生计，冒禁非法渡鸭绿江、图们江越境，到对岸中国奉天、吉林省垦荒。之后人数众多，开垦土地越来越多，为清政府带来诸多政治、社会问题。后来，清政府于1867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允许汉人迁移至此，后来在对待朝鲜移民的政策上也有所放松，在其“易服雉发”，准其领照纳租，加入中国国籍的情况下留在中国。并将此咨文通报朝鲜政府。1882年8月，朝鲜国王要求清廷允许朝鲜“刷还”在中国非法垦居的朝鲜人，清朝允许朝鲜的这一做法。

    但后来朝鲜移民朝鲜政府不但未刷还越境边民，反而并以穆克登碑为据，于1883年7月提出土门、豆满并非“一江之名，而为两江”的主张，认为中国延边地区的海兰江为土门江。这一主张，不仅原来的非法流民未被刷还，反而有更多的朝鲜越境民迁移至此。这一举动成为后来“间岛”问题的发端。1885年6月，朝鲜咨清政府，再次主张土门、豆满两江之说，指称海兰江南本来是中国的延边地区为朝鲜领土，并要求双方勘界。1885年9月30日至11月29日，中朝两国派使共同勘界。但双方意见发生严重分歧：其一、关于江名，中方认为土门、豆满、图们为一江名称之谐音；朝方主张土门、豆满(图们)为两江。其二、关于正源，中方主张红丹水为图们江正源，以此水划界；朝方主张红土山水为图们江正源，以此水划界。

    然而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国发生三年自然灾害，国家财力十分拮据，对朝援助相应减少。于是朝鲜借机多次派员来华，提出要将鸭绿江改为中朝两国同时拥有的界河。理由是朝鲜北部边境地区也要发展，不能没有电力做保障，因此也想借助这鸭绿江搞水利发电的开发（因为此时中国已投资在鸭绿江上游的集安建了云峰发电站，当时出于中朝友谊和拦江大坝的一端必竟已与朝鲜国土相连，所以中国政府慷慨地答应此电站日后的发电量有一半无偿给朝鲜使用。）当时，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的友谊可以说正是“蜜月时期”，于是对这“同饮一江水”的鸭绿江变为中朝两国的界河要求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结果是，朝鲜得寸进尺，又以鸭绿江的发源地在长白山天池为由，遂于六十年代初期，又向中国政府提出要将长白山分割为二，中朝双方各占一半的要求。为了说服中国政府，朝鲜还以两国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为由，说什么长白山区曾是朝鲜伟大的金日成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当年他就在那儿加入的中国****，还舍生忘死地帮助过中国人民打过小日本，现在金日成已是我们的首相，他在长白山区留下的“革命圣地”，也应让朝鲜人民世代瞻仰，所以希望中国政府和人民能理解朝鲜政府和人民对自己领袖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等等等等。此番话语声情并茂，直令毛主席他老人家无法说不。

    于是，1962年毛主席指派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并代表中国政府同代表朝鲜政府的首相金日成在平壤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此条约共有五条：第一条内容主要划分了两国边界的走向；第二条规定了界河中的岛屿和沙洲的归属都以水面的宽度为准。第三条内容明确界河水域两国共同管理、共同使用，包括航行、渔猎和使用河水等，以及鸭绿江口外水域的划分原则；第四条主要规定了本条约签订后即成立两国边界联检委员会，开始联检；第五条规定了换文方式。

虽然条约中没有明确长白山的划分比例具体是多少，但做为鸭绿江源头的长白山天池当符合本条约“界河水域两国共同管理”的应划分的范围之内。此后，据说就在这《中朝边界条约》签署后不久，长白山天池边被分割为二，据说中国占有48%，朝鲜占有52%（网上也有说法是53％）。同时，还将鸭绿源头的天池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跟着一道分给了朝鲜。长白山天池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铸成的九峰围合而成，最高一座为白头峰。其中这白头峰分给朝鲜后，朝鲜政府为感恩金日成将军，就把白头峰给更名改成了“将军峰”！

中国历史上的“卖国贼”，多是因国家战败被迫签订不合理条约割让领土。而毛泽东周恩来却是拱手相让，除了中朝边界，还有中缅边界，中苏边界，中越边界，中印边界等等，都因“友谊”而向外国赠送了大片土地。

ygvfe

转载
斯大林逼迫蒙古大屠杀 中国侨民一个不留！
——苏联逼迫蒙古国搞"大清洗"：中国侨民几乎被杀光
蒙古在苏联人帮助下“独立”时，其人口总数不过70余万。若统计蒙古在1921到1941年间死于红色风暴中的遇难者，大略可认为，蒙古因此至少丧失了10%的人口。其惨烈程度相比苏联，毫不逊色。据不完全统计，以上在外蒙古死难人口，绝大多数拥有中国国籍！
【阿波罗新闻网 2017-01-05 讯】作者：李奉先☕打印版 ◪圖片版 ◫PDF

核心提示：1991年12月25日18时32分，克里姆林宫顶上空飘扬的苏联镰刀和锤子国旗徐徐降下，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解体，15个国家获得独立。确定苏联已解体，不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伤害，近三个月后，有“苏联不加盟共和国”之称的蒙古才真正独立──1992年2月12日，外蒙古更改国名、国旗、国徽、国歌，抛弃苏式政治经济制度，全面启动自主化和民主化进程。

蒙古人终于可以谈自己的历史，谈自己的祖先，可以舔舐71年作为苏联附庸的尴尬历史....



几十年后被挖出来的大清洗“埋尸坑”



──谨以此文纪念在外蒙古独立进程中，大批无辜死难的中国同胞！

（一）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广场附近，有一幢被铁丝网圈起来的红色小楼，它的正式名称叫“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馆”，俗称“大清洗纪念馆”。

若无当地人提醒，外国游客常会误以为这是某位要人宅邸，与之擦身而过。不错，它确实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1992年改国民为“蒙古国”）第二任主席、第九位总理根登的住宅。1993年被改造成纪念馆，而根登本人则死于30年代的大清洗。

在大清洗纪念馆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量遇难者的头骨，上面弹孔清晰可见，纪除了陈列遇难者遗骨外，纪念馆里有挖掘大屠杀埋尸坑爹现场照片，各地大屠杀的遇难者统计数据，以及描述蒙古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种种惨烈景象。

1930年代与苏联同步发生的蒙古大清洗，由于其规模远远不及苏联，更加之长期与世隔绝，外部世界几乎对草原上曾经的惨烈红色风暴一无所知；在蒙古国内部，由于苏联的严密控制，它也没有过赫鲁晓夫时代那样对大清洗的局部披露和反思。看上去，它将在人们的缄默中被永远遗忘。

苏联解体和随之而来的蒙古民主化，这段几乎给每个蒙古人家庭都留下深重苦难的历史立即被解冻，在民间一致呼吁下，蒙古总统授权成立调查委员会，对大清洗进行取证并重新建构这段历史。真相开始一点点浮现出来。

1992年，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历史学家木汗达莱仁钦率队在库苏古尔省的木伦挖出第一个埋尸坑，显露出100多具尸体，因为是永久冻土，尸体仍保存完好，可以从死者衣物上判断多为僧侣。由于政治原因，当政的人民革命党一度终止继续调查和挖掘。

2003年，乌兰巴托东部地区发现一个更大的埋尸坑，有600多具尸骨。经技术鉴定发现，多数人双手被反绑，脑部被枪击或被钝器猛打而死，还有些人死前脖子被扭断，生前皆受过酷刑折磨。

这段历史虽然尘封日久，但并不乏当事人的见证。伊苏策零，一位老态龙钟的86岁老人，住在乌兰巴托郊外简陋的蒙古包里，他是五十余年前内务部行刑队的头目，曾经处决过无数的僧侣，这位老者希望通过交待事实换取政府的奖励。沉默了几十年的伊苏策零在BBC镜头前把当年行刑场景娓娓道来，但他认为自己只是追随乔巴山（蒙古建国时期重要领导人）的指示行事，屠杀责任不该由他个人来负。

历史学家木汗达莱仁钦说，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和委员会成员们被所知道的事实震惊了。仁钦认为，根据埋尸坑和直接间接证据的挖掘情况，以及对人口档案的研究，应有10万人死于大清洗；3.6万的数字，学者普遍认为被低估，10万是目前估计最高的数字，但还不是最终的学界定论，这一问题的研究必将持续下去。

无论是哪个数字，蒙古的遇难者总数，在苏联和柬埔寨同样原因的受害者数字面前，都相形见绌，但蒙古在苏联人帮助下“独立”时，其人口总数不过70余万。若统计蒙古在1921到1941年间死于红色风暴中的遇难者，大略可认为，蒙古因此至少丧失了10%的人口。其惨烈程度相比苏联，毫不逊色。

据不完全统计，以上在外蒙古死难人口，绝大多数拥有中国国籍！



中共给斯大林祝寿

（二）

决定把根登旧居改成“大清洗纪念馆”的，是根登的女儿策零杜兰。根登旧居变成纪念馆，也许最能体现“大清洗”的残酷无情和历史的复杂吊诡。根登，极左政策的执行者，甚至是大清洗的罪魁祸首之一，但他又是大清洗的受害者。

根登，这位传奇的蒙古总理，是斯大林一手栽培起来的学生，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当面对斯大林大不敬的叛逆者。他曾做一件在当时能把胆小者吓尿裤子的事──当众对斯大林劈头盖脸痛骂，并抢过斯大林的烟斗摔到地上。

根登言行鲁葬粗俗，性格张扬好斗，女人和酒是他两大嗜好，一方面他极力表现得像个“布尔什维克”，一方面他内心深处又有浓厚的宗教信仰。

“世界上有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一个是佛祖，一个是列宁”，20年代初根登喝醉后曾说过这样的“胡话”。

1933年大清洗之初，斯大林授意根登效法苏联在党内抓“反革命集团”，他遵嘱照办。但到了1934年以后，斯大林的指令与根登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觉醒的良知愈发不可调和，最终剑拔弩张。

斯大林多次催逼根登要在1937前全面清除宗教阶层，暗示杀掉10万僧侣，这道命令触碰到根登的情感底线，但他不敢公开违抗，只能对命令阳奉阴违。由于他的消极抵制，致使这一任务被延期两年。根登这点手法岂能在明察秋毫的斯大林面前蒙骗过关？

根登很快丧失了的斯大林的宠信地位。1937年底，根登被扣上“反革命罪和日本间谍罪”遭处决。



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早期的蒙古人民军

根登之后的蒙古，进入了乔巴山时代。在驻蒙苏军协助下，乔巴山忠实执行莫斯科指令，轰轰烈烈的“红色恐怖自残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在这个草原国度留下无数埋尺坑。

我们再接着谈斯大林授意外蒙古制造大清洗冤案前，另一段屠杀华人历史。

1922年，苏联控制外蒙全境，向其军队、政府派驻政委、顾问，实行改组和教育，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金融货币体系，逐步驱除所有第三国商业力量与人员，甚至严禁第三国人踏足外蒙。

然而，1923年蒙古有商行2332家，当时中国商行占1440家，俄国私营商行166家。苏联命令全面排华，禁止偿还一切欠中国商家债务，连民间私债都不允许还；对华商征收重税，严禁华商贩卖贵重物品，宣布旧卢布作废，导致中国商家大批破产自杀！

华商所剩物资，苏蒙当局强行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购买，30年代初，库伦华商从2万锐减到2千，并禁止华商华工出入境，也不许新人入境。

据统计：1918年时，外蒙还有华人10万左右，到1963年时，统计显示则为“无”！

最早的“总督”是苏联布里亚特人日奇诺，后来是库楚莫夫、车尔诺莫德扬克，一切不贯彻“把苏联当作唯一的最亲密盟友”者，有“民族主义倾向”，有“亲华嫌疑”，不能紧跟“苏联路线”者，无论资历再深，威望再高，轻则入狱重则处决，人民党的党政军元老亦无例外。

若新选拔上来的亲苏干部已不能贯彻更苛刻的新路线，则立马清洗，换上更年轻的“忠诚”干部，党内“反革命集团案”层出不穷，均由苏联特务机关操刀。

1922年8月，担任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民党创党元老鲍陀反对过激苏化政策，希望保持独立自主，与中国维系良好关系，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他与临时政府首任总理，亦是创七元老之一的查格达尔扎布等40名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团”遭逮捕，他俩与其中13人很快被处决。

中央和省级政权的控制基本完成，苏联认为结束“过渡期”的条件成熟了。“国家元首”──哲布尊丹巴过着被软禁的生活，1924年5月亦离奇死去，(蒙古史学家多认为被苏联特务机关谋害)，苏蒙当局宣布禁止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

8月26日深夜，还在会议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命令逮捕丹增并即执行枪决，随后又揪出赞同丹增观点的干部，政府秘书长巴瓦桑等打成“反革命集团”处决，扣上一堆莫须有罪名：“勾结中国反动派”、“破坏苏蒙友谊”、“妄图武装叛乱”丹增的总司令职务由乔巴山暂兼。

完成这波清洗后，当年11月，苏蒙当局正式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国名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通过苏维埃宪法，建立苏式一党专政体制，首都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

此后，蒙古亲苏派屠杀华人手段更是变本加厉，如前文所及，本文不忍再叙....



1922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代表中共立场，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据北洋政府外长顾维钧回忆，当时李激昂地宣称“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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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毅

他俩还没有江贼民卖的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