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特色 杀气腾腾的标语雷死人 (图集)

白梅

目前在中国大陆，雷人的标语可谓比比皆是，不仅令人可笑，也令人心寒这背后的腾腾杀气······大陆学者透露，这些充斥了各种暴力色彩的标语，是不少地方官员的政绩。这些年，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急躁和易怒。分析认为，国人遗失了传统文化精髓，已经无法借用文化智慧来化解社会戾气。

网友总结的大陆雷人标语如：铜仁屠宰场：以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山东聊城监狱：人民罪犯人民爱，人民罪犯爱人民！；河南国道旁：抢劫警车是违法的！；江苏农村：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河北电网：严禁触摸电线，五万伏高压，一触即死，不死法办。；铁路旁标语：横卧铁轨，不死也要坐牢!；为了打击焚烧秸秆：焚烧秸秆时就是坐牢日；哪家地里冒烟公安把你收监；上午烧秸秆下午就拘留。

标语充斥了各种暴力色彩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韩承鹏指出，标语口号作为动员力量的一种手段，无论在传统历史上还是当前社会治理中，都较为常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总会在特定时期推出一定量的标语口号来有效组织动员社会力量朝着预期的方向前进。与标语狂飙的文革时期相比，当前的标语口号命令的语气少了。然而在各地的标语例子中，语言却往往充斥了各种暴力色彩。
比如，很多地方随处可见的“严禁”“罚款”“禁止”“处罚”等字眼。韩承鹏认为，“严禁”“禁止”这种程式化的标语，严格地说，“是对语言的一种污染”，一方面显示出居高临下的命令口吻，另一方面也是对人不信任的一种表现，让人感觉处处受限制，处处被怀疑，容易使人产生逆反心理。
韩承鹏出版的专著《标语口号文化透视》，详细列举了计划生育内容的标语，比如，“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等等。在他看来，这些标语的特点是语言生硬粗俗、态度蛮横、语气居高临下，遣词造句多有威胁之意。

地方官员把标语口号当作政绩
雷人标语盛行，一定程度上也与地方治理对标语的认知相关。韩承鹏分析，不少地方把标语口号当作一种政绩，以出多少标语口号作为评选先进的标准，谁的标语口号多，有创意，谁就重视某项工作。所以，“标语口号的盛行，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和热衷做表面文章、大呼大隆的工作作风。”
比如，为了配合全国土地日的宣传，某县党委便出台过明确文件，要求“镇和各管区驻地悬挂过街横幅不少于2幅，刷写永久性标语口号，镇驻地不少于5条，管区驻地不少于3条，临时性标语口号不少于50条。”
其中，也不排除地方借助标语来“摆花架子”。韩承鹏指出，有些地方干部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如何把中央精神与自身工作实际结合上来，而是善于“闻风而动”，不愿意扑下身子实干，只好以写标语，喊口号等花架子来应付。
暴戾之气祸魁何在
杨文凯在博客中发表题为“中国社会弥漫暴戾之气祸魁何在？”一文指出，一个个足以颠覆人性的暴戾案件连续发生，马上又被更出格更乖戾的凶恶事件所覆盖——这种事实不断突破着中国人对人性之恶的理解极限，也拷问着建设和谐社会在多大程度仍是一个梦幻。
有新浪网友对极端案件频发表示震惊，在微博中指出：摔童者可谓人性泯灭，但也折射出当前社会存在暴戾之气。一是法制意识淡薄，崇尚用武力、拳头解决问题；二是人际关系淡薄，充满不信任，于是易偏激、动怒；三是个体充满焦虑感，在生活、工作、学业的压力之下，有严重的心理问题，负面情绪很容易被激化。
著名博主、央视主持人赵普痛定思痛后发出连续追问：是怎样的恶将人性毁灭至此！？暴徒的戾气究竟从何而来？除了严惩凶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易怒、偏激会否成为国人的集体人格？我们能否不止步于愤怒和谴责去思考根源？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搜狐微博中写道：“机场爆炸、商场砍人、孩子被摔、城管打死人，驻马店五死三伤……中国社会充满暴戾气。我们不能简单说都是坏蛋所为。坏蛋确实要被惩罚，但需要思考根子在哪里：当公平公正变得可望不可及，解决问题没有正常渠道，官官相护平民没有平等机会，做人的尊严被剥夺殆尽，社会就变成了把好人变成坏人的社会。”
文章认为，当一个社会变成了把好人变成坏人的社会时，谦谦君子沦为弱势群体、强凶霸道抢占舞台中心；礼仪之道与祥和之气尽失，怨愤之声和暴戾之气上升。过去，处于“礼乐崩坏”时代的孔子提出过“克己复礼”的主张，而如今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光靠“克己”，也就是要求社会大众克服欲望求助道德，显然已经无济于事。社会戾气的生成，无差别性报复事件频发，大都源于社会弱者无法自保后的铤而走险——爆发自下而上，根源却是由上而下。
文章分析，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道德自律和公共教育，或许是暴戾生成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人遗失了传统文化精髓，已经无法借用文化智慧来化解社会戾气。同时，正邪颠倒、善恶不分的混乱的社会价值体系，也是促成暴戾弥漫的重要原因，这在网络、电视、报纸，以及各种媒体上表现突出，令人扼腕叹息。
大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关于中国社会价值观混乱、政局不稳的文章表示，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被“文革”毁掉，残暴代替了仁爱，斗争代替了礼让，人与人的黏结剂的道德荡然无存。由于政治上的需要，现在说假话成为风气。由于基本价值观的缺失，全民向钱看，钱主宰了一切，社会迷失了方向，个人的人生观被扭曲。
江泽民突破道德底线
古老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神传文明。自从中共邪党窃政以后，把无神论强行灌输给民众，用邪恶的党文化取代传统文化。回首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化与中共的党文化相似，中共自己都承认是“西来幽灵”。在中国大陆，中共政权从来都不曾有过真正的道统。

江泽民是今天中国社会乱象的始作俑者（网络图片）
在江泽民掌权期间，更是用“贪腐治国”，使欲望、金钱和女色在社会泛滥，道德下滑一日千里。把中华民族带向了临近覆灭的深渊，对中华民族道德的摧毁，最集中地体现在对“真、善、忍”民间信仰的打压上。对法轮功的镇压，实际上是对民间重整道德努力的极大摧残，也是对整个社会良知最彻底的践踏。
共产党造就了江泽民，江泽民反过来利用共产党，不断地突破“道德底线”，才造成了今天社会道德整体大滑坡的严重局面。
阿波罗网白梅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