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心思乱

FRANKSTON

作者: 王德邦

今天中国民心思变，然而官心也思变，从某种程度而言，官心思变比民心思变更急迫。但是，这两种所思之变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民心所思是政制民主法治，官僚清正廉明，社会公平正义；而官心所思是政局混乱、法纪废驰、社会动荡，以便为所欲为、强取豪夺、无法无天，既可贪赃枉法，又可逃避罪责，既能延续强化权力，又能随时拍腿开溜。所以，中国民心是思治，而官心是思乱。思治当然认为现实不治，太过混乱，官僚侵害得民不聊生；而思乱则自然认为现实还不够乱，还有些法纪束缚，或可能面临更多束缚，故希望以乱来逃避，甚至希望回到完全抛开法制无法无天的文革。

一、官心思乱的诸种怪象

中国官心思乱表现各式各样，最直白的是2013年暑假我在北京听一个曾经因参与推动民主运动而被处罚过的朋友说，他因经商接触到的几个部级与厅级的要钱不手软的官僚，居然不久前极其巧合地在不同场合暗示他应该出来折腾些事，并且最好将事情弄大，弄得越乱越好。那朋友当时很惊异：这些官僚怎么忽然发神经希望社会大乱呢？这个事情当时让我也颇感困惑，甚至解读为他们也有变革之心，但后来看，他们显然不是。相似的消息，湖南一个朋友也跟我提及，这让我不由得认真思考其中原委。

今年元月4日，四川攀枝花市发生国土局局长陈忠恕冲入会场枪击市委书记与市长，最后自己离奇死亡的事件；元月11日又传出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蒋钳虎驾车撞该县国税局副局长袁永康和国税局办公室主任罗桂君致死事件，这使人看到官僚队伍中一批人的绝望，进而不惜舍命搏杀，制造动乱。

其实，要真切了解官心思乱还可以从近年来急速高涨的官员自杀事件中探究。据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2014年的调查数据说，中国官员的自杀率比城市人口的自杀率高出30%。中国每年每10万名官员中有6.9人自杀，城市地区每10万人有5.3人自杀。而2014年后官员自杀率呈激增状态。据英国《金融时报》的统计数据，2013年自杀官员7人；2014年自杀官员陡然增加到39人。《财新网》也盘点了2015年上半年自杀的厅级以上官员，就有原央企监事会主席时希平、原国信证券总经理陈鸿桥、原神华集团副总裁王品刚、原澳门海关关长赖敏华、原中海油纪检组长张建伟、原广西柳州市长肖文荪等11人。而2016年媒体披露的密集自杀事件有：3月22日晚，深圳原副市长陈迎春坠楼身亡，3月24日，东北特殊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杨华在家中自缢身亡；6月12日同一天，广东原湛江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刘小华自缢身亡，深圳盐田区保密局女局长肖碧波坠桥身亡。

从公开可查的官员自杀消息看，近年来官员自杀率在急速上升。由官员如攀枝花式互杀到激增的自杀率，可见官僚队伍中的绝望情绪之厚重。

官僚队伍中弥漫如此厚重的绝望情绪除反映到自杀与互杀上外，也体现到对社会报复性激发矛盾冲突与国际事务上挑起争端求战上。2013年以来，公权力中承担镇压职能的政法系在和平时期先后制造了全国性大规模的对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公民、对敢于表达独立意见的网络大V、对敢于不顺从权力奋起抗争的维权人士、对捍卫人权法治的律师等等大抓捕运动，极大激发了社会矛盾，撕裂了社会共识，制造了社会动乱。而一批官僚公开跳出来叫嚣要武力攻打台湾，武力平息南海与东海争端，更是表露出他们急待战争来解救的渴望。这种全国性无端的大抓捕与对外的疯狂叫嚣，正是裸呈着官僚队伍那种惟恐天下不乱的心态。

至于现在越煽越猛的文革烈焰，如山东围攻批毛教授，长沙阻止学者讲座，八一广场集会宣示文革等等，更是幕后有官僚参与推波助澜，以期复辟文革抛开一切法制的动乱。

可以说，中国时局最近几年来屡屡出现的诸多如自杀、互杀、对内抓捕、对外挑衅等等，这些超出常理而令人费解的吊诡现象，只有从官僚这种思乱之心方可获得求解途径。

二、官心何以思乱

中国官僚队伍何以会产生如此思乱之心？依照常理，官僚队伍是社会既得利益者，他们原本应该最希望维持现状，以保持并延续他们的利益。那么中国官僚队伍从2013年后普遍产生思乱之心，直接原因应该就是中国掀起的反腐狂潮。

中国真正的反腐狂潮始自2013年。从媒体各方披露出来的消息，当年习近平对官僚队伍中的腐败怒发冲冠，以致衣扣绷掉，决心不顾生死与腐败一战。此风声很快在官僚队伍中传开，作为普遍性腐败深陷的官僚集团，要避开为反腐所伤，扼阻反腐狂浪，于是努力制造社会动乱，以使当权者疲于奔命、自顾不暇，而无力顾及反腐，就自然成为官僚队伍普遍而默契的选项。而这正是2013年从不同渠道传出有官僚希望原来的一些社会抗争力量努力制造社会事端的直接根由。但是官僚没有料到的是，社会民主抗争力量居然公开出来支持反腐，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不仅没有形成社会动乱，相反为反腐助力推波。于是官僚疯狂抓捕这批要求反腐的公民，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激发社会矛盾，抹黑栽赃反腐。

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当权者在个体理想主义鼓动下所掀起的反腐，事实上是与整个官僚队伍宣战，当然遭致官僚队伍普遍的以制造各种社会动乱的反抗，应该说中国社会至今仍然持续走在这场反腐与反抗之路上。

三、终结动乱之源

那么需要追问的是，如果中国没有新当权者发起的这场反腐，是否官僚集团就不会思乱而可以永久避开乱呢？

从表面与短期来看，如果没有中国新当权者的强力反腐，官僚队伍肯定还高唱着“今天是个好日子”，陶醉于中国模式与中国崛起之中，坚决相信中国是天下最好的，而不会产生思乱之心。但是，问题是“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及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吗？及‘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朱厚泽的天问）显然，这种中国模式是无法持续的。

同时，官僚普遍腐化堕落、强取豪夺、朋党比周，当这种恶性腐化演进到一定时期，必然面临三个不可逾越的天堑：其一、民众不堪忍受，绝地反抗；其二、世界文明与历史发展潮流无法容忍，而围追堵截；其三、官僚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无法维持平衡，最终鱼死网破，玉石俱焚。这三方面是极权政体下官僚腐化堕落不能延续的天敌。当这三方面风云际会，官僚腐败集团必然无可逃遁。

由此可见，极权政体导致官僚极度腐化堕落，因此官僚普遍浸淫在罪恶中，而这种罪恶即使不遭致内部理想主义者奋起反腐来扼阻，也必遭致来自外部的民间与文明世界的清算。所以，今日中国官僚思乱，终极原因不是反腐，而是官僚自身的罪恶，是极权政体之罪与人性之恶同构的结果。纵使官僚权贵通过制造动乱来赢得暂时干扰乃至折断反腐，但腐败及其产生腐败的极权制度必将导致社会全局性变革或革命，官僚集团也必躲不开被清算的命运。所以，唯有结束极权政体，实行宪政民主、人权法治，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官僚腐化，也最终消除社会全局性动乱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