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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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是中共党员

中共当局一直把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捧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海外舆论多将其视为“民族败类、千古罪人”，但也有部分舆论认为张是“一时糊涂”从而“遗很千古”。最近，随着张学良中共党员身份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长期以来关于张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的争议将尘埃落地。

张氏党员身份乃中共最高秘密

据《动向》特约记者史鸣北京报道，北京的权威人士透露，关于张学良中共秘密党员身份一直是中共的一项最高秘密。了解这一秘密的在中共重要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克农。除了毛因为是第一把手，统管全局，其他三位都是中共谍报和统战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是中共谍报系统的始祖、而对这一系统事实上的有效掌控，使他在历次权力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张学良对周恩来的仰慕也是众所周知的。前人大委员长、元帅叶剑英是周恩来的长期副手，尤其是抗战中任八路军驻南京代表和内战期间任职军调处，更是中共谍报工作的前线指挥。一九三六年七月，他被中共委派到安塞，对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九月，被派往西安，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叶剑英在第一线协助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李克农长期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中共建政后任社会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长、副总参谋长。西安事变前他就潜入西北军和东北军，策反高级军官，事变后，他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随周恩来赴西安谈判。事实上，说周、叶、李三位也是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并不为过。

如今，这四位掌握这一最高机密的中共领导人都已经先后去世，似乎这一秘密成了死无对证的悬案。然而，眼前却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曾经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的阎明复披露，叶剑英生前曾经对主持东北军党史整理的编辑宋黎（西安事变时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去世）有过交待，肯定张学良就是中共党员。宋当时将叶剑英的这个谈话作了记录，并将记录稿封存在保险箱里，并交待张学良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的中共党员身份绝对不能外泄，等他去世后再把谈话记录拿出来报告中央。

叶剑英的谈话并不是孤证，另一位还健在的中共老人吕正操，也持肯定的态度。吕正操是张学良东北军的老部下，历任共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兼三纵队司令员，晋绥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东北人民政府铁路局长、铁道部长，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兼铁道兵团副司令员，总参军事交通部部长，铁道部部长，铁道兵政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九九一年他在纽约与张学良数次晤谈，近日他也对人披露“张汉公是共产党员”（张学良字汉卿，被尊称为张汉公）。吕正操还多次对人说，周恩来生前不止一次地告诉他，张学良是中共党员。

斯大林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

当然，此事也有一个反证。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写作组组长高文谦表示，有关张学良是否曾经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文件过去一直是中共的核心档案。他虽然没有看到过张学良亲笔写的入党申请书，但是他确曾看到过一份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请示关于如何处理张学良要求入党的报告。这份电报大约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还在瓦窑堡的时候向莫斯科发出的。高文谦说，张学良想秘密加入中共这在党史研究的圈子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高文谦认为，共产国际不同意张学良加入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原因是莫斯科视张学良为军阀、汉奸，不可信任。张学良在东北主政时曾经因为中东铁路问题同苏联发生冲突，甚至兵戎相见。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被莫斯科认为是破坏了苏联把日本拖在中国战场的战略，苏联塔斯社在事后发表的社论指张学良为汉奸。莫斯科对张学良的态度导致中共改变了对张学良做出的一系列承诺。一气之下，张学良不辞而别地陪蒋介石回了南京。高文谦说：“中共那边原来也要公审蒋介石，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策略是有一个变化的。这个变化的核心在于共产国际，就是苏联人的态度。所以这一子等于把张学良给晾在那儿了。”

阎明复也有类似的讲法，一九九五年夏天他在位于前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苏共档案馆里，偶然发现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电报是共产国际关于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答覆，电文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挑选，而不应该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这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重大的事情都要向共产国际请示，吸收张学良入党，当然要请示了。由此可见，张学良当时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也同意吸收他入党，并报告了共产国际，只是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决。

张学良曾先后两次提出加入中共

据北京的权威人士披露，张学良曾先后两次提出加入中共，第一次提出入党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连夜在安塞举行会议，一致认为，中共当时与张暗中来往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整个东北军，而不是一部分，当时若接收张学良入党，万一曝光，势必造成东北军分裂，不利于整个计划的开展。随向张说明此意，张表示理解。但此后不久，张学良再次提出要求参加中共，中央同意了，但向在苏联的第三共产国际报批时，却没有获准。以后的事态表明，尽管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张学良入党，中共中央仍决定发展他入党。叶剑英与宋黎的谈话公布之时将彻底揭开这个谜底。

张学良到底是不是中共党员，张学良本人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而且他生前似乎也不避讳这个话题，台湾出版的《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张志宇校注），张学良坦陈：“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作特务的工作！”难怪中共学者要说，张学良是用“口述历史”的机会，向世人宣布：“我就是共产党！”

张学良的中共党员身份曝光，意味着外界乃至中共内部以往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一些有利于中共的观点和看法会发生根本的动摇和改变，这恐怕也是中共迟迟不公开张学良中共党员身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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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中共党员身份与西安事变

王中陵

上期《动向》刊出的《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中共党员身份揭秘》报道说，中共前统战部长阎明复披露：知道张学良身份的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去世后，主持东北军党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就这件事去访问叶剑英，叶给予了肯定的答覆。宋黎把谈话记录放在保险箱里，并嘱咐：

等我死以后再拿出来交给中央。……现在张汉公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

黄雀之后，还有遥控中共的斯大林

“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引起我注意的，不是张学良的中共党员身份，而是这句话不合逻辑却大可玩味。看来，这与重新解读西安事变必有重大关系。

西安事变过去近七十年了，张学良的中共党员身份为什么还不能公开？张学良素以不当傀儡、不受任何人操纵、从未作过任何人部下自诩。他会放弃这些傲人骄人的资本屈尊加入中共吗？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的自发行动，还是被策反的结果？斯大林与西安事变中张、蒋、毛周各方是什么关系？从现在己部分曝光的资料看，这个事件的策划者、发动者、拍板终结者之间的脉络已日渐清晰。考证张学良的中共党员身份，势必把西安事变的真相悉数抖出，这恐怕才是“绝对不能传出去”的顾忌所在。

回首西安事变，云谲波诡，不妨举个与西安事变关系最密切的例子。

《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历史》的作者张戎谈到长征和西安事变是这么说的：

例如红军长征。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蒋介石放走了中共。……他用放走红军的一系列步骤，和斯大林作交易。长征每一个关键时刻如所谓湘江之战，……蒋都透过各种渠道，向苏联要求放儿子，包括愿意国共合作抗日。又如西安事变就是因斯大林同意放蒋经国而结束的……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之后，还有遥控中共的斯大林。

立国称王，拥兵割据
张学良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底首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中共。七月二日，中共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国际八月十五日覆电说：“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

八月九日，中共领导联名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径直以“同志”亲切称呼之。在信中不但讨论了红军和东北军九、十月间在西北发动抗日局面，“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的基本战略方针，还特别提到：你我“西北发动后，共同采取一致的政治纲领与组织形式，如人民政权形式，人民军队形式，最低限度的土地经济政策等，而不采取目前有差别的形式与政策”。俨然一家人。立国称王，拥兵割据，新总统呼之欲出。共产国际在此后一周给中共中央的覆电中表示对“野心家” “特别感到不安”，显然是意识到，此时若放任“野心家”对中国政府过于激烈的颠覆手段，势必损害中国抗日的中流砥柱，促使日本加快侵华步骤、并以中国为基地与德军夹击苏联。

“特别党员”的“特别贡献”

九十年代初，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华儿女》发表专题文章讲述王炳南是如何完成策反杨、张和参加策划西安事变的，其本意是炫功，却不料泄了天机。据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当年，擅长挖心渗透的周恩来游说他，大谈今后东北军、红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共同合作。此言对不肯屈居人下，一心要效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佳话的张学良自是正中下怀。更何况，正可借此一雪“不抵抗将军”之耻。所以，要说张学良欣然入彀，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共产国际不同意张学良加入中共，这难不住毛周。叶剑英的“肯定答覆”最大可能是，张学良被中共中央批准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特别”党员。西安事变就是“特别党员”的“特别贡献”。

从西安事变的“推动”、“发动”、“拍板结束”各方来看，整个事变自始及终充满阴谋。

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毛泽东数次感谢日本侵略的 “宏论”早已见诸报端，其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已为世人共知，“抗日”云云，早已成了“揖盗”的同义词。其“积极推动”，无非借刀杀人，借张学良之手为自己火中取栗。不少学者指出，张学良发难是要取代蒋介石，底牌就是被他圈起来的陕北红军，以“西北联军”二十余万之众要挟苏联支持他当总统。这个提法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

斯大林反应令张学良、中共意外

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大怒，亲拟电文，指示不得杀蒋，适足以反证张和中共欲杀蒋之心切。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杨，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日本坐收渔翁之利。由此亦可见斯大林前所说的“野心家”，指的未必就只是张学良。

斯大林反应如此强烈，大出乎张学良预料，也令毛周无法信守“三位一体”等承诺。张学良送蒋去南京，诸多学者人云亦云说是冲动，却未察冲动的动力是怨气，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反被“马化龙”啄了眼的愧愤交加。西安事变竟如此“和平”解决，既非张学良初衷，也非毛泽东周恩来由策反者摇身一变为“和平调停者”之“抗日救亡”方针所致，而完全是斯大林一手操纵的结果。

只可惜如此丰富的题材，竟未能产生一部可与《战争与和平》《飘》相媲美的作品，也实在有负这位“千古功臣”或“千古罪人”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舆论哗然。闻一多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著名教授，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闻一多还在课堂上怒斥：“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

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提前全面仓促抗日，其结果，诚如傅斯年所言：“总之，抗日与上吊不同，中共所迫政府者，是上吊，非抗日也。”西安事变正是逼迫政府上吊的催命符。

逼迫政府上吊的催命符

张学良在一九五六年应蒋介石之要求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痛陈：

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塘、刘豫之流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虚幻想，反躬思来，羞愧自憾无已！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

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口述历史”，然终不肯谈西安事变。闻其言，观其“行”。其至死不回“江东”，乃最具说服力的事实。

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转自《动向》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