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社会制度好坏的三个方面：民生 民智 民德的变化对比

三民判断

民主与专制，这两种制度，有三个判断标准

一是 好人变坏的多，还是坏人变好的多，是民德的变化情况
二是 民众（大多数人）的民生是不是都得到进步
三是 民众（大多数人）的民智是不是都得到进步

文革之中，以及邓小平时代，很多好人变坏，做了坏事。
文革之中，民众的民智并没有进步，而是因为被愚弄而成为愚民，民生方面只能掌握基本的生活资料，民生与民智都被压迫到极低级的状态
在殖民时代，殖民地的民众同样是二等民众，殖民地的民众的民生与民智同样有文革时期与邓小平时代相同的状况。只是压迫民众的民生与民智的，不仅仅是权贵的力量，还有资本的力量-----血腥资本的肮脏力量

然而无论是在哪种制度之下，无论在专制制度下，还是在民主制度下，因果律都真实不虚，因果律从不改变。

专制制度下，使好人变坏的机会多，从而困果律之中的坏因结坏果的情况出现得就多
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在好的制度下，好因结好果的情况出现得多

制度的好坏，只看民众的民生与民智这两个问题解决的情况。坏的制度下，只解决民生，民智方面则是被权贵或资本的力量所愚弄，甚至民生也解决不了。因为在权力社会，权力决定了利益，民众没有民权，则没有民利，民生成为了大问题。
同时促进民生与民智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这样的制度下，坏人也会变好。反之，只能使好人变坏。总之，制度使民德产生变化。

亚里斯多德讨论了希腊城邦的宪制，提出共和制（polity），即最高统治者是多数人，通过平民大会的形式。恶民制（democracy），即最高统治者是多数人。

共和制与恶民制的区别在于：有无平民大会，如何启动平民大会。大英帝国只要有十万臣民联名要求动议，议会必需展开议案的辩论与表决
民众掌握动议权，降低公投门槛，增加智者与专家的辩论，自然可以提升民智。决策(政策的决定权)是交给有能力的专家，还是交给由各类各派专家学者充分辩论之后对自身与全体民众利益进行判断的人民，是问题的核心。是知情的专家来决策，还是掌握知情权并行使了知情权的民众来决策。是问题的重心。民众拥有选举权，而不拥有知情权，那么，这只能是寡头制，是谈不上贤贵制的。真正的贤贵制，起码是要让人民掌握知情权。

在极权制度下，民众只有虚假知情权，实质上只有被愚弄的权力。英国政府专门建立的“数据英国”网站 https://data.gov.uk/ --------晒账本（500镑以上开支公示），虽然这与“香港廉政公署的零容忍（一元钱也是贪污）有点差距”，从而保障民众的知情权。

创造的源泉是思考；而思考不需要书本，只需要人的本性与良心。独立思考可以带来人性。博览群书，旁证博引，其实就是不加思索，抄袭成癖。

在中国，学而优则仕，思而清则贫.孔子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的结论"思无益。”孔圣人尚“学＂贬“思”。学者无思致用，思者不学无术。

极权之下，无数残忍的施暴者，平庸、无知、不会思考，拒绝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群；在极权的召唤下，残害有良心有思想的弱者——他们孤立无助。

英国BBC的二次大战纪录片，曾播放了一个日本皇军士兵的心声：“我们去中国参战之前，我们的上司告诫每个士兵，中国人不是人，至少是与我们不同的人，所以当你屠杀他们的时候，不要手软，因为你杀的不是 “人”。”
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逻辑，犹太人是“猪狗”不如的畜生，
中国文革的空前迫害屠杀始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极权主义之下，民众得到的是这样的知情权，得到的是这样的不由分说不加辩论的知情权，这种知情权，只能说是一种被愚弄的权力。

其结果就是：南京大屠杀！纳粹大屠杀！苏俄大清洗！文革大迫害！----- 这就是， 在某些制度下，人们失去独立思考，民智民德下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