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荫权和七警察案对大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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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乔木

曾荫权和七警察案，在香港和大陆都引发舆论热议，甚至过激反应。就香港来说，对曾荫权虽觉惋惜，但认为此案程序合法、裁决公平、意义重大。争议主要在七警察案，还引发了众多警务人员的集会抗议。但总体来说，香港人能尊重法官判决和司法程序，等待上诉结果。

而在大陆，竟有红二代网络名人，在微博公开悬赏，煽动去打法官，还仇视法官的英籍和假发。如此言论，博得不少人追加悬赏附和，更多人的喝彩称快。从父辈的革命到红二代的思维，崇尚暴力、煽动民族主义，似乎没有改变。这些人在网络说说，毕竟还有人驳斥。一旦掌权，排斥异己，天下顺我，捉拿审问，也就不意外了。

这些年来，陆港朝野对香港的民主、新闻自由、法治和未来，争议不断。香港的争议暂且不说，大陆这边借助政治的强势、经济的施压或诱惑，一国两制似乎在向大陆的一制演进。回归20年来，政治民主没有突破，普选权依然无期。

但是香港的法治，作为政治和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从此两案上看，还没有失陷。曾荫权案，在大陆根本不是个事，在香港却依法下狱。七警察案，想想大陆去年警察殴人致死的雷洋案，就能察觉从理念到判例的天壤之别。

香港的法治，一是源于传统。就像李光耀虽然鼓吹新儒家和华人文化的影响，但晚年也坦承，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是得益于英国人留下的法治传统，以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防范，否则新加坡会像其他华人地区一样内乱，更是难以避免类似柬埔寨的灾难。

法治最主要的还是独立，首要的是独立于政治之外。试想一下，曾荫权这个级别的官员，在大陆谁敢管？这点租房不报的事，在官员内部根本不是个事，外界更是无从得知，那家媒体敢报？就算要处理，也顶多内部通报，下不为例，哪会诉诸司法审判？

雷洋案迫于舆论压力，进入司法程序，虽然人命关天，最后警察还是被开释。没办法，公检法本是一家，都归一个政法委领导，其中公安的警权一家独大，别说民众和媒体无可奈何，就是检察院和法院，也要予以配合，而不是独立工作。

法治的独立，根源在于法律的至高无上，不屈从于政党或具体到领导的压力。就像山只有一个最高峰一样，法律最高，才有最终裁决。大陆一直强调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不说三个至上在逻辑上的荒谬，在现实中，三个至上，该服从哪一个？最终法律至上在人民利益的美丽外衣下，听从于党的领导，变成党治领导下的法治，体现的不再是法律精神，而是政党、政治、领导的意图。

就说曾荫权案，如果放在大陆，董建华会怎么想，梁振英会怎么做，其他现任官员或将来退职后怎么办，要不考虑政治影响？处罚警察，怎么维稳？民众看着官员收监、警察下狱，会不会更加难以管束？

法治的传统、独立、最高，只是民主社会的最后屏障。对于民众来说，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媒体讯息。如果没有媒体揭发曾荫权案、没有记者拍下七警察打人的视频并传播，没有公众的参与热议，形成舆论压力，对真相和正义的支持，对不公和滥用权力的谴责，两个案子很可能是另外的情况。

站在大陆官方的立场，从政治影响和维稳考虑，显然不愿两案是这个样子。如果说大陆能影响香港的政治和经济的话，从两案最后的结果来看，显然还难以干涉香港的法治。这是保持香港繁荣的底线，也是香港对于大陆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