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和财富战争如何扭曲人心？从赵作海陈满被骗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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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朋友圈在刷屏、陈满的最新消息：这个冤案受害者疑似被“维卡币”骗走百万元。“维卡币”是一个类似传销的骗局，再披上网络交易和虚拟货币等外衣后，坐了24年牢的陈满很难有辨别力。


在“投资”过程中，并不是没人劝陈满。即使发现线上“资产”无法取现之后，陈满仍不承认自己已上当。我不太同意去指责跟拍全程的摄影师，陈满一旦被花言巧语的上线瞒住，别说摄影师，就是他的家人也拦不住他。


陈满的遭遇，让我想起了赵作海。在2010年出狱后，赵作海先后加入传销和投资担保骗局，还搞过某保健品的“直销”。不到5年，他获得的60多万元国家赔偿已所剩无几。最后，还是商丘市中院接河南高院指示，给他提供了一套旧房，和一份抄电表的工作，为他的生计兜底。


从赵作海到陈满，冤案受害者又沦为骗局受害者，在我看来并不偶然。古语道“悖入悖出”，无论赵作海的60多万元国家赔偿，还是陈满的275万元，都并非来自正常的财富积累——赵作海称之为“挨打钱”。这两笔“挨打钱”远超赵陈所在圈层的平均财富，也没有专业人士和机构帮助其打理，守财之难，并不亚于幼儿园小朋友拎着等额的现金招摇过市。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多年牢狱生涯，让他们与现实严重脱节。赵作海至今跟人聊天，仍直不起腰。在采访中，他也更习惯于讯问式的对答。监狱内高强度无死角的监控管理，等级森严又单调的人际交流，无疑会严重损害重刑犯们的社会功能。近年来，各地监狱都开始重视刑满释放人员融入社会的难题，但一个月至三个月的出狱培训，并不足以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脱下他们的囚服。


我曾到河南省第三监狱采访，该监狱主要关押重刑犯。管教告诉我，有不少中老年服刑人员在刑满后，对社会有严重的畏难恐惧情绪，甚至还有老年服刑人员出狱后不久还联系监狱，想“再进来”，“像孩子似的”。


因此，多年服刑人员重新回到社会上，会比普通人员好骗得多。赵作海和陈满又持有大额的国家赔偿，支付能力很可观，被各种骗局辗转寻上门来，自是必然。另一著名冤狱受害者佘祥林告诉过我，他出狱之后，也有不少人试图找他“一起做生意”，都被他回绝。很快，他便离群索居，以逃离他不愿意见到的各色人等。


在出狱者重新社会化的过程中，按理说应该获得亲友们的帮助。然而很可悲，大额的国家赔偿会成为他们获助的障碍。陈满“投资”维卡币的经过显示，他并没有让家人代管或监督国家赔偿金的使用。陈满大哥陈亿则表示，那275万元都由陈满保管，家人经常提醒他防骗，他则一直让家人“放心”。


赵作海的遭遇更有典型性。在获得60多万元赔偿金之后，赵作海几乎与所有亲戚都断亲。“他们都找我借钱，不借就得罪他们。”赵作海认为，找他借钱的人，没人打算还。这让他很快在村里待不下去了。本家叔叔盖房子办酒，他送了一只鸡，对方马上给鸡称了斤两，以声讨赵作海的抠门。


或许，赵作海多虑了？还真没有。即使赵作海的大儿子，在知道他的银行账户密码后，没有打一声招呼，就取走14万元。事后，赵作海发现钱不对数，还一度打算报案。他去银行查账那天，我恰好跟随采访。那天下午他的脸色，是我见过他最差的一次。


同是冤案受害者，佘祥林选择定居宜昌，远离老家京山县，就少了很多是非。刚出狱时，他是在女儿的帮扶下重新认识了社会。而他的女儿既比较聪明，还非常努力。


再看张氏叔侄，在入狱前的十几年前，开大货车月收入高时，可超过两万元，眼界和谋生经验自然不是赵作海和陈满可比。张氏家族在当地家大业大，不会有人觊觎他俩那点“挨打钱”。叔侄中的叔叔张高平曾骄傲地说，他不会去做保安打零工，那会给家族丢脸。


所以，看似大家都是冤狱平反者出狱，起点平等，其实不然。张氏叔侄一人买一辆宝马，可能更有利于他们接续旧有的社交圈层。陈满非要跟着学，就有点不着调了。陈满的律师王万琼告诉我，陈满出狱后非常节俭，有公交的线路绝对不打出租车，吃的方面也是能省则省，却一度很想买一辆奔驰。大家好说歹说，他才换了一辆20多万元的凯美瑞。


赵作海也延续了早年习得的极度俭省。入狱前，他干过最挣钱的营生是磨豆腐，使的全是人力畜力，很是吃苦。入狱后，他吸的烟，洗衣服用的肥皂，乃至上厕所的手纸，都狱友们接济的。出狱后，他还是一直吃最粗粝的饭食，只要可以省点钱。


陈满和赵作海的俭省，源自极度匮乏的底层生活经验，说是恐惧使然也可以。这种恐惧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贪婪。从媒体对陈满涉维卡币案的报道来看，他是真的相信“投资一百万，一年可赚九百万”的神话。再看赵作海，无论是在宁夏参与所谓“西部大开发”的传销，还是在商丘入资投资担保公司，被承诺的回报率，都远超正常投资的十倍以上。


陈满“投资”维卡币被洗脑的视频，网上有，不时蹦出“互联网”和“暴富”等字眼。赵作海的数起“投资”中，我亲身体验了某保健品的直销会。那是2015年12月10日下午，商丘火车站附近，在一间三四十平米的大开间内，挤了20多个“学生”，讲课的中年男子连声质问，“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参与上层社会的财富分配？”


他自称年薪二百多万太低了，“让我感到羞耻”。大课完毕，他一对一交流。知道我是记者，他也不避讳，眉头一扬，问我：


“你看起来也30多岁了，现在还在到处跑采访，收入能高吗？别人凭什么看不起你，不就是因为你既没有权，也没有钱吗？”


我竟无言以对。现在想来，他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这已经不是一个靠勤劳就可以致富，或者至少获得尊重的年代了。不暴富，不参与社会财富弱肉强食的再分配，在社会折叠中努力进阶，已然成为一种道德上的缺陷。正如赵作海妻子李素兰所说，做直销保健品，相当于“免费雇几十个人给你打工”。连这个农妇都知道，要想财务自由，成为人上人，必须役使剥削别人。


赵作海和陈满被这样的思潮所裹挟，我们又何尝不是？区别就在于，他们的出身、遭遇和所处的阶层，早把他们禁锢在谋生最艰难、理财最凶险的大茧内。他们一下子来了不少“挨打钱”，他们是公众人物经常见记者，很可能让他们高估误判，更易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


就像陈满经常告诉律师王万琼的，“我们是最弱势的弱势群体”。在数年对赵作海的跟踪报道中，我也曾呼吁有关部门加强对冤狱归来者的帮扶和指导，不能一赔了之。在陈满这次被骗案爆发后，现实所展现的，比新闻报道更加残酷：最容易被剥夺者，也最容易被哄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