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访问苏联后决心反苏

雨夜

共产国际孙中山政府蒋介石访苏第一人

资料来源：网络（转帖者整理）

从1923年6月起，共产国际与苏联开始落实对孙中山南方军政府的援助计划，其中第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接待孙中山派往莫斯科的代表团。

这项活动由孙中山与列宁直接拍板敲定，以“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名义秘密前往莫斯科。正式成员只有4位，团长由蒋介石担任，其他成员为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

该团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派往苏联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尽管蒋的身份当时只是孙中山所创建的武装力量参谋长，但众所周知的是他与孙的关系非同一般。一年前，当陈炯明在广州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时，蒋介石匆匆从上海回到广州，与孙中山在舰上同舟共济了50多个昼夜。从这时起，孙中山认识到，此前曾给予他良好建议、并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

孙对蒋的信任是后者被派往莫斯科的重要原因，他在考察团访苏期间写给加拉罕的信中称：“以下绝密。几星期前，我给列宁、契切林和托洛茨基同志发了同样的信，介绍我的参谋长和密使蒋介石将军。我派他去莫斯科讨论我在那里的朋友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帮助我在国内的工作。特别是蒋将军要与贵国政府及军事专家一起提出一项由我的军队在北京西北及以远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建议。兹授权蒋将军代表我全权行事。”

基于上述原因，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受到了极高的礼遇。

代表团于1923年8月16日从上海启程，19日到达大连。从这里改乘火车，经长春、哈尔滨，9月2日抵达莫斯科。

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他到达莫斯科的情况时写道：“外交部派员欢迎，异诣宾馆。途遇社会党群众运动，集团约20万人，旌旗飞舞，观者塞道。”

在从9月3日到11月29日近三个月的访问、考察中，除列宁因生命垂危（1924年1月21日逝世）未能接见外，蒋介石先后会见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当时人们纷纷猜测，根据职务和资历，上述三人中的一位很有可能成为列宁的接班人。此外“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还会见了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夫、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契切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和副委员彼得罗夫斯基。

蒋介石的这次访问，使之成为国共两党中会见十月革命领袖最多的人。

此间“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还同刚刚返回苏联的越飞、马林，曾经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维经斯基进行了多次会晤。接触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几位革命家，其中包括后来领导越南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的爱国志士阮爱国，即胡志明。

代表团还访问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的一些党政军机关，参观了许多工厂、农庄、学校、军队、博物馆。

11月7日，代表团应邀参加十月革命节，在红场观看了一年一度的阅兵。11月19日，列席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11月25日，出席共产国际会议。

关于代表团访苏之目的，蒋在同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夫的谈话中说：代表团此行“在于通过俄共中央来考察俄国共产党，探求贵国对我国南方工作的意见，并互通情报。”“代表团期待贵方将俄国革命至为重要的阶段，俄国革命的基础，以及共产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及意义，介绍一二，因为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乃是国民党于国内开展工作的良师。”

在会见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时，蒋提出三点关于军事方面的要求：（1）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人到中国的华南，仿照红军编练军队，派去的人越多越好；（2）希望提供方便，考察红军；（3）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共同商讨中国新的北伐作战方案。

虽然从蒋介石的谈话中能够看出他此次访苏既有政治任务，也负有军事使命。但在访问期间，他最关心和感兴趣的还是苏联建军经验。因为苏联红军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边组建边战斗，直至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确实值得总结。为此，蒋介石率领代表团用大量的时间深入到苏军部队、院校，学习取经。他先后参观了苏军步兵第144团、步兵第二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海军大学等，还拜访了苏军教练总监。为了将这些经验用于南方政府，蒋介石一再要求苏方派出一些军官，到广东帮助训练中国军队。

蒋介石一行于1923年11月29日从莫斯科起程回国，12月15日回到上海。他将在路上写好的访俄报告请人转呈孙中山，自己回浙江去处理家事，直到1924年初，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前才返回广州。

“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对苏联的访问取得了一些成果。首先是通过考察，增进了互相间的了解，对孙中山与苏联的进一步合作起到了促进作用。汪精卫在两年后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所作的报告中还提到了这次考察，他说：代表团赴苏“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共产党森严的纪律，遂为日后回国改组本党创建党军之一大动机。总理从此便决定与俄携手，共同奋斗，程度又更进一步。”

此外，通过访问也使苏联及共产国际增进了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了解，正是在这次访问的基础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才于1923年11月28日做出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使鲍罗廷等人后来在中国的工作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蒋介石对苏联的访问还落实了一些苏联援助孙中山的计划，其中包括派遣专家在中国建立军事学校，训练和培养国民革命军指挥员等。

但是，蒋介石访问之所得也不都是积极的东西，这里有一个变化过程。当蒋介石最初听到孙中山决定派人去苏联考察时，他的态度还是很积极的。当时他并不真正了解俄国的十月革命，只是为它的成功所吸引。为了探索其中的奥秘，他从1919年起就开始学习俄文，阅读有关俄国革命的资料，而且发表过有关“俄国劳农政府”的文章，也曾建议“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蒋的表现说明他对俄国充满遐想，寄予一定希望。为此，当他听到孙中山欲派代表前往苏联的消息后，在7月13日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主动请缨。蒋在信中写道：“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正是基于蒋的主动精神，甚至有些要挟，孙中山在与汪精卫、张继、林业明、马林等人商议后，才确定了蒋介石“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团长身份。

在刚刚到达苏联时，蒋介石也很兴奋，苏联负责陪同的官员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描绘蒋介石参观红军团队后发表讲话时的情况说：他“情绪很高，也很激动，讲话时充满着热烈而真挚的感情。他在结束讲话时几乎是在吼，双手在颤抖。”

他十分钦佩红军铁的纪律和文化素养，他称赞红军突出的优点是“全国上下亲爱，官兵一致”，对这支军队中的党代表制犹为欣赏。

但是，在政治上蒋介石很快就嗅到了另外一种味道。他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十分反感，他认为“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很快就觉察出苏联社会各部门及苏联共产党内存在公开的和秘密的激烈斗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这是我出访苏联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一直呆在国内，我们恐怕永远不会发现这些。”

蒋介石还认为，“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他的结论是：“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多年后蒋在他的回忆录中还写道：“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之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

蒋介石将他的这些想法在一定范围内作了传播，但孙中山认为他“未免顾虑过甚”，在其他同志中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骨子里亲苏的冯玉祥和表面亲苏的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