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狗崽子”的迷惘——惶恐的“红卫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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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斌

惶恐的“红卫兵”经历

1966年8月，我看到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便也想当红卫兵。当我戴上自制的红袖章，立马迎来工农子弟的冷眼，我心里沮丧，感觉自己的地位从此不一样了。好在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很快分成了两派，造反派从属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不太讲究出身，我就混入了其中。我会画画，组织了“钢刀”木刻战斗小组，创作了不少版画宣传品，数《造反有理》最出名。记得那天，我把整张的胶合板铺在地上，随便画一画，就拿木刻刀刻起来，再用全开的大红纸印出，画面上红卫兵右手高举《毛泽东选集》，左手紧握“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大旗。没过几天，来了一位老先生，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门收集红卫兵的作品，我就给他了这幅《造反有理》。1967年的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整版登载了这张画。

我有一位从小就同学的亲戚叫方群，他的姑奶奶，我称姑太太，同里弄住着，与我常常见面，十分亲切。“文革”中姑太太被迫在里弄里扫地“劳动改造”，我见到她，察觉到她想与我打招呼时，会以冷眼逼回去。我至今忘不了那一瞬间：她迅速地垂眼低头，转过悲凄的脸。前不久方群与我聊及“文革”琐事，见我诚恳反思当年言行，直率提示了另一桩被我完全遗忘的丑事：我的母校原名是孝和中学，据说是张春桥质疑王孝和烈士有变节行为，才改为建设中学。曾是新四军干部的倪爱史书记，有一天看见我在画石膏素描，大加赞赏：“你好好画，将来可以成为好画家呀！”。她在“文革”初期难逃磨难，那回全校批斗校领导，方群看见我躲在主席台边缘，当众人高呼“打倒倪爱史”时，负责押解的红卫兵按下倪老师的头，我伸手也按了一下她的头顶，不重，只是轻轻一碰，随即收回。我被提示后，隐约想起似乎有过那个情景，很像我的行径，符合我的下意识：我不忍下狠手，她毕竟是我尊敬的师长；我想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便得有所表示。那时的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文革”中成为骨干分子，犹如以往一贯的我，总想担任主角。虽然“狗崽子”的阴影约束着我的激情，但只要有可能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我会义无反顾。犹如学雷锋运动中，我曾拼命想出点子去做好人好事。一是像雷锋那样将所作所为写入日记、写入思想汇报；二是不会单独行为，带领同学们一起干。总之，不能白干，要让人知道，如同当下作秀。我还记得，“文革”初，在学校里我无法尽兴表现，回到自家弄堂，居然向居委会主任建议，要将全里弄地富反坏右分子集中起来游街，张主任为难地望着我，突然反问道，是否也让你爸爸一起出来呢？顿时我头脑空白了几秒：竟然忘了我爸爸是右派！我回了一句：“那就一起游街么……”声音低沉了不少，张主任拍拍我的肩膀，离我而去。我悻悻地愣在原地，内心深处喃喃自语：谢谢你张主任！

1967年7月，《红卫战报》从“红革会”、“红上司”手中转变为“红代会”的机关报。报社一开始设在《文汇报》社，后来到《解放日报》社，再后来是陕西南路团市委，最后落脚于《青年报社》。我在《红卫战报》当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因“出身不好”，心里忐忑不安，觉得是“混”进了《红卫战报》。我和《红卫战报》的头头儿李锐说了自己的忧虑，他说其实我们这里好几个人出身都有问题，我也就放心了。《红卫战报》期间，经历了好多事，比如攻打“上柴联司”，我潜意识到这类事件危险，没有到现场。那天傍晚我路过平凉路许昌路口，发现乘载大量拿铁棍工人的卡车由东往西行驶，我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工总司”一边的，发现有很多路人谩骂车上的工人，有工人下来对骂，路口开始混乱。我记得我是跑了五个街口，一直奔进学校，把建设中学的“红东北”和长阳中学的“红东北”召集起来，以方阵队形分别沿平凉路和长阳路跑步到现场，将围攻“工总司”的那些人抓起来，现场就有人拿铁棒打他们。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反感武力相向，但这场面却是我造成的。

后来我还知道，这个事件发生时，毛泽东也在上海，他坐在轿车里面，在外滩观望市革会门口的工人武装队伍，这是我第二次接近毛泽东，第一次当然是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期间。9月份我去了南京，亲戚对我讲，你千万不能北上，西城纠察队等着你呢，他们等的就是你这样的狗崽子。我吓得从南京折回上海。11月，我觉得不至于那么猖狂了，应该安全了，我再次北上，没想到碰到安亭事件。我从上海到北京，走走停停48小时，到北京两手脏兮兮，像熊掌一样漆黑。

住在北京宣武区委的大礼堂，我第一次见识到不同地方人的生活习惯。感觉齐齐哈尔人像农民，惊奇他们的“裸睡”。只见他们早上一起身就拿着大棉裤在腰围处不断抓东西往嘴里送，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像吃花生、瓜子，后来才知道是咬虱子。有一次和几个福建人发生口角。他们第一句就问你是什么出身，其实我可以说出身工人，但是不敢撒谎，说是职员，他们马上质疑我：“什么职员，职员最复杂。”这几个小子，本来是我瞧不起的“土包子”，这一下就把我镇住了，我作为“右派分子的狗崽子”，躲开了。

11月25日，那天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3点钟起床，来到长安街的东边，在那儿排队等着，好几个小时过去了，9点钟，队伍开始行进。等经过天安门，大家已是泪流满面，只知道呼喊“毛主席万岁”了。我只望见天安门城楼上有两个色块：毛泽东的红脸，林彪的白脸，别的什么也记不住。天特别冷，到接见那时辰还好些，一定是毛泽东的阳光把我们给罩住了。一边仰望毛泽东，一边问别人几点，再低下头在语录扉页写上“11月25日上午9点40分16秒，我见到了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在《红卫战报》工作的时候，还经历了炮打张春桥事件，我端着相机，好像在公共汽车上，外面的墙上只要有大字报我就拍。我都弄不清，我怎么在校园里也是坐在车上。反正复旦大学被我拍了个遍，用去三卷135胶卷，全是密密麻麻炮打张春桥的标语和大字报。《红卫战报》不会主张炮打，我们是把它当“罪证”收集起来。那时候我愚忠得很，觉着我只要好好画画，好好拍照，已经是“狗崽子”最好的境遇了，现在想来，那种满足感一直伴随着惶恐。

愚忠塑造着我的奴性

“文革”中，我为获得那种满足，有时会主动迎向羞辱，甚至是自己震慑自己。我怨自己出身不好，若出身好的话，也可以和“红五类”同学一样，去抄别人的家。那时，我家经济条件差，妈妈在里弄门房看大门。有一天晚上，来了一队红卫兵要抄家，抄的哪家，我不认识。我妈妈请他们到里弄的公共食堂休息，她回家煮了一大锅红枣赤豆汤，由我端去做他们的夜宵。领头的是我小学同学，是成绩很差的那种学生。我是“狗崽子”，他是红卫兵队长，那天他却不好意思，始终不敢抬头看我，我心里也是好大的不舒服。

1968年5月，陈琳瑚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参加我们“红代会”成员会议，说了许多，我只记得一句：“你们要准备当一名职业红卫兵。”我的理解是，他希望我们坚守岗位，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久，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招兵，我作为记者在台下听得真真切切：“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按征兵标准招收兵团战士！”我的心凉了半截，征兵时我因为出身问题未被录取，好容易有进兵团的机会，又泡汤了。我夹着自己的画作和照片去沪东工人文化宫招兵办事处，负责人见了我的作品马上表态：“你被录取了。”“我父亲是摘帽右派。”“重在政治表现。”我喜出望外，甚至得意忘形：虽然自己是“狗崽子”，但我当过大队长、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学生会干部、红卫兵机关报编辑，现在无需政治审查就可以当上兵团战士，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下乡继续革命，与农村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以此作证：我下乡并非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的，我是以红卫兵的姿态去农村继续革命的！1968年8月11日，我们穿军装，戴红花，在公共汽车上招摇过市。杨浦区的平凉路上尽是夹道欢送的人群，到火车站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车上，我依然是《红卫战报》的记者，还没有完全卸职，带着相机一路拍摄过去。兵团的人要留我在团部。我想他们是看中我的相机了，需要我做宣传工作，需要我去画画。我把相机交还给了随车一起来的《红卫战报》的李平，然后就和团里招兵的人说，我没相机，不去团部了。最终和建设中学的同学们一起去了最远的没有电灯的20连。

我在20连当农工，经常出版报，写大标语，画毛泽东像，满脑子想的还是“文化大革命”。每星期，我们建设中学的知青会到21连团聚，讨论的话题几乎都与连队的“阶级斗争”有关。聚会开头唱《东方红》，结尾唱《国际歌》，严肃的状态如党的“九大”。然而有半年的光景，在我一副风风火火的革命者嘴脸背后，我的内心阴冷惶恐：离沪之前我做了一件让自己不安的傻事……心里忧虑着傻事会导致何种结果。

1957年我的父亲李宝仁在上海纺织管理局财务科被打成右派。那时我刚加入少先队，选大队委员时，本人获全校最高票却未被认定为大队委员，接着几年都是这样。四年级我从大队辅导员贾老师处得知，这与父亲是右派有关，还告诉我：“党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你没当上大队委员，是有成分论，还让你当中队长，是重在你的表现。”我立刻对父亲产生“仇恨”。我和姐姐当面指责父亲：“你反党害得我们一个入不了团，一个当不上大队长，我们要与你划清界限！”从此，“和父亲划清界限”成了我口头、笔头的誓言。我五年级的十一前夕，父亲回家还未进门就兴奋地告诉我妈：“月华，我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多么像一句台词！我听罢冲下楼去直奔锦州路小学，老师与校领导都激动不已，还拥抱了我一下。不几天我就当上了副大队长，抚弄着三条杠标志，我心中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打那以后，我走在里弄里，特别昂首挺胸。因为在这之前，我家门口曾被贴满大字报。我垂头丧气过，虽然邻居对我不错，不曾嘲笑我。

“文革”开始了，我时任建设中学学生会宣传委员，眼看着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全上海有门或像门的地方刷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的对联。有些墙上还有“红色恐怖万岁”的字样。我心中慌乱得不行，我在学校的优越感瞬间消失，坠落于万丈深渊。

自作自受的大义灭亲

红色恐怖中我真的认同了“血统论”。我对父亲的“仇恨”与日俱增！校门口一条醒目的大标语给我指出光明大道：“狗崽子们，回家造反动老子的反去吧！”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姐姐给我发电报：“将家中的四旧除掉！”我立刻让母亲翻箱倒柜，一本《日军侵华暴行图录》被我寻得，上面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图样。母亲说这是远房叔叔李寿人给的，他是国民党军官、抗日英雄，1958年死在劳改地青海。我认定这是“四旧”，还是反动军官留下的！立即点火将它烧成灰烬，灰烬扔进阴沟，用自来水冲洗得一干二净。哪知晚上又接到北京电报：“家中四旧不要动，等待红卫兵抄家！”后来我有些失落：红卫兵直奔左邻右舍，唯独不来我家。不久姐姐再来电报：“询问父亲，摘帽后有无对党不满！”老爸遵命回忆，还真检查出六大“罪状”。我至今只记得一条：“摘帽后同事查到我早年有过发明并记过功，赞叹我李宝仁真有两下子，我随口应道：嗨——败将不提当年勇啊！——这是我的反动言论。怎能与共产党论胜败呢？”我让父亲写下罪状，外加自我反省，再交到我手中。待我来到齐齐哈尔路上棉十五厂，请几位造反队头头儿仔细看了一遍“交代书”，他们是一脸的不解：“你这位革命小将，本来你爸爸没事，你这么一来，不是没事找事吗？”国棉十五厂除了我父亲，还有一个右派，两人都能写文章，是两派双方的“狗头军师”，我问过父亲，摘帽右派，还参加造反队，不是混入革命队伍吗？他说，我不就是想表现好一点儿，为你们着想吗。面对造反队长，我佯装大义灭亲状，内心却骂着自己：真是十三点！

打那天起，我心神不宁……

到北大荒近半年，父亲来信了：“我已被造反队内部除名，没有批斗我，放心。”刚收到信的那几天，我激动不已，那些日子我没有日记，若有，一定会这么写：“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父亲的宽大处理，我要更加忠于毛主席，报答毛主席的恩情！”

在上海我有“狗崽子”的阴影随行，在北大荒，我觉得角色不一样了。与当年土改时期出身地主的革命干部一样，回避家乡，回避家族，老爹在江西被枪毙，儿子跑到东北镇压别的地主。我也是这种心态，在北大荒连队里斗地富反坏右，口号喊得好张狂。以后还参加过工作队，下连队蹲点，跟着中年干部整那些“搞破鞋”的，审问他们时，逼他们讲细节，怎么干的？怎么弄的？我已20岁，想听，又不好意思。后来我自己学会整人了，那回逮着一个早先来北大荒劳教的北京青年，他住在连队边缘的破房子里面。有人向我们汇报，说他某天晚上找了男男女女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黑灯瞎火的。据说，他是小时候偷家里东西，被外婆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再把他送黑龙江劳教，就留在北大荒了。他比我大不了多少，我盘问他到底干什么了，他说没干什么。我说为什么关灯？他说点蜡了。其实我希望他能说出个一二三，特别想知道细节，现在想想真是卑劣。在兵团参加美术学习班期间，我还扬言要批判“北大荒版画”。我的言行，曾对不少人造成过伤害。

珍宝岛战役后，东北地区为加强国防力量，增建抚远到二龙山的国防公路。兵团承接了工程。九个月后，我成了修路工人，依然是以画画写板报为主，干活的日子数得过来。

择友的彷徨

半年后我回团在学校教美术，常在团部机关帮忙，认识了生产股的黄琪玲先生。他和其父黄翔先生都是黄埔毕业生，1949年黄翔在北平南苑机场起义，同年4月黄琪玲由武汉驾机起义，一直在石家庄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员，1958年因右派言论被发配到855团，“文革”中被指控为“国民党空投特务”，惨遭毒打酷刑，甚至头部被按在火炉上烤脸，左眼几乎失明。他夫人孙灵舒，曾在北京八一小学当教师，标准的民国知识女性，典雅的容貌远胜《良友》的封面人物，“文革”中被剃过阴阳头。女儿黄玲在855团上学，听过我的美术课，后来成为央视的主持人。凡与老黄打过交道的人，都称赞他是个有良知的大好人。“文革”前，他建煤矿、设副业厂、造职工屋。“文革”期间下放到七连劳动改造，为解决饮水问题，带领众人打出百米深井，杜绝了该连多年来“大骨节病”的流行。我喜欢与他聊天，但总听到有人议论：黄某历史问题多多，黄家社会关系复杂。我每每在忐忑不安的心态中与老黄交往。

1972年我回上海路过北京，曾去黄翔家拜访，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中将又是摄影家的老人拿出许多照片让我观赏。我看着照片，打量着这被肢解了的四合院：隔墙离门窗很近，窗外杂物堆砌，窗内阴暗拥塞，本是一家人独居的大院被分割出去四分之三。

我忘了为何而去，只记得心里有点儿慌乱：这位老者曾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我不敢久留，匆匆一面就离开了，除了向黄琪玲讲述过，未敢告诉其他人。我评估这类拜访应该是有“立场”问题的。我生怕这个“拜访”会影响我入党。后来我从网上更清楚了这位老者的光荣历史：他是国民党92军中将军长，参加过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并赴缅抗日。

30多年后，我见到了不少昆仑关大捷的照片，我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杜聿明血满弓刀·昆仑关大捷》大幅油画。我深信在照片里在油画中一定有黄翔将军的身影！

9·13的震撼

我在团部，常见连队干部在那里开会，以往大伙总是嘻里哈啦，唯独1971年年底的聚拢，人人规规矩矩。记不清是哪位连长哥们儿告诉我：副统帅林彪摔死啦！我飞跑回教师宿舍，撩开门帘大叫，你们都给我起来，我有重大消息宣布！这帮爷们儿都已趴在被窝里，正探出头来看书。又是啥小道消息，勿吓人！我说你们不出被窝我就不说，说了不吓人你们就揍我！各位钻出被窝，我振振有词道：副统帅背叛伟大统帅，摔死在外蒙古啦！静音两秒钟，十多只铜铃大的眼球逼将过来，瞬间我被拖上大炕，众人乱拳齐下，打得我又疼又痒，大伙起哄：“反革命，这个反革命。”我挡着乱拳，挡着唾沫，仰视着一张张窃喜的怪相，突然大家停手，催我快说细节，我翻来倒去只有一句话：“林副统帅、叶群、林立果乘三叉戟逃离北京，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坠落爆炸摔死了。”“反革命反革命！”大伙喃喃自语，表情却很怪异。不几天，“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材料发下来了，这时期的批判会大家不再打瞌睡，按报纸广播的口径说上几句批判词，最喜欢大声朗读“纪要”中的不少名句，“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这几段我们都可倒背如流。

不几天上面又下达指示，要将林彪的照片全部上交。我急中生智：“可不能这么干，没有这些照片我怎么画林秃子漫画呀？”领导瞪了我一眼：“那只能作漫画参考用啊！”那些日子，我暗思量：毛主席不是明察秋毫吗，怎么将林彪看走眼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老人家有了一点点怀疑，但很快被自己纠正了：毛主席一定早就看出来了，只是想让林彪暴露一下。再后来江青被判处死缓，我不明白了：对毛主席那么忠诚的中国老百姓，为何对他的老婆却如此痛恨？我想不通毛主席怎么连最亲爱的人都管教不好？党中央文件又纠正了我：“林彪、‘四人帮’利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干部，制造混乱……”

扭曲的英雄主义

我在团部宣传股帮忙，主要是写标语、画幻灯，至今有印象的只有两部片子。一部宣传表扬因排除哑炮死去的韩春照，另外一部描写35团打火英雄集体。死了14名，负重伤者是7名来自北京门头沟的俊男美女，我看着这些英雄烧伤前的照片，想象着他们的脸皮被火焰吞噬，起泡，流油，脸上留下坑坑洼洼的焦皮焦肉……我坦白，我一边画着他们的壮烈，一边庆幸自己没有那样的遭遇。听说7位英雄被送回北京整了容，依然离原貌相差甚远。其中一位年纪最小的因脸庞丑陋找不到对象，某夜，他偷窥了女厕所，好在没有人责难他！

四年前，我认识了三师的北京知青×××，她在打火中重度烧伤，另外两位女战友当场死亡，出身工人的被追认为烈士，出身不好的不被宣传，只作事故死亡论定。她本人在奔赴火场途中并不恐惧，简直是不管不顾地扑向杀人的烈焰。她以为这是一次机会，一次可以表现她同“反动”父亲划清界限的机会。后来她当然后悔，她渴望爱情，但她一再被冷落。她常年以泪洗涤着自己见不得人的脸面，她将一生的全部积蓄都花在了整容上。但她终究与曾经的美丽无缘，她年过花甲，至今未嫁。我正在创作一幅油画，画中人是成佛的金训华，他合十端坐。画的两边有对联：记住我！别学我！

同年另一件事发生在团机关附近，记不得是什么单位失火了。我们闻讯冲进火场，传递着装满井水的畏德罗（水桶），不一会，我听到裤腿咔咔作响，只见大家都一样，被井水湿透的裤脚，冻成了盔甲。团部现役军人大个子参谋长也来指挥救火，火场中传出一声声“毛主席万岁，不要管我，救火要紧”的呼叫声。烟火中一位哥们儿，双手抓着一根横在半空的长木条，龇着牙，使劲嚷嚷。参谋长走上前去吼道：“叫你妈了个×呀，你离地就一米高，你他妈的给我下来！”年轻的读者不要见怪，那时代就是这样，些许事实比想象的还要稀奇古怪。再举例，记不清哪个糖厂也着火了，报警者是一位上海知青，他在短期内成了救火英雄，但不久却被逮捕归案——他是纵火犯！查出事端的关键是人们在展览他的被烧坏衣裤时，发现内衣裤的损伤面明显大于外衣裤的损坏面。他为了当英雄，在弄虚作假上花了一番功夫，可惜不够严密，否则他的“英雄”形象不知会赢得多少人的眼泪。

谈及当英雄，我记起另一件由我们几位教师直接参与的救人趣事。

记得是冬天，我路过机关食堂，只听得救命声从地底下发出，我循声前往，认定是食堂门口水井底下有动静。我小心爬上井边的冰坡，探头下望，竟然是一位我很熟悉的知青。他有气无力地发出颤音：“快点儿，我快冻死了……”我回校招呼了几位知青老师，找了一根粗绳甩下井去，井下这位发出指令：“同志们拉吧！”我们四条汉子像拔河似的，抓住粗绳，使劲后仰。他个头不高，也不壮实，但泡过水又挂着冰碴，重量倍增。我们眼瞅着他快有出头之时，他喉管里冒出一串毛泽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累得屁颠屁颠的，他却由受难者突变成了呼口号的英雄，我忘了谁使了个眼色，八只手同时松了绳索，只听“通”的一声闷响，他又跌落井底。我们喘着气问他：“还下定决心不？”“不行了，快冻死掉了。”第二次减速了，不是大家怠慢他，实在是边笑边拉怎么使得上劲儿呢。我们的恶作剧导致我们的救生壮举未获表彰，但落井知青的英雄主义情结也受到了挫伤。

思虑中的绘画历练

1972年，我调到师部当美术创作员，任务就是寻找美术骨干，组织成学习班。我负责辅导学员们将草图修缮成画稿，然后把画稿送到佳木斯兵团总部，再挑出优秀的作者参加兵团的美术学习班。负责兵团学习班的是北大荒版画中最年轻的郝伯义先生。

1977年，我接到省里的调令，到黑龙江省美协当专业画家，直接由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1979年，我与调入哈尔滨市美术工作室的刘宇廉、陈宜明一起创作了连环画《伤痕》、《枫》与《张志新》。

“文革”中的中国美术，所有的画都变成了宣传画，只能为政治服务。要么歌颂毛主席，要么打击敌人。火爆的革命性把人性剔除，单一、刚硬、壮烈，没有私人情感，否则就是立场问题。毛泽东过世，“四人帮”倒台，我们画《伤痕》、《枫》的时候，开始回归符合人性的思维方式。《伤痕》发表以后影响很大，获全国连环画评选一等奖。《枫》讲的是一对互相爱慕的高中生，“文革”中分成两派，武斗中互相劝降。女生是战败的一方，跳楼自杀，男生后来也作为“加害者”被枪毙。其实武斗的真正原因与争权夺利有关。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谁在里面占多少位置，造反组织要分赃了。为了分赃，大家就要凸显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比谁更忠诚。讲穿了，就是利益再分配的问题。对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讲，没有想过这一层，他们想到的是对方有问题，认为对方对毛主席不忠，认为对方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威胁，而只有我们的存在，才能真的把毛主席保住。我们在画《枫》的时候，借助小说的平台，力图再创作，力争画出小说里没有提及的场景、隐喻。我当初在“红代会”和张春桥合影过，还给他拍过照片，《枫》的第一幅画就是参考“红代会”成员簇拥张春桥合影的狂热场面，极正面地表现他们，因为那时他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正义的代表，是偶像，只是画成蓝色调。另有几幅有影射意味的，比如在屋顶上，“万寿无疆”的标语下尽是红卫兵尸体。

当时《连环画报》是中国美术界很重要的展示平台。那时候油、国、版画没有市场，不可能买卖，画家就靠画插图、画连环画挣钱。你要出名，就先画一套彩色连环画，经《连环画报》推出，迅速扬名画界。1979年8月份，刊登32幅《枫》的《连环画报》引起轰动，同时有人写信给中宣部，说这套画为“四人帮”翻案。其实画中缺王洪文。读者提出我们表现的太正面了。“这么一来，我们将来怎么教育孩子？我们怎么对他们说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第八期《连环画报》停刊了。要是现在也就算了，大家都不吭气了。可当时的《连环画报》编辑吴兆修女士，以编辑部名义写了信到中宣部，一周后中宣部将《连环画报》的编辑找去讨论这部作品。结果是收回禁令，继续发行。结论是作品的好坏不作定论。当时胡耀邦还写了批示，有点儿模棱两可，都是不作定论。这么一来《枫》名声大震，后来入选全国美展得了一等奖。一等奖只有三个，一个是版画，一个是国画，还有一个就是连环画《枫》。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还拿我们的《枫》做蒙太奇教材。遗憾的是，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其中主要的9张，其余在6年后被人窃取了。去年应出版社要求我用油画重新复制了一套。经全国三地巡展，现已出版问世。

1980年我画了油画《舍得一身剐》：红卫兵文斗彭德怀的场面。那幅画参加全国青年美展，得了二等奖。1982年我进入中央美院油画研修班，两年后毕业。1985年我开始申请出国。因为美国拒签，1987年我先去日本待了两年。一年学日语，一年在东京艺大进修。1989年4月中旬开始，我几乎没画画，买了一个大彩电，边看边录像。最后的那个清晨，淋浴中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哀终于爆发成失声的痛哭。1989年7月我赴美定居。

1998年我回国，2000年干脆回沪定居。现在我全心全意地画自己想画的画，题材多与反思历史有关。

除了创作，我还参与策展。一次是2008年的青春叙事——知青油画展，另一次是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修班展览。

呼唤反思的感言

我写下以上的记忆片段，是希望年轻人能体味我们这一辈人在浩劫年代里，曾如何心悦诚服地舍弃个人价值，自以为献身给了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后来我慢慢觉悟，敢于解剖自我了：我承认在那反人性的岁月里，自己充当过狂热分子的角色，曾向包括父母在内的“阶级敌人”施行过语言暴力。部分原因来自于所谓革命理想主义的驱使，但不可否认，内心深处有损人利己的卑鄙心理作祟。我在文中涉及他人绝无恶意，只是想表明像我这类的人不在少数，是差不多几代人，在禁锢自由思想与辱没独立人格的极权制度下，为出人头地做出的另一种恶性表演。

知耻近乎勇！写出我的痛悔，是为了重塑自己的人格。

“文革”岁月知青生活，帮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的真实景象，为后来的艺术创作积累了丰硕的灵感与素材。但不可拿我等所谓“成功人士”为例来肯定上山下乡运动，没有“文化革命”的浩劫、没有知青运动的灾难，必然会产生更多的人才！这场灾难埋没了上千万知青的青春年华，剥夺了他们上学深造的权利。好比地震之后幸存者治愈伤痛，努力再造家园，我们应光大这些人的顽强意志，但不可对地震予以歌颂与感恩。我不明白，为何有些老红卫兵、知青朋友至今还会自觉不自觉地颂扬这场浩劫与灾难。我们反感日本极右派老兵至今在靖国神社前高唱军国主义战歌、祭拜战犯，反感他们无视侵略战争曾给中国、亚洲、太平洋地区带来生灵涂炭的反人类罪孽，然而面对自己国人的执迷不悟，听到有人至今还会在怀旧集会上高唱个人崇拜意识甚浓的老歌，呼喊“青春无悔”的口号，借以否定自我在“文革”浩劫中炮灰角色的定位，拼死要肯定自己青年时代的“革命”价值，我们是否应抱有一丝警觉？我们刻意闪避反思“文革”，掩盖“文革”浩劫的反人类罪孽，难道不怕被邻国取笑，被后人反感吗？记忆有助于梳理自身的心路历程，反思可为后人留下经验与告诫。一个民族不敢正视曾经黑暗的历史片断，是不会真正崛起的。德国是我们的榜样，日本是我们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