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辰峰回忆托克托兼为县志献疑

米辰峰

米辰峰回忆托克托兼为县志献疑

作者 米辰峰

1，托克托县大事记1966-68年文革部分

2，我为2003版县志10条记载错漏献疑

3，韩桐中学革委会主任是卿香苓不是讹传的吴俊超

4，我所认识的忠厚长者卿香苓老师二三事

5，我18岁短期代理托一中校长的原因和事迹

6，新托一中革委会的复辟干部郝效增吴俊超从1968年9月开始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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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米辰峰改写托克托大事记1966-68文革部分

         本文主要根据托克托县志2003版大事记及其第二十二编第十三节文化大革命p1087-90.  参考北京市委主办的“宣讲家网”公布的中央首长1967年8次接见内蒙代表谈话纪要系列文件[参见米辰峰新浪博客专栏“内蒙古即绥远省文史”




图1，米辰峰博客截图http://blog. sina. com.cn/s/articlelist_1630752504_16_1.html多载文革文件

以及我逐日逐页浏览内蒙古日报1966年5月-68年8月报纸，精读有关文章撰写摘要后，改写出以下托县大事记1966-68年文革部分。【显然，县志这两章的正确内容我都在此沿用了，恕不一一说明】，然后我把本人认为县志的错漏之处逐一辩解附后。

        此外还用了托一中杰出右派刘锡昶/刘果老师撰写的1966-67年底《托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大意】。1968年元旦前夕，刘老师把他亲手刻的蜡板送到校革委会，请主任卿老师审阅批改后，让我负责油印装订分发。我深为第一份当时当地人写的编年史如此文辞简朴态度客观记事周详而感动，因为我立志要成为未来的职业史家，于是就一直把它珍藏到1972、84、87、93年丢失，历次搬家整理旧物时我还心追手模，多次浏览过这份简短《通鉴》。惟其如此，我才能对县志这一段比常人了解较细记忆较深。

1966年

5月16日 ，毛泽东时代的托县和其他县一样，政治气候特别虚弱敏感。中央刚一发布《五.一六通知》，不等内蒙党委鹦鹉学舌，在推行中央的例行文件里还瞎扯什么新货色，轰轰烈烈的托克托县“文化大革命”就直接秉承圣旨，从城关镇蔓延乡镇了。

6月18日，托一中高二13班学生贴出大字报，批判“三家村黑店”。“六•一八”事件后，县委立即派工作组进驻托一中、托二中，并成立中小学各校文革领导小组。

6月末，集宁一中几名臂戴“红炮兵”袖章的狂热学生来托一中串联，鼓动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闹革命”。学校随即停课，此后正常的教学秩序被破坏两年多不能真正全面复课。

7月中旬，城乡掀起“破四旧”狂飙。街道两旁出现署名“捍马列”、“卫东彪”、“红卫”、“向东”等各种大字报；个别激进女生将辫子剪掉表示痛下革命决心；托一中改为“红卫中学”。随后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被抄家、游街、批斗。

8月，在北京高干子弟聚众武斗文教界“牛鬼蛇神”那个臭名昭著的“红八月”风暴影响下，家庭出身工农兵、革命干部的本县“红五类”学生臂戴“红卫兵”袖章趾高气昂，纷纷跳出来模仿北京革命；他们不准“黑五类”子女参加“红卫兵”组织。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两所托县中学便鹦鹉学舌，指责县委派驻学校的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驱逐工作组。

该年夏秋，国家投资504万元的呼和浩特～托克托县城关镇73公里第一条柏油公路通车。

9月2日，乌兰察布盟盟委通知：由裴志忠、赵荣耀、梁友元、岳忠诚、白秉文5人组成托县文革领导小组，裴志忠任组长，赵荣耀任副组长。后又增加了安学琪、张树新，增为7人。

此时，中央第一次通知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县文革领导小组为促进复课，派工作组进驻学校。然而事与愿违，直至1968年8月，毛主席蛊惑的文革趋势有增无减愈演愈乱，各级各类学校都处于半瘫痪半失控状态，两年文革岂有半点复课可能？1966年7-9月底，县直机关、厂矿企业也效仿中学，相继组建文革组织；由一个、几个或十几个人组成，仅仅贴一张宣言或开一次小会，一支战斗队便宣告成立。乱世英雄起四方，战斗队名目繁多瞬息万变，诸如“东风”、“春雷”、“红烂漫”、“千钧棒”等等目不暇接煞有介事。各队纷纷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印发传单，开展大辩论揪斗“走资派”。

10-11月，各中学师生、城关镇及部分农村的小学教师纷赴京津沪等发达地区大城市以及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串联。回县后，原来各小学的教师文革组织，联合组成托县“红色教育战斗团”(简称“教战团”)。而托一中原来的许多师生造反派小组则合并成“红色造反团”，推举高中优秀语文老师39岁的卿香苓（1927-2006）为总负责，或曰团长。

11月28日 县委召开4 000人参加的推广广东学《毛选》经验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会议因“红色造反团”和“教战团”冲击大会会场被迫中断。

1967年

1月中旬  县内各单位造反派相继夺权，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愈演愈烈。全县局势进一步混乱。

2月2日，呼和浩特市大中（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派第三司令部（简称呼三司，名称模仿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为首组建的北京“首三司”）、河西公司等文革组织到内蒙古军区静坐示威。2月5日，内蒙师院“东方红纵队”（简称东纵）的托县籍学生韩桐被军官柳青擅自枪杀（韩桐1942-67，托县中滩乡格兔营村人，该院外语系英专4年级学生）。此后针对韩桐事件的不同看法，托县形成了以“东方红联社[红联]”为首的党政机关干部多数拥护内蒙古军区及其同伙红卫军派和针锋相对的托一中“造反团”和“教战团”为首的少数“呼三司”派。

3月10日，在北京所谓“二月逆流”影响下，托一中以何庆云、王振义、白云生为首的“卫东兵团”向“红色造反团”反夺权, 成立红卫中学临时革命委员会, 简称临委会。是日晚，“卫东兵团”勾结县公安局局长霍志勇为首的县委保守派，用手铐把托县文革势力最大的托一中“红色造反团”团长卿香苓及其属下学生小头目田耀文、李英、高兴、董元秀、王雄、王增平、薛凯、千秋红、吕强、米丘林等20来人，包括同情造反派的前校长吴俊超、校医谷世宏一网打尽连坐。晚8点多开始，利用夜暗掩护，在校园内聚众数百人分批围剿，殴打“造反团”头目，美其名曰一锅一锅“炒豆子”。这是托县文革中唯一发生的大规模实质性聚众武斗【其余图谋未遂或规模不大】。其中卿香苓和另一位勇于抗辩的高二14班和林县学生王XX持续被打30多分钟，情形最重惨不忍睹。本来矮小瘦弱的卿老师被打得满脸是血，揪掉头发3/4。然后把20来位造反派集体关押在3个学生宿舍一周左右。

3月18日，以李天佑副总参谋长为首的九人中央调查团亲临呼和浩特，表态支持呼三司，批评内蒙古军区。以后不久，师院东纵的几个大学生[以中文系郭是海、外语系高玉枝为首]，几次来托县串联，遭到托县红联以“辩论”为名的强制扣留、围攻谩骂。

卿香苓接受“呼三司”提议，在3月下旬把刚刚启用半年多的“红卫中学”改为“韩桐中学”，并在托一中开设了纪念韩桐灵堂。卿香苓责成米丘林/米辰峰负责组织学生自愿者，为韩桐灵堂轮流执勤至6月22日追悼会结束。灵堂照片显示的校旗“韩桐中学”等都是呼三司派人来托一中帮助建立灵堂后，返回呼市免费制作好以后送来托县的旗帜。这是机械化工艺丝绸印染文字的大旗在敝乡首次应用。

5月20日，南坪公社“暴风雨战斗队”和“红色造反团”发生摩擦；22日，近千名农民虚张声势进入托一中寻衅，几乎酿成武斗。

6月22日，以内蒙古师院东纵为核心的呼三司属下许多文革组织乘400来辆汽车，把曾在内蒙古医学院冷藏4个多月的韩桐遗体护送到他的母校托一中，近两万人出席隆重追悼会，会后又送到他的故乡格兔营下葬。密集汽车流量暴露了刚开通的呼托公路约10多公里长的五什家盐碱地段因沥清路面偷工减料不合格而被多处捣翻。曾企图扣留东纵学生未遂的那位县红联领导被绑赴追悼会，跪在祭台前伏罪。

7月，各“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无产阶级革命联络站”，筹备成立县革命委员会。

10月18，22日和11月1日，对托县影响较大的呼市、乌盟和内蒙三个上级革委会先后成立。

11月23日，托一中革委会成立。主任卿香苓教师，副主任顺序是田耀文，李英，高兴都是高二学生。常委还有王增平，王雄[他俩是高三学生]，董元秀，千秋红/张绍良，薛凯[他三是高二学生] 共9人。普通委员还有10来个陆续增补的师生，例如吕强，米丘林/米辰峰这两位是初三学生。鼎盛时托一中革委会委员大约20人。


图2, 1968年8月8日托克托县韩桐中学, 原 托一中革委会学生合影 前排左起：1赵晓莲,2田耀文,3董元秀,4高兴,5[工勤]王庭弼,6董云霞; 后排左起：1薛凯,2米丘林,3徐玉玺,4王雄,5[教师]崔志强,6吕强,7千秋红。祜乱僭号群英会/群丑图？




图3，1967年11月23日 托克托县韩桐中学革委会成立当天，校文艺宣传队庆祝演出后合影。前排中为张相田老师，后排右1是校革委会委员兼宣传队领导米丘林/米辰峰。手迹补充缺漏1967年是我拿到洗印负片后立即补记的。此原始档案照片显示的时代信息绝对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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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解放军4931部队对托县政法机关实行军管，成立托县政法军事管制小组，曹振邦任组长。

12月16日，由军人、干部、群众代表三结合组成的县革委会成立。县人武部部长孙德英任主任，原县委书记裴志忠、托一中教师卿香苓、县看守所青年战士贾平等担任副主任。县革委会仿效上级做了相应机构改革，新设政治组、组干组、生产组、办公室等新一套行政机构，取代1956-66年实行的一套旧党政机构。全县举办“斗私批修”学习班，实行大联合。

冬，革委会和“支左”部队按上级部署开展挖特务、挖敌伪电台、挖敌伪档案的“三挖”运动。

1968年

年初，全县机关、学校、工厂及各人民公社的各级革委会相继成立。

4月11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挖肃”乌兰夫黑线有线广播动员大会，“挖肃”在全县铺开。

5月2日，中央部署各级政府成立“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托县成立上山下乡知青办，为安置首批老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尽快选择插队落户村庄、预备接待房舍等项事宜。

5-6月全国报刊电台大肆宣传安置知青上山下乡先进经验。6月11日内蒙古日报首次头版突出宣传知青下乡。于是，托县两所中学来自本县农村和来自和林、清河两县的数百名前途绝望的“回乡知青”于6-7月率先办理离校回乡手续。

8月15日，呼市集会欢送18所学校2300多中学生下乡插队。

8月18日，托县和大多数省市一样早有部署，把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两周年这个纪念日预定为发动首批城镇知青大规模下乡之日。县革委会让托一中革委会留守负责人米辰峰在全县欢送大会发言，为首批227名城镇学生带头报名到落后地区下乡落户。其后才有上海静安区60名知青来县乃只盖和五申公社落户。

县革委会兼军管领导孙德英指示我发言时顺便宣布，由少数学生留守的韩桐中学革委会及其红色造反团，因为上山下乡自动解散。【以后另行组建新的托一中革委会】。


图4，沈阳1968年8月18日欢送首批知青下乡照片也是托县乃至全国各城镇欢送知青会大同小异的标准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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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8-79年？10余年间，先后有2 052名知识青年到托县农村插队劳动。

入冬开始特大灾难“挖新内人党”持续半年多。许多蒙汉人民蒙受飞来横祸惨遭酷刑，其中蒙古族干部受到严重迫害的比例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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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辰峰为2003版县志10条记载错漏献疑：

2.1），大事记和第二十二编政务纪要 第十三节【简称第十三节】文化大革命两条都说1967年“1月中旬  托克托县第一中学的“红色造反团”夺取了学校党政财文大权”。

        这句话很不准确，夸大其词。事实上，淡迫名利的卿香苓老师从来没有篡权野心。恰恰相反，从领导红色造反团到擢升校革委会、县革委会，三次都是迫于推举。其一，如果说他图谋权钱，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尝试掌握已经到手的学校财权？从1967年11月23日他担任校革委会主任前后-1968年3月中旬因儿子遇害导致与县革委会主任孙德英吵架，绝裂，随即被冤枉打成5.16分子关押3个月。他短暂担任校革委会主任时，一直由副主任、高二学生高兴替他署理共同负责托一中财务审批。直至1968年6月上旬高兴返乡离校以前，校总务办公室曹玉玺和程继祖近一年来用的校领导财务审批印鉴，一直是学校出资为高兴副主任篆刻的代理印鉴，从来没有用过卿香苓印鉴。其二，卿香苓终生没有入党，奢谈什么“夺取了”党权？其三，卿老师一直对毛主席预言的“临时政权”稳定性心存疑虑。直至我1968年8月18日下乡离校，我没见过卿老师到过原来托一中的校长或书记办公室觊觎一次。他若来校办公，一定坐在远离官府的语文教研室他原来办公的座椅；换句话说，他在两级革委会自觉恪守群众代表身份始终不越雷池一步，遑论篡权夺位？！

2.2），大事记说1968年 2月4～10日 …“三挖”办公室组织被“群专”的人员拆毁城关镇、河口两座清真寺，又拆毁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广宁寺召庙，大量珍贵文物被破坏或流失。

        这一条正确记载很好啊！它确切说明，决定拆毁托县唯一具有相当文物价值的三座宗教建筑的责任，不但不在讹传所谓1966年秋的任何师生造反派，例如带头破四旧成名的田耀文/田司令为首的托一中红色造反团，恰恰在于当时的保守派，原来的县委官僚集团。1966年学生破四旧损毁的物品，其实数量很少价值微弱徒有其名，不及后来县委全部拆毁县内宗教建筑破坏意义的1%，绝不可等量齐观。因此，对比大事记1966年“7月下旬  全县掀起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尚、新习惯）运动。文物古迹遭到空前破坏。”这一条显然幼稚虚幻，需要依据1968年的官方记载事实修改。

2.3），大事记说1967年底“各中小学部分师生逐渐返回学校复课。”绝非事实。不能盲目相信当时轻薄媒体动不动就说“到处莺歌燕舞形势越来越好”这一类胡乱粉饰。1967年7-10月，媒体鼓吹北京和呼市确实多次开过号召“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但是事与愿违大相径庭。7月2日首都五十多所院校联合举行了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后，仅有七所实施了部分复课，清华等断续武斗愈演愈烈死伤惨重积重难返。灾难所致北京不能完成全国知青办的部署，如期在1968年8月18日前后和全国多数城镇一齐举行首次全市大规模欢送知青下乡大会，北京不得不推后5个月。[1][2]直至我代理托一中领导的1968年6-8月，没见过半点上课景像，遑论此前一年复课？

2.4），第十三节文化大革命之中说“1966年6月18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几百年来陆续建筑的多处古寺庙宇、戏台教堂，大多被拆毁。”这显然是张冠李戴的重复错误，参见本文第2条。

2.5），第十三节说“[1966年]10月～11月“教战团”…“红色造反团”，跨行业成立“东方红联社”。不仅本句把呼市红卫军的下属“东方红联社”诬为我们造反派，属于明显移花接木，而且其下几行就出现截然相反的相关论述，致使整个段落自相矛盾一塌糊涂。

2.6），第十三节说1967年“11月下旬，托克托第一中学由“红卫中学”更名为“韩桐中学”；同时，校革命委员会成立。”2007年的托一中官网也同样讹传“托一中几易其名…1967年11月23日改为“韩桐中学”。然而，自治区内韩桐亲友现存大量照片证实，早在托一中革委会11月23日成立以前好几个月，“韩桐中学”的校旗就多次出现在与“韩桐中学”有关的照片了。



图5，在校革委会成立前8个月，1967年春韩桐中学红色造反团学生志愿者轮流执守没有尸体的虚位灵堂，校旗在侧为证。


图6，1967年秋韩桐墓碑落成之日拍摄的许多照片，也有校旗在侧为证


2.7），第十三节说1968年“8月下旬，在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下，农村户口的学生首先返乡，继而城镇户口的学生下乡，接着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的知识青年来插队落户。”三点错误：其一是返乡知青的时间不对，早在6-7月，本县和其他地方一样，返乡知青【特别是外县来托县上学的】在下乡知青之前先办理了离校手续，仅有少数本县就近的返乡知青在8月返校与下乡知青补照了师生告别合影。如果原来一直负责财务的返乡知青高兴副主任6月上旬还没走，我就不可能及时接管校务；1968年6月份，学校为米丘林出资篆刻的印鉴就不可能出现在我按例批准发放教师工资的报表上。其二是托县仅有上海知青，哪来的“北京、天津等城市的知识青年来插队落户”，这不是梦话吗？其三，本文引用的毛语录是12月22日而不是8月下旬发布的。

2.8），第十三节说“1966年6月18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托克托第一中学高二年级十三班的学生贴出大字报，批判“三家村黑店”，称为“六·一八”事件。”此说欠准确。其实在此前20来天，托县就出现了文革开始后有影响的系列大字报。5月17日中央广播了《五一六通知》，号召群众揭发各地当权派的腐败，因此我就趁机将实名大字报《骇人听闻河口纵火冤案》（时称米丘林万言书，）陆续贴到县衙门口托县政府大墙上，为我的二舅王保鸣冤。这是13班大字报以前第一张影响全县的大字报。然后我亲手用蜡版刻印数十份分发到托县公检法、文教机关等。少年米丘林敢于行侠仗义抱打不平，其人品学问从此在托县名声鹊起。因为控告的枉法责任人主要是县公安局长霍志勇和中滩乡（当时叫公社）党委书记高伍满，受理并决定立即释放王保的是托县法院第六任院长宋生荣（1927-2009），因此不该忽视它的县级意义，虽然它对托县文革的实质影响远不及后来13班大字报。

2.9），谁恶意销毁了托县法院档案中有关第六任院长宋生荣的部分？县志2003版上册第342页“1950-2000年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一览表”记载了50年15位院长的姓名及其精确到月日的起止任期，唯1960年8月-1966年5月之间突兀空缺6年。1228页两大卷的煌煌县志为什么容不得本县罕见杰出法官宋生荣及其因为稳妥审理李云兆杀人案而立功受奖的任何记载？而他之前的第五任和他之后的第七任院长，平庸之至苏仁全的记载却为什么精详？年轻的宋生荣因为妥善处理1963-64年震动内蒙古的奇特因奸杀人案中表现才能突出而被破格提拔为院长，取代他的上司院长苏仁全导致嫉恨；其后不久，1966年6月又进一步提拔到乌盟法院。因为1970年托县所属的上级行政辖区从乌盟改为呼市，宋家与托县几乎断绝联系，县志就偏信苏仁全遗留的残卷篡改历史吗？1969年我采访过杀人犯李云兆的故乡-永圣域公社什力格兔村，听乡亲们详细讲过奸情如何意外凄婉，如何倍加同情平素善良享誉全村的李云兆，如何准备聚众上访请求不判死刑从轻发落；而宋生荣善于普法，多次耐心劝说村民遵纪守法，放弃蓄谋聚众闹事。宋院长深入浅出推己及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面对威胁大义凛然，言辞委婉异常动人…

        许多中国档案学专著说文革期间销毁档案的常见原因是派别分歧。不，这个例外。它肯定来自个人恩怨。诚如此书所言，他符合古今中外销毁档案的政治规律原因。参见HISTORIOGRAPHY, by Edmund B. Fryde: University of Wales, & Editors of Britannica英国威尔士大学埃德蒙 福利德 著米辰峰 译简明西方史学史【本书译稿未发表】；转引自EB15th, 2005.

The kings of Egypt, of Babylonia and Assyria, and of the Hittites and the Persians all sought to preserve their glorious deeds for posterity in monumental inscriptions. The more important rulers also accumulated large archives, including both ordinary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and records specially commemorating their achievements. Some 20,000 clay tablets remain from the collections written for Ashurbanipal of Assyria (668-627 BC). Both in Egypt and in Babylonia lists of kings were kept in the temples, and these were sometimes supplemented by brief annals recording the principal events, though the hatred felt by certain rulers for their predecessors led to periodic destructions of older material. The exceptional meagreness of the narrative sources for Babylonian history before 747 BC seems due to the obliteration of the older annals by Nabonassar of Babylonia (ruled 747-734 BC).

埃及、巴比伦、亚述、西台[赫梯]以及波斯的国王们，都追求用纪念建筑的铭文给子孙后代流传他们的煌煌业绩。更显要的统治者们积累大量档案，包括平常行政文件和专门纪念他们成就的记录。为亚述国王阿术尔巴尼拔（公元前668-627年）刻写并收藏的大约20 000块泥板文书被保存下来了。在埃及和巴比伦尼亚，国王的名单都被保存在神庙[铭文]里，这些名单有时需要用大事记式的简略编年史来补充，虽然嫉恨前辈的心理导致某些统治者曾经不时地销毁旧的档案材料。叙述公元前747年以前的巴比伦史料异常贫乏也许是因为巴比伦国王纳波纳萨尔（公元前747-734年在位）销毁了旧的编年史。

2.10），县志隐瞒1967年瞎指挥酿成大灾重创了托县灌区建设进度

        大事记先有正确记载“1966年4月  什四份子引水口一级浮船泵站…东干渠丁家窑扬水站及丁家窑35千伏输变电站等工程相继开工。”然后第十四编第四章第二节“灌溉工程”第765页又说：“什四份子扬水灌区…[1966]当年受益。” 【为什么东灌区缺乏后来足够连续的报道，推迟7年后的】1973年【才重新提到】灌区建设初具规模呢？第十三编第五章第二节“水灾”第692页泄露秘密：“1967年秋，黄河水涨，进入县境后流量为5300立方米每秒，黄河水逆大黑河倒扬。487公顷农田被淹没，51间房屋倒塌…政府赈灾3万余元。”究竟1967年的托县是天灾还是人祸？

        话说1967年秋天的水灾果然十万火急，县军管会跑到托一中紧急求助，请求尽快多叫师生第二天赶赴丁家窑，抢救随时有可能被洪水淹没的丁家窑二级扬水站及35千伏输变电站。因为丁家窑扬水站及变电站在全县意义重大举足轻重，于是卿老师派我召集百十人火速前往增援。看样子五六十岁的内蒙水利厅老专家早已提前赶到。他看着大黑河东岸陡坡延伸100多米，直至山梁峭壁下20多米深的丁家窑凹地丁扬水站，沉重地对簇拥他的10来路领队人说：“必须抢先在扬水站对面这一段矮堤上增加高度，预防洪水漫溢。如果让泥沙严重的黄河水淹没了，损失本站两套设备数十万元不说，其后影响连续多级扬水站堵塞，危害就大了。因为汛期黄河泥沙大，无法在此使用抽水机排水，恐怕三年也不能修复”。他还对抗洪总指挥军代表说，迅速上涨的倒扬黄河水今天上午可能逼近或达到大黑河堤坝的高度，首先要预防从东岸这里的低凹处漫溢。

        那么，军管会组织全县干部职工和中学生志愿者紧急增建的这一小段堤坝到底需要多高多宽才能有效阻挡汛期洪水？老专家急得满头大汗，在泥地上用枯树枝反复计算数据。然后哆嗦着说：“因为我仅仅是相关专业的人，不是建坝专家，没有经验啊。为了稳妥，距离100来米宽的隐患豁口，如果南北分头建坝堵截的话，我认为新坝至少需要1米高，坝顶达到2米宽，流水作业不断冲刷的新基础才有可能和老坝上下稳固黏合。夯实后才能准备合拢，否则汛期安全没保证。先为泄洪留下中间漫溢小豁口，等两头足够加宽加厚，下午甚至傍晚再合拢不迟。急于合拢堵截的后果一定是功亏一篑。”各界300来人似乎都不以为然。

        中午12点左右，新坝顶部刚达到1米多宽，南北对头推进的豁口仅剩5米左右，随着洪水迅速上涨位差拉大，原来预留的轻微漫溢出口3-4小时后逐渐恶化。已经干了三四小时的人们饥肠辘辘不耐烦了。孙德英派来的那位40来岁胡子拉碴的军代表总指挥，大概是因为老专家驳回了他要急于合拢的提议，傲慢地说：“他妈的臭老九教条主义，已经这么厚了，凭什么还不能合拢？请大家听我的，别再浪费人力物力，立即准备合拢，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总是战无不胜。别再听他臭老九瞎叨叨！”

        结果仓促合拢后，送到工地的午饭刚吃完一半，新坝就轰然垮塌。在侧围拢的300来人亲眼见证自己藐视科学的恶果立马报应，滔滔洪水沿着100多米长的陡坡道，朝着凹地扬水站咆哮奔腾，新坝冲为泥浆增加了洪水浑浊度，瞬间吞没扬水站浊浪滔天。而战无不胜的数十位解放军却束手无策。老专家愤然拂袖而去，军代表毫无歉意，悻悻然浑浑然无所谓的样子，俨然一个泼皮牛二。不幸之中的万幸，次日后洪水渐渐消退。

        因为我们乌兰牧骑1971-73每年前往五申、乃只盖演出必经丁家窑，我多年看到此地泥潭死水一片狼藉，无法使用抽水机排水而无可救药满目苍凉，不禁感慨“苛政猛于虎”，人祸岂能嫁祸于天灾。内蒙专家的灾害严重性预言和县志本该在1968年就提到，却推迟至“1973年灌区建设才初具规模”这句话完全吻合，而县志却另外瞒天过海，只字未提军管会在1967年因瞎指挥而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重创了托县灌区建设进度，导致东、西两翼齐头并进的原计划不能实现，东灌区滞后西灌区整整7年；反而偏颇选择报喜不报忧，在766页以后连篇累牍地胡乱堆砌煞有介事莺歌燕舞的统计表。试问，放弃托县原有最大的丁家窑扬水站以后，在1968-72年被迫另辟新址重建丁家窑扬水站二期工程，全县灌区怎能持续稳定越来越好毫无挫折可言？已经离开托县37年的老人随便抽查几页就发现这多虚假偏颇，认真复查全书后果如何？      

3，韩桐中学革委会主任是卿香苓不是讹传的吴俊超


图7-8，1981年县志办打印的《托克托县历史大事记》

        根据平庸史官张军主编1981年县志办打印的《托克托县历史大事记》说“1966年10月，托克托中学部分师生在红色造反团（造反派）及其领导高兴（学生）、卿香苓（教师）组织起向旧学校夺权斗争。夺后，吴俊超任主任，卿香苓、高兴任副主任。”此后1984、2003两版县志以及相关其他史料都受了这则错误不同程度的干扰。首先是时间错误。这个大事记把托一中革委会的成立时间1967年11月23日错误地提前11个月，直至荒诞提前到倡导文革夺权的上海一月风暴之前3个月，可见其草率不负责任的程度。

3.1）, 根据当时政策，卿香苓完全有资格有可能担任校革委会主任。因为大量史料表明，早期基层革委会主任人选并不都像各省市县行政革委会那样严格限制主任资格，即大多是军管会或老干部代表才能担任。许多厂矿企业、学校的基层革委会主任就是那个单位造反派原来的群众首领担任。例如，根据内蒙古日报1967年报道，9月3日集宁一中成立革委会，主任就是本校红炮兵原来的群众负责人，其平民身份完全类同卿香苓，而不是原来的校长书记等老干部或军代表。

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时也有例外，主任也是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的群众代表第一把手范正美，也不是后来才被迫禅让的那个老干部潘复生。http://www. hxzq. net/aspshow/showarticle.asp?id=3362因此，不能根据晚出的三结合老干部任职优先原则，去怀疑群众组织出生的造反派领导担任早期革委会主任的资格可能性。

3.2），卿香苓主任说符合县委档案，而吴俊超主任说违逆县委档案。据悉，县委现存托县革委会成立时的原始文件。它表明，县革委会副主任里文教界唯一代表是卿香苓，不是别人。根据苏联传统，中共政局也大多上下级结构卯榫对应，即某些上级联席副官，由下级首长兼任[来自苏维埃部长联席会议结构传统]。也就说，任何上级联席副官，如果不仅仅是本衙门副官，而是原来担任下级机关要职的，则他必须是那里担任主任一把手的才能升任【鲜有例外】。例如，陈永贵首先担任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他才有资格有可能兼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同理，卿香苓如果不是托县文教机关最大单位—韩桐中学的革委会主任，焉有资格有可能升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假如吴俊超是而卿香苓不是，那个县委档案言之凿凿，为什么写着卿香苓而不写吴俊超？由此可见，对托一中造反派长期满怀偏见的庸人张军及其门徒不负责任的胡说，于情不合于理不通，如此枉顾档案和常识，是在故意歪曲篡改历史，诋毁他们的造反派宿敌卿香苓。

3.3），卿香苓主任说兼有大量民间档案/口碑依据，而吴俊超主任说缺乏档案/口碑依据。  


图9，民间档案，1967年8月20日中元节呼托部分领导在建立韩桐墓碑后合影，后排左4卿香苓而不是吴俊超作为托一中革委会主任出席墓碑奠基仪式。


图 10, 1968年韩桐中学革委会主任卿香苓而不是吴俊超和下乡学生告别合影为证。前排右二高二14班千秋红/张绍良，后排右一初三46班米丘林/米辰峰。其次高二13班王斌再其次高二14班王志彬。虽然老干部吴俊超的杰出社交亲和能力可能不止十倍高于普通教师卿香苓，但是，托一中老三届校友近年多次聚会网传的许多文革老照片，我至今没见一张所谓吴俊超主任与1968年8月离校500多学生的任何一张告别合影传下来，厚此薄彼何故？


4，我所认识的忠厚长者卿香苓老师二三事

        1963年秋，语文老师段智先生说，我根据帮助父亲卖西瓜的亲身经历写的《市场一瞥》特别真实生动，叫卖情景丰富多彩，于是就推荐到教研组，刻印散发到同年级4个班近200学生中作范文传阅。但段老师额外提醒我说，不要骄傲，中小学不得不偏重记叙文，到高中后才教论说文。卿老师通过毛选讲解政论文基础、因为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而蜚声校园，你若能考上高中，就能跟他学政论文好了。难得在普遍文人相轻的中学里，比卿师的资格还老的本校同行第一次郑重向我推荐，让我注重卿师善长政论文的特长。

        1964年9月《毛泽东著作选读》注释精详的甲种本上下册和简易乙种本同时出版。各中学把毛选纳入政治、历史和语文课的比例日趋增大。1965年秋有一天，我提前下课赶去窥视卿师讲课，正赶上后来升为呼和浩特副市长仪表堂堂的高一15班王振义从教室走出来。他问明来意后对我说：“对对对，段智老师说得对，卿老师讲得确实好。平素大家仅仅觉得他善于条理化，近来又增加了趣味。比如他最拿手讲矛盾论、实践论，一但用托县方言举例化解深奥，不伦不类的湖南-托县侉子话就笑得大家前俯后仰，爱听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廖建豪老师效法卿老师，在课堂穿插少许福建-托县侉子话，也收到同样好的剧场效果。然而，与他俩年龄差别仅三四岁来托任教的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高才刘怀玺韩楚森老师却恪守经院哲学庙堂作风，从不打哈哈，折腰取媚托县方言。

        两派斗争如火如荼的1967年3月中旬，有一位红色造反团的学生气冲冲地拿着一份他写好的大字报走来，对卿老师说：“近来临委会辱骂您和我们的大字报增多，我也写好了一份痛骂王振义和白云生这俩跳梁小丑，正准备贴出去。您看好不好？”卿老师和蔼地说：“骂人都不好。共产党毛主席都是在骂声中成长的，我怎么能鼓励你去骂人？谁能骂倒谁呀？！任凭他们骂吧。依我看王振义和白云生原来都是我教的品学兼优好学生，现在一时糊涂反叛我，我愿意等待他们回心转意那一天。”

         校革委会卿主任敢于破格重用多才多艺的杰出右派教师刘果。请您参看我的博客《内蒙古即绥远省文史》专栏里“内蒙师院东纵主编纪念韩桐专辑第三版校勘意见” http://blog. sina .com.cn/s/blog_61334ef80102x62l.html兼收刘的1967年8月5-8日韩桐中学东方红小报完整4版5+4张照片http://www. 997788. com/a115/7433334/。东方红小报名义上的编委是卿香苓千秋红米丘林，但实际上90%以上的功劳归于果老师及其刻印学生助手马开中两人。刘老师全面负责从大报选材、改编为托县的地方化内容和刻蜡板、设计报头、插图等，我们仨编委因为不会刻蜡板而徒有其名，仅仅偶尔插手敲边鼓。现在这份内蒙古地方小报能如此走红遥远的江南/安徽文物网络市场，肯定不是因为南方收藏家稀罕内蒙古方志，而是珍视其天下第一举世无双的蜡板报纸奇特刻印技艺。

        卿老师能够活用两论之“量变质变”原理启发学生，驳斥文字狱，为刘果无罪辩诬。刘锡昶/刘果，大概山东人，北京化工学院学生时，打成右派后发派到托一中教书至文革末期调回原籍。大约1967年4月初一天，有人走近红色造反团办公室，举报刘果的大字报有一处竟敢把“无产阶级”恶意篡改为“资产阶级”，是可忍孰不可忍？哈哈，要求卿香苓派领导前往，立即组织师生揪斗乘机兴风作浪的右派分子。

        当时办公室仅有我值班，我就硬着头皮，糊里糊涂去代替卿老师执行领导例行公事，即按照当时批斗五类分子的标准模式，委屈刘老师做了低头、弯腰、翘胳膊等侮辱姿势，喊口号…也就10来分钟草草结束了。奇怪的是，我突然看到校领导卿老师出现在批斗现场，但他既没走上台来接替我主持批斗，也没跟着大家喊口号，默默地站在人群中静观事态发展。为什么？

        事后他对我说：“谁来无理举报刘果的？这是无限上纲文字狱，瞎胡闹嘛！我反对草率批斗刘果。你不想想，在2000多字的长篇大字报里，有多少次出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类频率很高含义对立的敏感词汇？如果要借题发挥反革命，仅仅篡改一处管什么用？只有篡改很多处，几乎全部彻底颠倒了，才能达到反宣传的既定目标，你说是不是？这就是两论所谓“量变质变”的科学道理。至少相关数十处里如果仅仅一处微量改变，不足以改变原文的本质观点和宗旨嘛。只有数量多到一定变质临界点，才能质变啊。循情着实，一定是刘老师紧张，一不小心偶然失误，写错了一个字。我们不能盲目跟着别人无限上纲，就像清朝那样大搞文字狱，遗留累累冤案。今后咱们别再搭理这样的小题大做乱举报。

        卿香苓确实精通《毛泽东著作选读》注释精详的甲种本上下册，果然名不虚传！由此联想到高才王振义此前夸奖卿师讲两论很见功力，更加让晚辈抬头仰望。但他竟敢私下把托一中官方小报主办权暗中倚重了右派分子刘果乃至右派的儿子马开中，始料不及呀。还那样彼此配合默契过从甚密。咋一看卿香苓暗中勾结右派确实胆大包天，实际上他自己光明磊落胸有成竹不慌不忙。

        4月13日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公布以后，托一中临委会及其“卫东兵团”彻底垮台，教师首领何庆云被首先拘留在校内南墙脚的一间教室里。至于王振义白云生等“卫东兵团”学生首领还能否羽扇纶巾策划于密室？究竟藏匿何处不得而知逮不着。那位在3月10日被临委会痛打半小时的高二14班学生王XX一口咬定，是何庆云带头打他，于是两次蓄谋报复。第一次叫了两个同班同学做助手，打了多久？到什么程度？不详。只是从第二次再去报复，他就不用担心自己身小力薄，究竟打过打不过身高体壮的何庆云，竟敢赤手空拳自己去单独挑战的情况来推测，第一次群殴已经打得够呛，摧毁何老师已经达到让他毫无抵抗能力了。

        仅仅40多天以前被残酷揪掉头发3/4 ，其他伤疤还没痊愈，总体受害比王同学更重的卿香苓却没多怨言。他说：“好在没有给我导致死亡的明显后遗症，我也没看清是谁打的，不想调查与何庆云多大关系，不报复了。王同学去报复一下也许不无道理，点到为止就可以了”。并派我立即去查看关押何庆云的安全情况。何老师一看到我进门，误以为又来人要打他，立刻放声大哭：“啊呀我的妈呀，不要再打了，实在受不了了…”

        我说：“不不不，您误会了，是卿老师派我来稽查一下您的安全。您也许还不知道， 3月10日晚，是您在我肉多的屁股上临门一脚，毫无疼痛地把我首先揣入门内，表面上使我先受手铐羁押，实质上获得了意外保护避免了其他人都在外面饱经“炒豆子”长时间殴打。我感谢您还没机会来不及，怎能恩将仇报？”

        于是卿老师下令加强关押何庆云房间的警戒，杜绝外县学生伺机再次殴打何老师的可能性。何老师为3.10事件写了一份长篇深刻认错检查后，不久就获释。因此，卿老师认为他与何老师在文革前相处正常，在文革初的有限组织冲突也不是因为个人恩怨。他坚持认为，在1968年3月他儿子意外遇害案初期，县公安局长霍志勇乃至县革委会主任孙德英等刚愎自用，不听家属的怀疑举报意见，偏颇地把何庆云列为第一怀疑对象突击审查，毫无道理。

5，我18岁短期代理托一中校长的原因和事迹

          2016年9月我访问托一中校史博物馆时，指着墙上的历任校领导名单，对两位托一中陪同校领导曹霞和赵国强说“这里说郝效增吴俊超从1968年6月接任，月份不对，提前了两三个月。因为县军管会命令米丘林/米辰峰临时代理6-8月的校领导，按照当时总务办公室曹玉玺老师转达县革委会/军管会的电话说法，就是让我临时代理校长，和此前高兴同学担任的职责大体一样”  

        文革时总务主任张泰超脱，由老干部曹玉玺代理总务。因为校革委会临时办公室没有来得及安电话，上级的电话就通过总务办公室或者门房，叫我们去接听或转达。我对曹老师说：“此前我和军管会没有任何联系，不认识他们任何人，怎么会这样？高兴虽然是高中生，但他是校革委会副主任。主任让他代理财务，名正言顺；而我仅仅是个初中生委员，连常委也不是，让我僭越接替返乡回家的高兴同学，不合适吧？况且校革委会至今还残留王雄赵晓莲等好几个高中生，高三的王雄同学还是常委，让我主持校务恐怕难以服众。”

        曹老师反驳我说：“这是军管会来电话说的，正在紧锣密鼓为农村接待城镇知青准备房舍等等，大约两个月后就要开欢送大会。文化大革命快到曲终人散了，连校革委会也要准备解散，还顾得上其他枝节问题吗？现在县军管会咬定，在校革委会里他们就认识你，别人都不认识。是不是高中生呀常委呀，这些鸡毛蒜皮根本来不及理会。你再推脱就耽误了。”因为近一年来校革委会出风头的，确实就数我这个未成年初中生活跃。因为1968年3月23日，全县召开隆重欢迎赴呼参加内蒙古活学活用用毛思想先进分子大会的代表团凯旋，托县赴会5人代表团，就让我一人上台讲话。难怪军管会说，此外他们不认识托一中其他人。



图11，1968年3月出席内蒙学代会的托县代表团合影，左一是代表团组长、唯一赴呼发言人、五申公社革委会主任杨根其，后排左一是米丘林/米辰峰。杨组长礼让我代表5人在全县欢迎凯旋大会讲话。


图12，旧城寺庙地图也记载了文革时期县政府和托一中等各大单位所在位置2005年王鹏飞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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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前后托一中校园都是平房。校园南北纵向c.100X120m，分为左中右3区，由两条巷陌隔开；西区全部和中区、东区的中部和北部，都是一排排山西风格一出坡梁柱砖瓦大正房。西北部是教工家属，西南部和东北部都是学生宿舍。中区全部、东区南部是办公区和教室。师生宿舍和办公室大多是传统中式房，而教室不同，其西方模式大小和学生桌凳高低则一度恪守苏联规格。尤其校南墙边1排高大人字顶房是音美专用大小不等的4-5间高级教室和体育器材库房。原校领导办公室设在中区南部。校革委会在东区原语文教研室。大操场在最西面，南北走向贴近校园西墙；大约10米高可容千人的大食堂兼礼堂坐东朝西，附属锅炉房与其并列穿插在东区中部。校正门坐南朝北，距离旧城新阁和城隍庙大约300-400米。此外还有东便门西便门都是豁口。

        1966-68年8月期间，托一中原党政机构瘫痪。1968年元旦，我往空无一人的原校长吴俊超、支书茹通、总务主任张泰的办公室门缝里塞刘果写的《大事记》，才发现这三位校领导的办公室依然窗明几净陈设井然秋毫无犯。显然造反派从来没有在实质上触动这些老干部的既得利益。虽然他们早已“冬眠”，很少到办公室来，基本不理事，但工资照发不误。作为脚踩两只船、时刻保持投机观望的吴俊超，仅仅因为早期文革倾向言行不慎，以老干部私通造反派罪名，1967年3月10日被临委会一锅端，短暂收监一周押在我们造反派首领的隔壁。

        我之所以断然否认吴俊超具有担任早期托一中革委会主任可能性，诸多原因之一是这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东北天才，没有给我这个出勤率很高的革委会委员，在好几件大事关口，主任必须主持会议，必须出面发言、决策是非等留下任何可靠言行记忆。有关他的记忆大都在1969年以后的邂逅闲聊。在早期文革他仅是卿香苓和高兴的朋友、造反派的外围同情者而已。

        我上任伊始，曹玉玺把我领到东北区一间单人宿舍，让我住在原来卿香苓给高兴配备的副主任“官邸”。不知道高兴在校的时候这里有没有办公桌、卷柜等日常陈设用具，他走后留给我的竟是满目苍凉家徒四壁：仅有一张单人木板床，两把椅子一个脸盆，一个烧水壶底下配一个2000瓦电炉。因为我是跑校生，家离学校仅有400米，一直吃住在家。尽管当时学校伙食费很便宜，但也比在家吃饭贵。我这额外支出谁负责？

        曹老师说，因为日常财务报销必须有校领导及时审批签字，你必须住校吃饭，就像原来卿香苓和高兴也必须住校一样。上级已经决定由学校支付你的伙食费。与此前制度的差别是，卿香苓和高兴他俩是本校民选合法官员，共同负责。而我是军管会指定临时代理。“5.16分子卿香苓”虽然没被公开除名，但因儿子被害后就赌气甩手不干；田耀文李英和高兴等先后离职，我只好单独负责；原来我是跑校生，可以破格优待短期公费吃住；而高兴是农村来的住校生，因此他前后两次大约两年主持校务的住校费，理论上讲应该都属于学生自费。【虽然古希腊民主制的官员也一律自费履职，但古希腊的高官都是富人没有穷人。】慈祥和蔼的老前辈曹玉玺默许高兴和我俩学生的公费奢侈是，除了可以违法使用电炉烧水和热饭之外，万一睡懒觉误了早餐，指定厨师把大馒头及时送上门。此外没有任何特权。

        我在托一中短暂代理校长两月，有三件事也许还值得一提：

        其一，我接受县电影院职工马文祥声泪俱下谦卑之至的口头申请，因他再婚给托一中读初中的女儿造成“无家可归”异常困难，我就批准破例发放当时的困难学生补助金最高额度-每月20元。因为当时我县属于工资标准6类地区，许多职工每月低工资仅有36元还养家糊口五六人。即使连房租考虑在内，给一个学生每月发20元补助，史无前例，应该说很高了。

        第二年，当我从代理校长贬为下乡知青后，半路又见马文祥。其实我仅想问问我离开托一中以后的下学期，您的女儿是否还在继续享受我为她拟定的每月补助金？没想到势利小人老马啊，原来对我竭尽谦卑声泪俱下，竟然一反常态冷脸凉情：“现在忙，我没工夫和你说闲话！”其实我始终没见过这个女同学，没几年过后就忘了她的姓名。至今没忘马文祥的唯一原因是他势利小人的丑恶嘴脸反差过于赤裸裸毫无遮掩。

        其二，我妥善安置了从北京人大党史系打成右派贬到我校工作才华横溢的孟昭华先生。我离任前在高兴副主任遗留的“官邸”紧急召见了态度恭顺的右派分子，我说这间房也许是本校最好的。我明天大会后随即下乡插队，你是否愿意搬到这屋来住？他说当然好。于是立即把他的行李箱搬来。我请他大概介绍一下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说一言难尽不提他了。随后，他为我有板有眼声情并茂地演示了师徒教唱京剧生腔的罕见情景【详见自传】，殊不知此一教唱竟然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履历。

        其三，  有一天曹玉玺说：“学校南墙脚杂草中有一堆废铜烂铁，是1958年试图创建印刷厂未遂而遗留的垃圾。他建议把闲置多年的校印刷厂这套设备，挑拣或许有用的小件留下来，其余大件都献给托县印刷厂吧，免的咱们不用，还占地碍事，且一大堆生锈机器堆在杂草丛，有碍交通卫生和观瞻。”

        我说：“不是我驳您老前辈，依托县的落后，不仅1958年妄图同时创建两印刷厂是大跃进胡闹，再过几十年恐怕也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这堆破铜烂铁尽快转给用家也许还来得及替换的用，再过几年更加生锈一文不值就谁也不要了。依我看，不舍没用的坛坛罐罐破破烂烂是过时的农村妇女意识，大丈夫做事先要舍得废弃。不如一件不留，立即全部彻底赠送给托县印刷厂，您看哪个主意好？”

        他说：“我原来误以为文艺宣传队出生的人都轻薄孟浪，没想到你年纪轻轻还有这般大气魄谈吐。好，就按你说的办。我看你和高兴一样优秀，将来准有出息。”理论上讲，高兴和我都曾经是他的上级领导。但是，身为国家干部德高望重的长辈，曹老师并没因为我俩是青年学生“无理僭越”而藐视晚辈，我们与曹老师始终互相尊重配合默契。

6，新托一中革委会的复辟干部郝效增吴俊超从1968年9月开始履职

        李建民2007年创建的托一中历任领导名单，说郝效增吴俊超为首的新班子，1968年6月就接替了原来韩桐中学革委会的工作，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基本没有：其一，是1968年5-6月期间县革委会发文部署上山下乡时，让我明确规定所有老三届知青都必须全部撤离学校的时间下限，是8月而不是6月20日以前，学校仅仅需要在8月留下一周左右大扫除粉刷修整校舍的时间，以便9月初以暂新面貌迎接以郝效增吴俊超为首的新班子开创新学期。现存大量老照片表明，8月上旬托一中还有许多师生返校照了告别合影，应该说此前托一中一直是乱哄哄的文革景象，老成世故的郝效增吴俊超怎么会同意，提前去接管混乱局面烂摊子？即使先有了前后矛盾的两次胡乱发文，也不可能形成提前上任的事实。因此我说，2007年创建的托一中领导名单有关郝效增吴俊超的任期，与历史事实矛盾，肯定错误提前两个多月。新托一中革委会的复辟干部郝效增吴俊超只能从1968年9月开始履职。

        长期在农村基层任职的郝效增不适应托一中，两三个月以后他就主动要求调任永圣域公社革委会主任。在全县老干部之中，能以实际行动公开肯定我们红色造反团多数首领的人品学问，似乎郝效增为最。1969年当我以满身污垢的苦力知青走进他的永圣域公社革委会办公室时，他就特别表现礼贤下士。他的年轻漂亮有文化的妻子还认真留我吃饭，只因自惭形秽我就借故推脱了。1967年6月22日胆敢前来公开参加韩桐追悼会的原县委干部似乎极少，我至今记得仅有三人：青年马文奎及其妻子李桂兰大大方方，因为年轻没有官衔，少有怕处分的顾忌。正科级高官佟德祥先生就大不一样。虽然他也冒险前来参加了我们的大会，一齐在托一中食堂跟我们共进午餐，但临走却鬼鬼祟祟给我留了一句：“万一你们写简报，千万别提我的名字。以现在形势，我能暗中继续支持红色造反团就不错了。”

        对比佟德祥的虚情假意，郝效增不仅给身高大约1.55m体重不足50kg的文弱书生千秋红/张绍良安排工作到广播站，还主动给她说媒，让本村一位体貌健美的女子嫁给他，生育两子女，享受天伦之乐20多年直至c.1995年失踪。因此他生前每逢和我说起郝效增总是赞不绝口感激涕零。1984年饱经忧患的我考上了内蒙古大学研究生，离家之前，与我平素毫无交情的副县长郝效增，派人把当时非常走俏的名牌飞鸽自行车购货证【凭证买卖】，主动送到我的文化馆办公室以示宽慰。恩惠让我没齿难忘，不仅仅是因为我俩前后脚担任托一中临时负责人都是两个月的蹊跷因缘。

      至于说到“吴俊超当主任，高兴当副主任” 这个事，如果挪到1968年9月以后，特别是郝效增调走以后，那是事实。因为据说吴俊超校长早就器重培养高兴同学。再加上当时借调农村干部进城长期工作的风气 很普遍流行，无法不信此事。又因为高兴当时就和我绘声绘色地讲过他参与托一中深挖内人党的荒唐，整得我的堂七姐夫郭文怎样委曲求全满口胡说，“哭得圪哇哇的！”主动前来承认他确实参加了【其实子虚乌有的】内人党。事后我问郭文，他对此供认不讳。

        但是，即使高兴也曾在吴俊超手下第二次受聘管理托一中总务，但与他在卿香苓手下第一次代理工作意义完全不同。诚如当代著名文革史专家杨继绳先生所言，真正的文革不过两年，随着学生组织的解散文革就结束了。韩桐中学革委会全部由出身低微的巴黎公社式的师生乱党-红色造反团组成，没有党员核心。包括我校红色造反团在内的所有早期文革组织似乎类似跛足的瓦岗寨梁山泊，既然以揭竿而起对抗、批斗地方当局为己任，那就是一帮二十四史所谓“乱臣贼子”。早期革委会也不例外，全是党外的、非党的或不完全是反党的市民自治组织。

        当时人岂能知道，所谓红卫兵造反派，其实是深受红始皇蒙蔽利用的比当时任何保守派更甚一筹的真正保皇派？！毫无疑问，在适当的时候需要彻底重写内蒙古文革史，必须指出，虽然现在已经有人认识到文革各派其实没有正确的，主要是各自错误形态不同而已；虽然内蒙古呼三司红卫兵起于天真无邪赤诚肝胆匡扶正义的初衷不该否定。但是，我要借此补充强调的是，不揭穿毛主席蛊惑的造反派比对立派具有助纣为虐更多的迷惑性隐蔽性，就不足以杜绝今后不久，太平天国乌托邦的噩梦迅速重演。

         显然，托一中原校长吴俊超复辟的革委会与韩桐中学革委会貌合神离，吴俊超率领的是地地道道军管会刺刀保驾的党员老干部还乡团回来了。党的文教核心们弹冠相庆，新一轮党内斗争卷土重来。很可能其公章就从此划清界限，不再使用韩桐中学而恢复使用托一中；而吴校长勉强沿用的革委会名称也早已昨是今非。谎称什么继续革命？挂羊头卖狗肉！绝不可前后混为一谈。

2017.03.14.      

[1] 1968年5月，清华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两派武斗。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逾1000万元。清华武斗又引发北大、北师大等校系列大规模武斗。7月27日后旨在绥靖的首都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北京大中专院校所有文教机关，杯水车薪；工宣队在清华意外遭到蒯大富手下开枪抵抗，工宣队员5死731伤。原来一直躲在幕后蛊惑的毛主席为此失控震惊不已，按捺不住跳到台前赤膊上阵。7月28日凌晨，毛主席紧急召见北京高校五大领袖，以立即派兵剿灭相威胁，严斥胆大妄为的蒯大富。五大领袖这才回校收敛，动员手下放下武器。旷日持久的北京高校武斗重创了北京的知青运动进度，一度滞后全国数月。

[2] 百度：下乡知青的详细历史https://zhidao. baidu. com/question/1949389664615538468.html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出版268页，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7年10月，北京知青曲折等少数人发扬此前下乡传统，自发要求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拉开了文革知青插队序幕。很快国家组织动员。1968年4月，中央提出按照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四个面向”分配大专毕业生，6月又通知大专生都必须先当工农，打破只能分配当干部的旧制度。而老三届中学毕业生则一律动员上山下乡插队。5月2日-8月18日，北京以外的大多数省市先后出现全市或全县大规模欢送知青第一拨高潮。12月22日人民日报又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为题，借报道甘肃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发表毛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于是知青运动在68-69年交界的一个半月掀起第二次全国动员+强制更大高潮，155万老三届下乡[北京日报1969年1月19日说其中北京3.5万]到4月底增加到405万，可见其中强迫城镇非学生居民到农村落户的比重过半，鲜为人知，带有明显转移城镇阶级斗争扩大化后的灾难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