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关争渡兼论制度与素质的关系

身在古拉格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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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争渡兼论制度与素质的关系

   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

    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对一些事情的处理方式方法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德国、日本等国家的人民都非常守秩序。而我们今天或以前为什么都没有能做到呢？这种不同的国民素质是如何形成的呢？我再次强调一点，国民素质绝对不是造成政治制度走向的最大关键因素。不庸置疑国民素质优劣与否对整个民族来说是生息相关的，国民素质优劣牵扯到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但最重要的却是制度。在一个人治、等级制度森严，高素质的国民是不可能产生于权力向上负责的体制下。因为对专制政体而言人民的愚昧是他存在下去最有利的土壤，所以古代的专制君主深谙一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生长出高素质的国民来。今天我要叙述的的是关于素质的一些史实比较，暂且不去谈其形成的历史深层原因，因为能力有限。

  在二战的时候有两个历史事件充分体现了两国素质上的不同，那就是我们1937年12月的下关争渡和英国1940年5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国军在这一次战败大撤退中表现出了无秩序的混乱与个自逃命的自相残杀。有的在超负荷的船上被岸上自己的友军射杀，或因为船的载重量过大倾覆，更多的人死于踩踏与敌人后方的扫射。而英军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却表现出了与之相反的井然有序。难道真的是因为英国人的国民素质比较高？

  那我们首先要回过头来看一下关争渡是如何发生的。1937年8月通过为期近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国民政府已经将政治军事机构与一些必要的经济工业设施撤往大后方，实际上淞沪会战达到了战略战术上的预期目的。从战略上来说首都南京是保不住的，很多政要也赞成将南京做为不设防城市。但是首善之躯，先总理陵寝所在……如果一枪未放就被日军占领实在说不过去，同时作为陆军上将的唐生智又唱高调誓与南京城共存亡，11月24日唐生智被任命为卫戍司令。当时南京的守军都是从淞沪前线撤退下来的疲惫之师，包括最有战斗力的三十六、八十八、八十七三个德械师也是人员伤亡很大，战斗人员严重不足。除长江天险以外数面被围，可以说国军是背水一战。抵抗不可谓不勇敢不惨烈，问题是兵有战死报国之心，但无奈将有贪生苟活之意。唐生智是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是怂包一个，他跟现在的那些伪民族主义狂犬病患者完全是一个症状。战争刚开始他就病了，你看这时间多赶脚。他得的恐怕是软骨病兼大小便失禁综合症，要不然它作为最高军事长官怎么连军务都无法处理。

    唐生智充分印证了长得帅不如跑的快，南京还在酣战之时，他脚底抹油从徐州逃往武汉。仓促中下令军队在无殿后掩护的情况下撤退转移，问题是军令并没有被完全贯彻下去，有的军队收到命令，有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宋希濂的36师还执行唐生智的不准一枪一人出城的命令，对撤退的友军进行扫射。更可怕的是这孙子在跑的时候，并没有解除江船集结令，也就是说江面上几乎是没有船。大量撤退的部队涌入挹江门的下关，场面是一片混乱狼藉。哀嚎声、枪声响彻云霄，悲惨至极。军人最悲惨的不是死于战场，而是无秩序的欲战不能。撤退中的萧山令中将因不忍目睹军民的被屠戮，自发的掩护军民撤离，后力战不支自杀殉国。姚中英、易安华、高致嵩等共十几名将官尽到了军人应尽的本分，全部杀身成仁。

    对比一下敦刻尔克大撤退，同样是军事失利，英国人的军事长官发挥了他们应有的动员协调能力。不像我们的唐司令跑得这么快。他们既保证了军事上的殿后掩护，同时拉姆齐中将等制定的发电机行动，几乎是连工业革命时的蒸汽轮船也参与了这次为期九天的大营救。吊诡的是纳粹德国的机械化部队竟然没有采取军事进攻，这也使英国军队取得了宽裕的撤退时间。#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

   反观我们既无军事长官的协调指挥，又无军事掩护下的有序撤退。江水湍急宽阔而又无船可供使用，当时可是十二月的冬季。泅渡存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据当时用寺庙门板为筏顺流而下的八十八师幸存官兵回忆，在下关挹江门在日军机枪扫射下，国军士兵被打死、踩死、淹死者不计其数，江水顿成血染。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个怯战而逃导致下关争渡的始作俑者唐生智，跟不抵抗被枪决掉的山东主席韩复榘有什么区别？我就想不明白做为最高统帅的蒋中正为什么不将它军法处置。蒋中正虽为此主动承担了错误并表示愧疚，但这于事无补。这无疑是在袒护它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人治下对其无底线的包容换来的不是它的忠心，而是它内战中的反水以报。这也为蒋的姑息养奸下了一个最冷峻的注角。下关争渡与英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相比，不是简单地显示出了国民素质的低下。而是显露出了政治高层或精英阶层（如果有的话）的表率对现实秩序所起到的作用。

  中国的历史走向不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而是走入了一个逐步下沉的阶段。在一个秩序混乱丛林法则的极权体制状态下，人是很容易陷入一种恶的行为对比。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都可以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与之相比偷盗、欺诈又算得了多大的罪恶呢？与侵占民产、化公为私、目无法度相比，偷走个井盖又算得了多大的伤天害理呢？坏事都可以做，不守秩序又算的了什么呢？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国民素质不是决定建筑倾斜与否的地基，而恶的制度更像是影响炊烟形态的寒风，而国民素质只不过是寒风中不断变幻的炊烟而已。在一个专制体制下，古人早就提出一个不切实际，但合乎常理的基本常识：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素质上的比较更能看出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异，同时体现在某些重大事故发生时所做出的不同反映，比如船难发生后活下来的中国人往往是青壮年，而英美国家在事故发生时幸存者往往是妇女跟儿童。群体主义国人在求生面前表现出的个人自私，彰显出的是英美个人主义对群体中弱势者的大无畏牺牲精神。那种贵族所具有的牺牲精神在群体主义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存活的。群体主义消灭掉所有的个人自由与个性差异后，人类身上本就稀有的高贵品质也就彻底的失去了位置。
      在群体主义的政治表像下其实是权力凌驾于所有个人之上，以群体主义扼杀个人自由的自私利己与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以。而个人主义是监督压制公权力滥用，在实际操作中是把个人与社会群体之间权益最大化的结合。这个社会群体是绝对的个人，不是抽像化的人民。群体主义的公有化是最为败坏个人私德的，因为在个人眼里公有化的一切事物就如同是娼妓一般是不需要为其负责任的，而个人主义他不但要确保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还要确保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关系。群体主义是掌握权力的个人垄断一切而不需要负责任的最坏制度。他跟古代的专制君主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自称天子，一个自称公仆。一个要代天牧民，一个要为人民服务。但是他们这种极权体制又远非古代专制君主所能比拟，他在戕害国民自由与个人天性上更加的为祸惨烈。#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

   有人认为不改变国民的理念与素质，就无法结束专制。问题是国民素质的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或一句口号就能改变了的。但制度的改变无疑会加速这一过程。因为扼杀了所有的自由度后，在这个体制之下所有好的理念都不可能得到传播。这就像是在一个养猪场，如果你想让猪茁壮成长，首先要确保养殖场的生存环境。要是在充满病毒的环境里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因为问题不是出在猪的体质上。

   同样在制度转变过程中的阵痛不是国民素质本身的问题，而是专制主义遗留下的毒疮所致。如果因为惧怕或无限放大治疗过程中的阵痛，使其放任不管的话，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只会加剧治疗过程中的伤痛与更高的成本付出。东欧国家的理念先行，首先是在相对宽松环境下拥有有效传播途径导致的最佳选择。而基督教无疑又为东欧人民的团结提供了纽带作用，（同样某个和平宗教也能起到纽带作用，但他对民主为依托的人权却存在可怕的反噬作用）但他们也同样伴有专制政权过渡后的阵痛。即使专制倒台，专制的理念也不可能瞬间即逝，他恐怕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无疑是专制所带来的后遗症。现在在俄国的身上仍然能清晰可见。理念的先行与否首先要看他的客观条件，这不是我们个人意志所能决定的。

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
2017.2.5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