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患：海平面上升威胁珠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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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中国广州——雨水的湍流涌入地下室和商场，水位迅速上升到一英尺半。

　　制造业中心东莞市位于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工业区。在2014年5月的暴雨中，这里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100多家工厂和商店被淹。水位在20分钟内升到膝盖的高度，吞没了数十家企业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库存。

　　这座古老的港口大城市与广州毗邻，拥有1300万人口，政府不得不出动直升机和80艘船只营救受困的居民。数万人失去家园，附近53平方英里的农田被毁。修缮费用高达一亿美元。

　　住在这座城市的陈榕波看到洪水来了，试图带着六岁的孙女到自家房子的二楼避难。他滑倒了，洪水吞没了他们两人。

　　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洪水已经肆虐了数百年。所以，尽管那年五月的降雨量是这个地区多年以来最严重的，相关报道也很快从新闻中消失。人们抱怨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开玩笑说，有的街道成了运河，得?水过去，有的街道成了湖泊，得坐着一半淹没在水下的公共汽车过去。但是，关于洪灾的原因，以及气候变化或许会带来更多的大风暴，令问题更加恶化，没有任何官员在表达担忧。

　　在上一代人之前，这里主要是农田。通往南海的三条重要河流以及星罗棋布的支流令这个低洼三角洲成为盛产稻米的肥沃平原。当时广州只有一百多万名居民，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国开始利用其邻近水域的地理位置、人民的活力，以及附近香港的资金和港口基础设施，对这个地区进行改造。

　　经历了几十年的停滞，中国急于迎头赶上，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如国家般大小的城市群，然而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停下来考虑这些城市对环境造成的负担，更不用说它们未来对全球变暖的影响。今天，这个地区成了一个工业庞然大物，人口超过4200万。

　　繁荣的经济重新塑造了三角洲的社会文化地理，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里的地形地貌。像其他地方一样，突破性发展会遭遇到气候变化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据一份世界银行报告，全世界城市中，气候变化将给经济造成损失最大的是广州。附近的深圳是另一个蓬勃发展的大都市，在世界银行的那份风险占GDP百分比的榜单上排名第10。

　　虽然很难将某一场暴雨或高温归因于气候变化，但是这里的研究人员称，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已经在这里造成了一些影响，如水位较高，气温升高和暴雨日益严重。

　　它所造成的威胁不仅仅影响到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影响到这个大量财富与投资的聚集地，而且也影响到日益依赖该地区工厂的各种产品的整个世界。

　　南海不断上升，珠江水系不堪重负，它们的水位仅仅比这个价值数万亿美元的新开发区低一米——这样的水位已经构成威胁，可以淹没数十年来的进步，扰乱全球供应链，令各种商品价格上涨，比如智能手机、T恤、生物药品，甚至圆珠笔内的微小弹簧。

　　气候变化的作用往往就像乘虚而入的病原体，它会令现有的种种问题不断恶化，而不是单独发生作用。因此它的作用难以得到确证，容易为人们所忽视。众所周知，中国如今正遭受空气污染的严重损害，这种污染与燃煤电厂、钢铁厂和汽车的当地排放量相关。但是一份新的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引起的气温上升和空气污浊——主要是由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大大加剧了雾霾危机，造成数百万人过早死亡。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公开谈起气候变化。本周与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议的习近平主席已敦促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签字方遵守承诺，中国官方媒体近来则批评特朗普政府“公然推卸气候责任。”

　　中国如今是在国内投资可再生能源的全球领导者。在过去十年中，北京的中央政府把环保作为公务员绩效考评的重点事项。但是更强大的权力仍然不能克服分散的财政制度、执法不力以及经常将增长与环保对立起来的文化。与此同时，国家还在继续建设燃煤电厂，提高钢铁产能。

　　在广东，所有的新轿车、混凝土和喷着烟雾的工厂令温度飙升，危及病人和老年人，制造了城市热岛，滋生登革热之类的大范围流行病——2014年，广州爆发的登革热令4.7万人受到感染。

　　最首要的还是日益增加的洪水和潮水上涨。更严重的暴风雨导致了海平面上升，而开发带来了陆地沉降，令水位上升的影响加剧，二者综合起来造成了这种情况。那些仓促计划、粗制滥造的建筑，以及规划不良、杂乱无章的城区内污水处理系统压力过大的地带，往往被洪水和上涨的水位所淹没。中国当局喜欢炫耀该地区闪亮的新写字楼和机场，它们创造了现金，提高了国家的声誉，但是维修成本高昂却没有人能够看到的排水管道就不是重点事项了。

　　与此同时，不作为的代价就像潮汐和气温一样上升。

　　被铲平的天然屏障

　　一天下午，我在深圳的星巴克面见了蔡妍丰（音）。这家星巴克占据了一栋工业建筑一楼的角落，她的父母过去就在此工作，现在它变成了一处高端出租空间和美术馆。时尚的中国年轻人啜饮着星冰乐，盯着智能手机。

　　1970年代末，深圳仍然是一个平静的渔村，约有3.5万人口，当时中国当局宣布将其划为经济特区，带来了巨额投资和来自农村的移民浪潮，如今，这里的人口已经达到1100万。蔡妍丰在80年代初期和父母一起来到这里。学习城市规划的她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演变，她今年36岁，相对来说，已经是这座城市的老居民。

　　她回忆起小时候自己穿过马路，走过如今星巴克所在的这个街区，来到环绕海湾的红树湿地玩耍。她向窗外示意，好像在指着什么东西，虽然她回忆中的世界早已消失。如今，她曾经穿过的那条街道和美国的州际公路一样宽。距离星巴克不远的红树林那边是一个医院，对面有一个购物中心。红树林被连根拔起，夷为平地，变成了垃圾填埋场，被混凝土、沥青、写字楼、高层公寓和工业开发区所淹没。

　　“这是从沿着海滩的游乐园开始的，”蔡妍丰回忆，“然后，城市在海边又建了一条大路，里面塞满了住宅小区。然后一切都开始加速。”

　　蔡妍丰曾经玩耍的湿地遭到破坏，这是该地区如今面对的最大的气候挑战之一。红树林为海洋提供自然缓冲区，保护海岸线，减少波浪和水位上升对海岸线的影响，过滤掉可能渗入淡水资源的盐，吸收超量的碳，并降低环境温度。但是在深圳，大约70％的红树林已经消失。而且它们的消失还在加速：1979年至1985年期间有2100英亩红树林被铲平；在接下来十年里，又有6700多英亩被铲平，自那以后还有很多。

　　最近，中国官员宣布计划在深圳沿海增加21平方英里的垃圾填埋场。问题不仅在于红树林的破坏。垃圾填埋场易受水面上涨的影响是出了名的。当桑迪飓风在2012年席卷曼哈顿下城时，淹没了建在垃圾填埋场上的街道，一直涨到岛上早已消失不见的天然海岸线。到头来，大自然总是能够找到自己的水平面。深圳的惠深高速公路一线，上涨的海水最近侵蚀了三个橄榄球场大的垃圾填埋场，只剩下凌乱的一堆沥青和混凝土。2008年台风冲击珠江三角洲时，珠海三分之一的防波堤崩溃了，洪水涌入城市。

　　相比之下，珠海的自然环境得以保存，红树林没有遭到砍伐，它们吸收了洪水的冲击力，幸存下来。

　　在深圳，我来到西涌海滩，当地渔民说这里正在萎缩，逐渐被上涨的水面所吞没，专家认为这同气候变化有关。1980年代中期，广州教授陈特固一直在与国家海洋局共同观测海岸线的消失。陈特固列举了关于气温、风暴和干旱的统计数据，预计到本世纪末，南海的海平面上升可能高达一英尺半。

　　这种上升由于土地的下沉而加剧，意味着更多的盐水渗入珠江三角洲，再加上干旱的影响，令饮用水受到威胁。几年前的干旱造成了三角洲数千万居民的水资源短缺——仅在过去20年间，该地区就遭受了五次严重的南海海水倒灌。这些倒灌不仅污染饮用水，而且污染工厂用水，腐蚀设备，提高生产成本，对整个分销网络产生涟漪效应，也损害当地的农业生产。中国一直在建设淡水处理厂，但其步伐并没有赶上面临的威胁。

　　我问蔡妍丰，她是否认为深圳人对气候变化感到担忧。“有些非政府组织在讨论这件事，”她说，“但是这里的人们仍然更关注经济方面的事，关注就业和GDP。他们更关心我们是不是一线城市。我们能不能胜过广州？”

　　为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工作的梁波同意这一看法。我和梁波一起走过一个海滨公园，这里从前多少曾经是蔡妍丰玩耍过的那片红树林。海滩沿岸，垃圾被海湾阴沉的灰色海水冲上礁石。

　　“低潮时情况更糟，”梁波告诉我。“你真的能看到它已经变得那么肮脏。”因为那些垃圾填埋场和新的开发项目，她说，海水不再能像以前一样流入和流出海湾。所以垃圾被困住，淤塞情况更加严重，鱼类死亡。这样的情况在整个三角洲一再重复发生，这里的小河与支流已经被填满、铺平，为新建的高速公路、办公园区和住宅楼盘提供空间，给已经负担过重的下水道和排水系统增添更多压力。

　　“大海、湿地和红树林曾经是本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梁波指出，“但是红树林存在的时候，现在住在这里的大部分人都还没有到来。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公园，正是这个公园使我们更容易受到上涨的海面与台风袭击，那些高层建筑和高速公路也是这样。他们把这些等同于进步。”

　　价值万亿美元的问题

　　“空气污染是对人们的直接挑战，就在他们眼前的，”北京民间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兼主任马军说：“这关乎他们为孩子放在桌上的食物。所以他们发出了声音，中国政府的空气污染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正在以不同的速度发生。海平面上升不是那么容易注意到的。”

　　这是无处不在的挑战。暴风雨从来都是有的，就像炎热的天气一样。所以人们不会自动把它们归因为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像是乌龟。而发展就像是兔子。“这个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马军说。“气候变化问题没有明显的短期解决方案，关于如何抵消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没有一个所有人都同意的明确战略。相关措施应当如何出资是无法确定的。所以人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总是很勉强。它的商业模式是怎样的？”

　　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这是一个价值万亿美元的问题，它预测沿海城市因海平面上升遭到的潜在损失价值接近这个数字。它还估计，中国已经因气候变化而损失了1.4％的年度G.D.P.。去年春天，广州的居民一觉醒来，发现街道再次被淹没，倾盆大雨席卷了珠江三角洲，对城市造成严重破坏。当地媒体再次表示，这是多年来不曾遇到的情况。像往常一样，有关困在水中汽车里的人的帖子在中国社媒上疯转。一名庞姓男子一夜成名，他用伞捞鱼，回家还用鱼头鱼尾炖汤。“鲜嫩可口，”他对《广州日报》说。

　　去年，暴雨也横扫了中国南方其他许多城市，全国有160多人因溺水和山体滑坡而死亡，数十人失踪，7.3万户住房倒塌，逾600万亩农田遭到破坏。由于紧急救援工作得到改善，中国全境因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但由此带来的损害在城市地区日趋明显，因为在那里，过度开发的势头，依然要盖过国家对自然灾害应对的意愿。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在广州这样的城市，曾经有助于自然排水的运河与水路被填平，铺上了混凝土和沥青。特别是在较老的、服务欠发达的地区，用来替代运河的基础设施很糟糕。虽然现在广东省的亿万富豪比全国任何地区都要多，但是数百上千万的低收入工人和农民工定居在廉价、维护不佳的社区中，那些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庞大住房开发项目留下的破败遗迹。

　　这一天，1980年代初求学期间移居广州的建筑师、教授周剑云带我参观这个城市一些较老的、最容易被水淹的地方。我们拜访的这个区域过去曾经是古城门。1930年代，马路两侧曾经是有着漂亮拱廊的步行道，如今已经扩建为林荫大道，为汽车腾出空间。再往西一点，向着珠江的方向，散布着更加古老的社区。在许多方面，这样的社区就像广州那些古老的村庄一样，是这个城市最活跃的地方——那些拥挤的、迷宫般的老广东遗迹，如今在旁边巨大的新购物中心和综合住宅楼映衬下，显得相形见绌。而由于靠近珠江，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陈旧的污水处理系统也起不到作用，导致它们还越来越频繁地被淹。

　　在东部，一个叫天河的地方在三十多年时间里从一片空白发展成一个巨型的现代化区域，但如今它的办公楼和公寓楼已经笼罩在珠江新城的超高层摩天大楼的阴影之下，那里拥有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设计的歌剧院以及标志建筑广州塔。作为广州的明信片形象，珠江新城令人想起20世纪末的美国城市——像亚特兰大或菲尼克斯，只是这里更绚丽、更宏大。宣传中说这里比老城区更环保，拥有更好的防洪系统，然而珠江新城仍然是为汽车和玻璃高塔准备的巨型开发项目，一种仍然依赖高速公路与空调的高碳排放方案。

　　“我们现在的城市部分是基于我们在美国电影中看到的东西——关于大型购物中心、机场、高速公路和高层建筑的梦想，”周剑云说。“我属于见证了最大变化的那一代人。我们曾经几乎和朝鲜一样，是封闭的。突然间就可以看到美国电影了。”

　　“这构成了我们对于进步的观念，”他补充说。“我们只想把所有东西都做得更大，因为我们认为这就意味着现代化。真实城市的实际需要则被忽视。”他说。“在很多方面，我们仍然是生活在一个梦里。”

　　工厂外流和一个机会

　　显然，该地区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官员是否重新定义关于进步的观念，以及这个重新定义来得有多快。

　　“中国对现代化的感受还在不断变化，”深圳的城市规划师周铭对未来表示乐观。那天下午，我们在KK100大厦华丽的酒店大堂里见面，截止到当时，它仍然是全城最高的摩天楼，有1400英尺高，拥有可以看到香港的广阔视野。

　　“在对外开放之前，人们都吃不饱肚子，”他说。“所以他们关注工作和基本需求。现在工资正在上涨，人们关心空气污染，又重新开始重视传统文化，这意味着社区以人为本，而不仅仅是一堆摩天大楼。这也是建立在国际企业的压力之上的，它们的员工关心环境和气候问题，根据这些因素决定是否在这里开展业务。”

　　并非偶然的是，一些工厂在弃广东而去。在越来越高的工资和收紧污染管制标准的威胁下，一些不那么自觉的制造商将业务转移到了法规较弱的越南和柬埔寨等国家。反过来，这些国家正在重复与气候变化应对有关的错误，中国目前正是因为这些错误而付出代价。

　　但是，这种为寻求短期利润而导致的外流也为中国创造了机会。这里的规划师和环保人士谈到，如今有机会把广东重新打造为绿色、前沿、工业技术和城市化的全球领导者——不仅是建造象征性的“绿色”摩天楼，而是真正领先于气候变化。

　　随着特朗普政府在环境领域的倒退，打击清洁能源，推广过时的煤炭，甚至想取消那些长久以来为饮用水和空气提供保护的联邦管制规则，让这种机会愈发加大。布隆伯格慈善基金会(Bloomberg Philanthropies)最近的一份报告列举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气候相关工程和建设机会，表明气候适应方案是可以有经济效益的。

　　世界各地都有城市和国家寻求方案，抵御气候变化不可避免的影响，并从这些抵御战略中获利，繁荣最终将属于它们。这些城市将重新打造自己，适应国际企业，这些企业的员工们反映了全球范围内一代人的发展变化，他们更想走路、骑自行车和乘坐大众交通工具。

　　中国已经证明它可以有灵活与巧妙的手段。自1997年以来，广州建成了全新的地铁系统，拥有数十个车站，长度达数百英里；深圳只用了十几年就做到了这一点。而纽约在半个世纪内才勉强建成了四座地铁站。

　　但是中国的这一基础设施在构想时很少预期到极端条件和气候变化。去年，上升的水位一再令三角洲地区的火车交通变得十分迟缓，珠江的渡轮服务停止，将几座新的地铁站变成了巨大的游泳池。

　　“气候变化表明，如果你希望把城市保持为适合所有人生活和工作的好地方，就不能照着老一套的行事方式，”海岸工程教授罗伯特·尼科尔斯(Robert J. Nicholls）说，他参与撰写了那份警告气候变化对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影响的世行报告，“灾难的可能性在增大。而中国人最不想要的就是一起卡特里娜事件(Katrina)，”他补充说，他说的卡特里娜指的是2005年摧毁新奥尔良的飓风。

　　他指出，洪水并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中国人可以建设更智慧的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人性化——他们可以修复航道和滨水区，修建防洪设施，建造真正的、范围广阔的空气污染控制系统以及早期预警系统，修建可以兼做公园的防洪堤坝，以及为人们提供休闲娱乐的蓄水池，减少生活社区对汽车的依赖。

　　“对中国人乃至其他许多人而言，挑战在于把目光放长远，”他说。

　　考虑到不久以前的情况，这应该没那么困难。据政府估计，仅仅去年夏季，洪灾造成的地区损失就高达100亿美元。2016年全年，中国的降雨量比平均水平高出16％。

　　那是有记载以来的最高降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