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花开时节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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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2012年前后，我和共产党有个共同的认识，认为互联网已经成了中共最大的敌人，任其发展下去，终有一日将改变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个政府决定来一次新的冒险——把互联网更严密地管起来。在中国，“管理”总是跟暴力相关，在近四年的时间里，这个政府用暴力注销了许多账号，关闭了许多网站，逮捕了许多人，长城防火墙越建越高，成功地把中国与世界隔离，在墙的一边，是自由的信息和交流；在另一边，则是一座巨大的信息监狱，13亿人囚禁其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家门口正在发生什么。

共产党的恐惧和焦燥自有其道理。截止2016年1月，中国网民人数达到6.88亿，占总人口的50.3％，其中手机上网的人数就超过6.2亿。庞大的用户群加上海量的信息，对共产党的审查机器构成巨大挑战。迄今为止，中共还没有在网民中建立支部，也不可能删除所有的“有害”信息。在BBS上，在微博上，在微信上，数以千万计的用户时时刻刻在分享信息、发表观点。人们于此交流，于此辩论，于此相吵相骂，但就在这喧嚣声中，转变悄悄开始，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思考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以及自己的切身处境，新的词汇、新的观念日日涌现。我不能说这种状况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状况，但中国人比前互联网时代确实清醒和聪明了许多，一场艰难而深刻的觉醒正在悄悄到来。

一、我是一个人

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中，中国人一直都不是人，拥有个体价值、个体尊严的人；他们更像是某种物件，是某个单位的一员，某个集体的一部分，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是机器上的螺丝钉，要时刻准备着为国家、为集体放弃财产乃至生命。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是“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他们“勤劳、勇敢、善良”，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低素质的国民，不配享有民主权利。在某些时候，他们甚至会变成“别有用心的一小撮”，足以分裂国家、动荡社会、祸乱民生。

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观念正在悄悄发生变化，起初并不明显，只是一些词句、一些片段，但渐渐的，它们汇成了潮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自己当成有尊严的个体，而不是什么物件。人们开始追问：没有我的授权，你凭什么可以代表我？为什么集体利益一定要高于我的利益？为什么爱国一定要高于爱自己？如果我连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为什么要去保卫一个万里之外的无人小岛？如果国家不能保卫我的自由和安全，相反，就是因为国家我才不自由、不安全，那么我是否还有必要爱这个国家？

这样的争论旷日持久，一些观念开始悄悄地深入人心，比如“人权高于主权”，比如“若公民无尊严，则国家无尊严”，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人民群众”一类的大词，有人追问：谁才是“人民”？谁有资格代表“人民”？就在最近几年，“屌丝”“屁民”“蚁族”“草泥马”之类的名称空前流行起来，这些词略带贬意，甚至有几分粗俗，但越来越多人用以称呼自己。当千百万人都开始自称屌丝、自称屁民，其中一定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对不起，请不要再叫我“人民”，“人民”已经被你代表了，我宁愿做个屌丝、做个屁民，做一个不被你代表的粗俗之物。

2014年以来，人们开始用一些奇怪的词汇称呼这个国家及其统治者，包括“你国”、“贵国”、“支国”、“贵支”、“桂枝”、“鸡国”、“豚国”、“兲朝”、“后清”、“西朝鲜”、“黄俄”……其中最流行的是“赵国”，而中共权贵则被称为“赵家人”。这些词汇足以说明中共国家主义宣传的失败，至少是在某些人群中的失败。人们不愿意再跟统治者站在一起：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认识，但不要忘了，这是中国。在六十多年的极权统治下，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像真正的人那样生活。在这里，报纸、电视和广播电台每天都在宣传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

利他主义，很少会谈及个人福祉。直到今天，CCTV（中央电视台）依然在赞美那些不顾家人死活，而去抢救公社财产的英雄，与此同时，“个人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都是自私、邪恶的同义词，任何人如果被贴上这两个标签，瞬间就成了反动分子和全民公敌。

而在互联网时代，大量的人已经看到了在“国家”或“民族”旗号下发生的罪恶，反右、大饥荒、文革、天安门事件……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至少已经部分地显露在人们面前。同时，因为资讯的发达，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了解到美国人、欧洲人，以及同文同种的香港人、台湾人是如何生活的，难免就会思考这样的话题：同样都是人，同样都是华人，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如此不同？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为什么屡屡把人民带进深渊？而据说是自私、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看起来每个人都很幸福？

经过几年的思考和讨论，我想许多人已经做出了选择：要爱国，但更要爱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有些人甚至矫枉过正，成了杨朱的信徒，“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我知道，无论在哪个时代、

哪个国家，这种人都不会成为崇高的典范；但在中国，这依然是震撼人心的变化。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特别喜欢“大国”二字，官方媒体中常常出现“大国崛起”、“大国文化”、“大国外交”之类的字眼。“大国”二字确实能够唤起一些人的自豪感，但在自我觉醒的年代，它也必须面对这样的质问：没有大国民，何谈大国？如果权利没有保障，国再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在微博上，每当那些好战之士发出“中日必有一战”、“中美必有一战”的声音，嘲笑之声也会随之而来：“上战场要北京户口吗？”“上战场要摇号吗？”“请领导先上！”

这是六十多年来少有的状况，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而对“国家”和“战争”保持警惕。这是微不足道的改变，但其影响却必将深远。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自己当成一个人，一个有尊严的人，他们就必然要求国家尊重他们的尊严，如若不然，这尊严就会扣出洪钟大吕般的巨响！

二、这是我的权利

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中，很少有中国人明白自己究竟拥有哪些权利。在这里，“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微不足道。这里有严格的等级差别，农民、城市人和官员各自守着自己的本分；人们没有生育自由，孕龄女性常常被强行绝育；也没有信仰自由，只能信仰“国教”，全称叫做三自爱国宗教；迁徒自由也受到限制，离开户籍所在地就成为二等公民，甚至是可疑分子。

身份的觉醒必然带来权利意识的觉醒。在最近几年，中国人开始关心起自己的各项权利，对户籍制度，有人发问：这是我的国家，为什么我要在我的国家暂住？我要在这里永久居住！对计划生育制度，有人发问：号称人民当家作主，为什么我连生孩子的自由都没有？对于劳教制度，人们更是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质疑之声。迫于强大的压力，政府在三年前宣布废除了这项制度，但并不值得高兴，因为政府又找到了新的办法，它利用寻衅滋事之类的罪名来肆意囚禁公民。就在2014年五月，我的几位朋友因为在自己的家中办了一个小小聚会而被捕，他们的罪名就是“寻衅滋事”，更可悲的是，其中一位就是在废除劳教中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律师浦志强。

还有经济权利。中国经济的核心产业基本上操持在权贵手中。大约几年前，微博上有个笑话，说某天饭局上，有人问张三：最近忙些什么？张三答：做点小生意，刚给李鹏家付了一笔款，跟周永康家做了一单生意，明天还要跟江泽民家签个合同。所有的人都听得目瞪口呆：这还叫小生意啊？张三笑道：其实真是小生意，不过就是交个电费、加次油、办张新电话卡。

这当然是调侃，但也可以视为是对中国现状的不满。微博几年，被批评最多的除了中国足球、红十字会，还有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桶油”。在网上搜索这两桶油，可以找到数以百万计的页面，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表达人们心中的不满和愤怒。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权贵的私家产业，更因为它们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盘剥者——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它跟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它还是在上涨。

对中石油、中石化的愤怒并非特例，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垄断企业都受到了指责，包括电力、通讯，人们甚至开始质疑税收。2015年1月，中国政府再次加征燃油税，导致油价中的税比超过40％，此事引发了网络一片嘲弄，有人喊道：人民万税！有人幽默地调侃：来，加20公升的税！97号！

还有政治权利。在中国的政治序列中，“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两个极具讽刺的玩意儿，从表面上看，它们很像是民主国家的议员，但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听命于共产党和政府。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一位86岁的老女士，她已经当了60年人大代表，参加过无数会议，却从没有投过一次反对票。我们的政府对这位老女士极为嘉许，给了她无数头衔和荣誉：劳动模范、道德模范、三八红旗手……但在网民心目中，她的形象却并不高大，他们叫她“举手神器”、“脑残代表”、“活化石”，有人直接发出质疑：我们难道只能被这样的人“代表”么？

近年来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并不意外地，出现了许多自愿参选的人，他们或被威胁、或被劝阻，几乎全部落选，但他们还是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了他们的观点，那就是：我们要真的选举权，不要再拿假的欺骗我。

还有信仰自由。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迄今已有5800万基督教徒和900万天主教徒，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地下教会的信徒。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地下教会的打击和压制，他们拆毁教堂、冲散聚会、逮捕信众，而中国的基督徒，正如他们在国外的兄弟姐妹，已经成了最勇敢和最坚定的反抗者。我的朋友王怡牧师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位，2014年6月，他两次被警察带走，但他依然没有任何退缩之意。对他而言，为自己的信仰而身陷囚牢，已经成了大义之所必然，他甚至将这种命运视为一种恩赐或幸福。

三、静悄悄的反叛

曾经有记者问我：回想学生时代，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就是思想上的不自由。在共产中国，关于历史，关于人类社会，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标准答案：历史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意识是由物质决定的；农民起义总是好的，地主和资本家总是坏的。我参加高考那年，历史科目的最后一道大题就是分析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你要讲康梁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国民党都不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但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所有的标准答案都受到质疑。比如，许多像我一样的作家和学者拒绝使用“解放以来”、“建国之后”这样的词汇，只用“1949年”来指称共产党建立政权的那一年；我们也不用“新中国”来指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改称“共产中国”；如果不是用于嘲讽，我们也不会使用“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称谓，而是直呼其名；我们也不会用简单的“党”字来代替中国共产党，更不会把这个党置于国家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而是直接称之为“中共”。

在互联网上，官方常用的那套语言系统已经成了巨大的笑柄，始于1978年的《新闻联播》是CCTV最重要的节目，三十多年之后，这个栏目无论是其腔调、文风还是主持人的服饰、发型，都成为大众嘲笑的对象，人们极为精练地总结其每天的节目内容：前十分钟，领导人很忙；中十分钟，中国人民很幸福；后十分钟，外国动乱不断，人民水深火热。2014年2月，这家电视台的记者携带隐形摄像机，深入到东莞的色情场所，拍下了许多性交易的细节和片段，节目播出之后，遭到了中国网民异口同声的嘲笑，有一句话瞬间流行起来，说CCTV“出卖灵魂的看不起出卖身体的”。最近几年，这部国家宣传机器的行为越来越可鄙，在政府迫害异议人士的过程中，它几乎总是站在最前排，也是最卖力的，一次次播放那些“心甘情愿”的认罪画面，此举甚至使得一些曾效力于它的正直之士不堪其辱而纷纷离开，这足以说明共产党宣传事业的堕落。

当人们的精神和思想开始摆脱老旧的宣传机器，中国人就开始了真正的创造。在互联网上，每天都会出现一些激动人心的变化，新词汇、新句式、新文体不断涌现，也出现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英文词汇：公民本来是citizen ，中国公民呢，shitzen；民主本来是democracy ，中国式民主呢，democrazy ；秘书本来是secretary ，中国秘书（特别是中国官员的女秘书），sexcretary。

当一个政权失去人们的拥护，往往不是因为它有多么邪恶，而是因为它在文化上、趣味上变成了拙劣可笑的东西。我们不会忘记，在苏联末期、在东德末期，在几乎每一个极权社会的末期，都曾经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开始嘲笑它、鄙视它，这样的政权就已经踏上了不可逆转的死亡之旅。

在共产中国六十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有过两次难得的觉醒。一次是八十年代，因为公权力有限度地收缩，不再肆意干涉私人生活，中国人开始从权力边缘醒来，只用了短短十余年的时间，中国的思想、文化和艺术就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再就是互联网时代，特别是有了微博和微信之后，短短几年间，中国社会又有了巨大的改变，无论话题深度、广度，还是参与人数，都远远超过了八十年代。此为第二次觉醒。中国政府也感到了巨大压力，开始全方位地打压网络。他们建造了庞大的敏感词库，建起功能强大的防火墙，注销了大量账号，逮捕了许多敢言之士，表面上看，这些措施成效非凡，网络开始萧条，讨论不再热烈，敢言之士日益减少，用中国政府的话说，“网络空间变清朗了”，但这种用暴力让人闭嘴的“清朗”注定不可能长久。就在不久前，雷洋事件和连云港反核运动都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点事件，许多人参与转发和讨论，甚至激烈地批评政府。

所有人都会恐惧，但不是每个人都因为恐惧就不说话。

我不能说中国人已经有了足够的勇气和智慧，但我确实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艰难地醒来。我也不能肯定这种觉醒会在短期之内改变中国，但我相信，醒来的人将不会再甘心情愿地做极权的奴隶。墙一定会越来越高，但再高的墙也挡不住向往自由的心灵。正如一位朋友说的：长城是哭不倒的，只要我们笑得足够大声，它就会在我们的笑声中倒塌。

不妨引用我在网上读过的一首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你一定很讨厌寒冷，
所以你睡过了整个冬天。
你一定也不喜欢炎热，
所以你睡过了整个夏天。
一年又一年，
你用沉睡抵抗这个世界。
但今天，我要走过繁花盛开的田埂，对你说：
花已经开好了，
请在花开时醒来。

慕容雪村，中国大陆青年作家、政治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