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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百多年前,船坚炮利的洋人来到东方。使得中日两国同时遇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中日两国对待洋人的态度却大为不同。日本人在被佩里将军的黑船打开门户后,惊讶的发现,原来那一小撮“兰学者”(即向荷兰学习的人)才代表未来的方向。于是他们转而学习西方,并把带来西洋文明的黑船事件当作美谈来加以纪念和庆祝。
而中国则在朝廷的带领下一直把西洋视为洪水猛兽,并在吃亏后不停的以“丧权辱国”来形容与洋人交流的经验。丧权辱国一喊就声嘶力竭的喊了几十年。
呵呵,在这里俺想请问自干五一句:丧的是谁的权?辱的是那个国?在朝廷眼里,本着“朕即国家”的革命原则,那些以国家自居的尾大生物确实权利受损。可这与身为屁民的自干五何干?为啥也如丧考妣的哀嚎起来捏?
有先贤怪到:有那么些人,身在社会最底层,利益每天多被损害,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界想找这么蠢的东西,几乎不可能。呵呵,这种令先贤奇怪的现象,其实就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啦。这种病症的患者是被暴力彻底征服的群体,他们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只以奴役者的意志为意志,以暴君的喜乐为喜乐。一切斗站在奴役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反应在现实中,就是俺们自干五所奉行的革命原则,即“不爱人民,只爱国”啦啦。
当然。用自干五自己地话说就是一切为“国家”着想。哪怕某种行为对它有利,但却与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就是当权者)的意志相违背,那他们也是要极力反对的。
这种人在俺们这个防民,驭民之术世界领先的国家里尤其盛产。
就拿当年的八国联军来说。联军制止了义和团的滥捕滥杀,使得屁民避免了身藏一根铅笔,就全家被杀的危险。联军回复了社会秩序,制止了四处放火的暴徒。联军甚至赔偿了被义和团烧杀的商户的损失(后来这笔欠算到庚子赔款里了)。使得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军方和政府是可以赔钱给百姓的。他们甚至还修了北京第一个公共厕所。
这一切按说都是有利于屁民的。那些为联军主动带路,搬梯子的北京市民的立场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可自干五却“丧权辱国”之声喊叫不停。嘿嘿,对此俺要说丧的号,辱的就是你们的国!
由于洋人带来的先进文化,妨碍了“国家”们(这里的国家专指当权者)随意奴役小民,于是排外成了朝廷不变的理想。而作为被测底驯服的人,即斯德哥尔摩患者,俺们的自干五一族自然把反洋人,反不平等条约当作自己地原则。
这里俺想问,如果你到了一个落后地区,哪里的酋长习惯吃人肉宴席的话,你会不会定个文明的条约来保障自己地权益?其实正是这些不平等条约使俺们屁民明白了,也使得大青的酋长们(即自干五心中的国家们)十分不快的知道了:屁民是不应该见官就跪的;是不应该拔下裤子打板子的;是不应该把死刑犯千刀万剐的。等等等等。
事实上,一直到民国时期,实施不平等条约的,有治外法权的租界都是中国文明的领航者,是进步的灯塔与启蒙者。(其中香港一直启蒙国人到1997)
而自干五对此却深恶痛绝,“丧权辱国”啊!“反华”啊!叫声不绝于耳。
与日本相比这就反应了两国对国家利益的认识的不同。日本人认为能让国富民强的猜符合国家利益,所以他们感谢佩里,学习西方称谓新的列强。而中国自干五则认为,能加强当权者权利的,有助于酋长任意挥舞鞭子的才符合国家利益,反之就是丧权辱国,就是反华。于是,各自发展几十年后,日本人把中国揍的满地找牙。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自干五的脾气和国家观念一点没改。这不,每当美国发表人权报告时,他们都要发作一番。其实那个报告也无非就是希望城管、公安对屁民客气一点,少点野蛮拆迁罢了。可是也许是刚挨完城管揍,或正在公安的威严下瑟瑟发抖的自干五,却跳出来大喊大叫什么“反华”呀。亡我之心不死什么的——何其贱哉!
这就是总站在“国家”立场考虑问题的无私自干五的立场。
在这里俺要敬告自干五,谁能抓你坐牢,你就把谁当成国家与华,是你的权利。但别强迫别人也这么奴才。别总站在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要站在屁民的角度上。俺要为丧权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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