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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古拉格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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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爱国主义名义下政治正确的癫狂

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经常被等同概念的相提并论，他们从时间上看存在前后关系，实则不然。主导新文化运动的人物与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几乎是一批人，但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其实性质完全不同。一个是正面的自我审视，一个是反面的走向癫狂。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反儒家、反文言虽过激但也合乎情理。不可否认现代化就是一个西化的过程，尤其是生活方式跟传统更是相去甚远。除了吃饭的筷子，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与传统不沾边儿。儒教在教化方面虽然有克己复礼、己不所欲，勿施于人……好的方面，但中心思想却是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这与当时急于现代化的中国是不相容的。

  虽然激进但仍在启蒙为求改变的理性范畴。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无疑推动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但是废除汉字的罗马拼音化呼声确实过于极端，如果简单的拼音化替代难以掌握的汉字是易于普及的正确选项，那么简笔画就应该是所有绘画流派的终结者，因为它更容易掌握。新文化运动虽有过激之处，但仍能明了物即先腐，而后虫生这个道理，所以她是一个积极理性的求变图存运动。而五四运动却偏离了理性滑入了极端。所以毛贼说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贼的概括可以说是恰当其份，不管是客观还是主观五四运动以爱国主义之名，开启了小知识分子一路狂飙的左倾思潮这是毋庸置疑的。＃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

虽然参加一战我们连跑龙套都算不上，顶多是一个打酱油的。但好歹我们也是战胜国！巴黎和会本指望扬眉吐气一把，却是德国山东权益转手日本的一盆冷水迎面泼来。王正廷与顾维钧的据理力争显然无法改变列强们的立场，因为他们即不想为中国出头得罪日本，也由于分赃不均自己也闹腾的不亦乐乎。顾维钧所言中国不能没有山东，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当时除了博得舆论上的满堂彩，收获的只有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改变却要等到一九二一年的华盛顿会议。

  但是“等”从来都不是热血青年们的选项，上街游行喊口号本身并没有错，要不然怎么发泄愤恨与过多的荷尔蒙分泌呢？五月四日学生本意是向美使馆递交请愿书，问题是这一天是星期天公使出游了。东交民巷的受阻吃瘪却转变为最强音的外雪国耻，内讨国贼。它们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无疑开启了中国小知识分子非理性左倾的滥觞。

  匡互生作为行凶的一份子多年后回忆说:当年绝无丝毫恐惧和苟且偷生的念头。那是当然民国时期善待士人，你们当然没有什么好怕的。被打的章宗祥额骨外露却仍然为学生说情，可见当时学生下手是何其歹毒，将章先生从屋里拖到屋外痛殴狂扁，此种暴行与文革红卫兵又有何异？不知反思竟然引为快事可见其无耻。

  被骂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都是留日生）所参与的西原借款更谈不上有何卖国嫌疑，中国作为贷款抵押的矿山、森林、铁路（还没建起来）基本上算是空头支票，日本寺内正毅也确有改善中日关系的善意，所开出的贷款条件绝对优于各国列强，而且西原借款还没回扣（借款手续费）。西原借款是二十一条修订版中日民四条约（陆征祥当时是外交总长，也被骂为汉奸）签订以后才发生的，与二十一条毛关系都没有。西原借款里外不讨好，日本国内也认为西原借款是卖国行径，到最后西原借款也确实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因为白花花的银子打了水漂。曹汝霖作为财政总长，陆宗舆、章宗祥作为驻日公使，借款也好两国换文也罢，这都是是职责所在。陆宗舆后期出任汪伪政府顾问应该区分对待，不能一概而论。曹汝霖、章宗祥在抗战时期可见其风骨，反倒是高举爱国旗帜行凶的学生梅思平附逆从贼，真可谓是为爱国主义下了一个冷峻的注角。#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是符合部分事实的，列宁在华沙的失败与欧洲各国（指各国政府）对其视如蛇蝎的防范从而西进无望之时，苏俄策略地采取了西边不亮东边亮的毒输于外。五四运动所播下的暴力非理性的种子结合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一路狂飙，当然这也是一场世界性的狂犬病，但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首当其冲。从外而论中国不幸北邻苏俄包我三面，东隔大海日本（军国主义）扼我咽喉。而内貌似统一，实则派阀林立地方割剧糜烂不堪。知识分子的理性求真，在标榜着爱国主义的五四运动裹挟下，融合了列宁所言帝国主义侵略导致积贫积弱的现状主导了当时舆论的风潮。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起，各地学生赴南京请愿。五四运动的狂犬病再次发作，疯言疯语癫狂不已的学生们冲入外交部殴打作为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先生。女汉子用雨伞猛击王先生，企图躲避的王先生走下楼梯时，花盆从上掷下砸中其头部。也不知是花盆太薄，还是先生作为体育家练过金钟罩，花盆顿时破碎。要不是护卫人员在侧恐怕命已休矣！

  数日后因不见政府对日宣战，间歇性狂犬病的学生们手持器械砸毁了外交部，多人因此受伤。电话线、汽车等均被学生捣毁。国民政府委派蔡元培、陈铭枢出面与学生沟通，话还没说就将两人按倒在地拖出门外。蔡元培被拖行半里全身挂彩，陈铭枢被学生打得昏死过去，如果不是保安队救下后果不堪设想。

  这帮混蛋那里像是学生，完全是一干乌合之众的地痞流氓。事后多年参与的学生竟还能津津乐道此一暴行，恐怕让真正的地痞流氓也感到汗颜。而被打的三人所表现出的极大度量与这帮傻鸟们的癫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蔡元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辈从事教育者未能努力所致，唯有自责耳”。作为废约外交官的王正廷因此辞职，但终生未提及此事责备学生，五四被打的陆宗祥亦然。可见高贵者与卑贱者区别是何其之大。＃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

  蒋中正在接见有暴力倾向的请愿学生们时诚恳的说“学生浪费一寸光阴，即为国家增添一份损失。如有愿者可编入孝陵卫学生义勇军（青年义勇军：非军事化单位，类似于军训组织，主要以学业为主，军训为辅，大中小学均有此一组织，是否参与可自由选择）军训。如愿回校原车送回”。这帮乖乖们几日内全部返校。9月下旬至12月蒋中正接见请愿学生达二十次左右，国民政府与蒋中正的保证与抗日决心，换来的却是学生们12月份焚烧捣毁中央报馆的暴虐回应。军警出动才使事情得以平息，最后学生还得好吃好住的报销路费，真的是让人醉了。

  国民政府有感于学生“爱国”热情，一九三一年底委派王伯龄专责上海军训。但遗憾的是多数学生推诿逃避不愿吃苦流汗（如果让他们为国流血的话，那岂不是与虎谋皮），还是上街喊口号更加的高大上，所以狂犬病并没有消减。上海号称有数万学生义勇军，三二年一.二八沪战爆发仅有十几名学生奔赴国难，很多人跑到乡下躲避，可见其爱国热忱之高！

  爱国主义的非理性从五四以后变成了救亡压倒一切的政治政确，胡适与傅斯年在五四以后就已察觉并对此进行反思。所以胡适先生说学生既不是特殊身份，也没有治外法权，它们应该为自己的暴行负责，也不同意学生们所说的非法拘捕一词。而在现实中爱国主义的政治正确裹挟了司法的公正性与人最起码的理性认知，法不能依，刑不能拘更是助长了左疯混蛋们的嚣张气焰。#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

  警察甚至跪下来求学生不要闹事，更搞笑的是它们竟声言难道爱国有错吗？爱国确实没错，但借爱国之名行暴虐之实，那就不是有错了而是有罪了。而这些声言爱国的混蛋们又有几人真正做到了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的捐躯赴国难？而那些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的真正知识青年，早已弱冠系虏请长缨，绝域轻骑催战云的血洒疆场。葬身缅北的忠骨，马革裹尸的英烈又有几人口惠而实不至的高调声言爱国呢？

  政治正确的爱国主义在赵家人的操纵下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直到理性彻底被巨浪吞噬。抗战结束爱国主义的政治正确不是到此为止，而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达到高潮。在国危如垒卵，羽檄争驰无少停的内战时期，它们像一根搅屎棍一样使本来就混乱的局面更趋恶化。苏联红军在东北有组织的滔天罪行它们选择性的无视，个体偶发的沈崇事件（有史学家怀疑系赵家人操纵）却被无限放大。这到底是怎样的爱国主义？难道它们是大脑短路，分不清孰轻孰重？#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

  自五四运动而始的爱国主义如同现在左疯所主导的政治正确般，成为流氓们无耻的护身符与遮羞布。从而使它们可以以高尚的名义侵犯个人的自由权力。赵家人又充分利用了这一政治正确将中国引入歧途。北平沦陷时街道两旁的民众与掺杂在其中的残兵都一脸迷茫不知所措的样子，唯独学生们载歌载舞欢庆不已。一名国军少将一边哭一边咒骂：“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的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


  受报应的岂止是这帮混球左棍，报应更牵连到了我们整个民族。在反右与文革的大清洗中有多少它们的悲惨遭遇不得而知，但是陪葬的却是整个中国知识阶层。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水岭，五四它虽然不是祸乱的主因，但却是埋下的种子。四九年神州变色，清醒知识分子的担忧也变为了现实。主管教育的杭立武在撤退之时向各大中小学散发了这样的传单:“同胞们，不要相信他们! 他们将来必定焚书坑儒，杀害知识分子! 不要看他们今天得势，不久之后他们必定会像太平天国那样争权夺利，自相残杀!”。

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

2017.5.3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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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会重点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