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急迫的方向感、安全感与希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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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伯炎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研究社会病象，提出当前最急迫的三个问题是：“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他这“三感”一出，如石激水，泛起众多思想涟漪，荡漾国中，激烈出万千思想火花，映照出症结，现出改革的困窘与死相，逼人探讨。

他形容说：过去20多年前，在改革路上，也有困惑，甚至困难与障碍，却依然在一条明确的路上走。现在，颇像在沙漠里开车，走着走着，有点弄不清了。他这种描述，何尝不是千万民众的心结，与迷茫的心态，引笔者也来一吐心中的共鸣与共感。

真正的智慧，仍在民间

汉代政论家王充曾在《论衡》中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我等草野庶众观察到屋宇之漏，说出改革的真象，肺腑的真话，绝对比两会上那些官话、捧话、搔痒话，更切中肯綮，有益世道人心吧。

显然，孙教授还在体制内，说话必须委婉些，我这喜对古今多少亊皆付笑谈中的渔樵野老，就可直率地更透彻地说穿了。

方向，又回到文革前十字路口

红朝开国，掌建国方向盘的，就是颂称的舵手毛泽东。他掌的建国航向很怪：8年抗日，他不斗敌，养精蓄锐，运用三国志谋略，就不说它。二战一完，打江山内斗，从辽沈到围打长春，斗得残酷，打淮海，斗得血腥。打下江山，坐江山了，按常识，应休养生息，他仍搞暴力土改，内斗传统士绅，援朝鲜，外斗联合国军。斗完党外又斗党内，文革再斗10年，结果，把他老婆江青与侄子毛远新也斗进秦城监狱，更别说同他打天下的老伙计们了。这些老伙计斗完地富反坏，自己也被老毛斗成走资派，斗入牛棚，中国被斗成互斗互害社会，就在斗得山穷水尽国穷民枯时，亚洲四小龙崛起了。

当官与民，党与非党，皆吃够这斗争哲学做的绞肉机之苦了，才产生改革的共识与共同愿望。此时，中共良心与良知未灭的胡耀邦、赵紫阳等，才以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走出老毛那互斗互害的鬼打墙，开启胡赵改革的10年迅猛发展。孙立平教授说到1980年代，追溯那意气风发的民气民风，十分肯定地说：“没有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后来30年的改革。我们现在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那些最现实的、最眼前的、最急迫的问题不解决，改革就无从谈起。”

他的意思是，当年是思想解放，才引发的社会复兴，今天，思想的被专制，又回到文革后的十字路口了。

其实，再追溯一下怎么又回到那十字路口：恰是这思想解放过早地被扼制了：邓小平以四个坚持限制过，以反自由化阻难过，还以天安门血洗学生民主运动，镇压过，这种反复的思想禁锢。禁到邓小平启动那点改革快禁到完蛋时，他才急了，忙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狠话，他那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半吊子改革，才由权力进入开放市场，碰撞出权钱交易的交媾，生出贪腐如蛹蛆的繁殖了。于是，又有治表不治根的反腐运动。不动产生腐败那专制的根，剪掉一些贪腐枝叶，明天，腐败依然疯长。而新的接班人连邓小平敢否定前30年一部份的胆量也没有，竟然下令不许否定前30年，还规定五不讲与七不准的思想禁锢栏栅，再加集权与个人崇拜再起，攻击起宪政与普世价值，难怪有人惊呼似乎文革回潮，这不是孙教授忧虑的国家方向感迷失之原因吗？

逃离的已是两种精英

他说的精英的安全感问题，现实有两种精英外逃与外流，已成潮流，何止是李嘉诚一财团矣。

笔者认为的两种精英：即拥有物质财富的硬实力者，与拥有精神财富的软实力者，皆在此经济生态与文化生态恶化的逼迫下，蜂拥外逃。在毛时代，精英是囚入牢狱，获诺奖李政道的老师朿星北也关入监牢。中央音院院长马思聪被逼亡命逃美国。今天，竟直接关诺奖获得者刘晓波，也关少数民族教授哈力木，以及律师精英浦志强、夏霖、709律师群体。而每年数十万留学生，外流不归的，仍是青年俊彦精英。孙立平教授所指的精英的安全感，不正是打压这些精英的恐怖吗？

当今社会向智能生产力转型，粗放亷价劳力正被智能机器人代替，专制本身就造愚难产智，把高智能高人格真人性的精英驱逐，依赖那些文盲半文盲的博士和溜须相马的宵小为智囊治国，危矣！

百姓的希望失落在这民谣里

今天老百姓希望的渺茫，说白一点，就是对这党国丧失信心，30年前，胡赵时代兴起对改革的信心怎么消失的，有如下民谣为证，他们叹息党国的：“房改，把你荷包掏空。教改，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提前为你送终。”相反，改革的红利，被强化的专制权力阶层夺走，形成亘古未见的贫富悬殊。在缺乏监督与制衡的一党专权体制下，不分权制衡，还在不断集权，甚至在十三大被邓小平陈云同意的改革，改以党代政的政改，也被今天王歧山在两会上否定说：没有党政分开，只有党政分工。意味着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的集权制，决无一点改的可能了。

百姓还承受着世界最高的税赋，与比美国还高的物价，还能有希望感吗？

仅就共党这些年爱吹的GDP数字增长，来宣场其政绩，而这GDP从10%逐年下滑，已滑到6%，还称在稳中求进。再审视外部，撘一体化便车，混入WTO世贸市场，以18世纪贱价劳力那种血汗的加工厂牟利不少，付出环境的代价沉重且深远，却趾高气扬，扬言将取代美国做世界老大，不断亮剑亮肌肉，八方树敌，又以撒钱外交去补救，却在更孤立的困窘中，被小国北韩挟持，被大国老美压制，且被所谓的盟友俄国利用，今日中国外交，别说缺大外交家顾维均的气象，连李鸿章那种借挨日本人一枪就借事削减了马关条约一大笔赔款的精明也缺乏。菲律宾杜特尔特来一个假承诺也骗走几百亿美元的签约，百姓感受的仍是老佛爷那“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德性，能有希望感吗？

必须反思两个30年中再思想解放

由此，孙立平教授尽管说他回避两个30年这敏感话题，他仍然说：“过去的两个30年的路基本上走完了，其潜力基本上释放完毕。现在，社会要进入一个新的30年，这个新的30年应该建立在过去那两个30年认真反思的基础上，从而提出具有一种超越性理念。这个理念，应当体现过去两个30年的继承与超越，应当体现出13亿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应当体现出人类的普世价值，应当体现出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

他开的这些处方，绝对高明于中南海里那些李斯赵高式智囊，而我理解启动新的30年，不是做梦，应是开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