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写在十月革命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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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在十月革命。（档案资料照）         
   
   
                     

今年，2017年，是苏俄十月革命100周年。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国家。二战后，在东欧以及中国、北韩、北越，也纷纷建立起共产制度。再加上此前的蒙古和此后的古巴、柬埔寨，共产革命一度占领了小半个地球，并摆出了一副席卷天下的架势。然而仅仅70多年，苏联和东欧以及蒙古就先后告别了共产制度。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尽管到今天，中国和越南还在高举共产大旗，但早已变得面目全非，连古巴也在开始经济改革，只剩下一个北韩还较多地保持着所谓共产制度。我们完全可以说，共产主义已经彻底失败。

共产主义，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站在今天看昨天，就连我们自己都纳闷：对于一个如此凶残丑陋的怪物，当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热诚地追求它？波兰作家希皮奥斯基早年投身共产革命，后来又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在波兰民主转型后回顾自己一生的历程，悲哀地说：“下一代青年人对我们这一代的痛苦经验一点也不会理解。对他们而言，这一切只是为‘愚蠢’二字作了注脚。”

这的确是愚蠢，但又不止于是愚蠢。在十月革命100周年的今天，我们不但需要继续揭露和批判共产主义的种种罪恶，同时也要严肃地思考，共产主义为什么当年竟吸引了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为之献身。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限于篇幅，我这里只谈一点，那就是私有制的问题。

共产主义许诺在人间建立天堂实现大同，故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理想主义者为之献身。然而，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政治理论并非只有共产主义这一家，因此，一个曾经投身共产革命的人不能只用理想主义的召唤为自己辩解，他还必须回答：在当年，为什么偏偏是共产主义成为他选择的献身对象？

共产主义之所以叫共产主义，是因为它主张“共产”，这是它区别于其它人间天堂或大同世界模式的关键之点。《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很多人就是出于对私有制的厌恶，所以才倾心于共产主义。这是共产主义最吸引人或最迷惑人的一点。

自从有文明以来，人类社会基本上就一直是私产社会。主张共产无异于从根本上颠覆文明，因此，许多人从一开始就认定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大敌而坚决反对之；有趣的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也有许多人认定共产主义是打开一个崭新世界大门的钥匙。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时就指出，由于当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私产社会中，他们发现这种社会里有许多罪恶，便误认为这些罪恶来源于私产制度本身，以为一旦实行共产，这些罪恶就可通通消除，人间就满是和睦与情谊。殊不知这些罪恶是导源于人类的本性，它们决不是共产制可以消除的。相反，共产制只会使这些坏事更多。这一点只是由于大多数人未曾身临其境故而感受不深罢了。

于是就引出了一个堪称悖论的结果：正因为以前不曾有过共产社会，所以不少人容易对共产社会想入非非；越是在共产主义没有兑现过的地方，共产主义越是显得有魅力；一旦兑现，共产主义便信誉扫地，寿终正寝。在20世纪，因为共产主义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所以它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这层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共产主义是被它自己打倒的，而且也只能被自己打倒。

共产阵营的土崩瓦解一度把迷恋共产主义的西方左派们从迷梦中唤醒，但没过多久，有些左派就又重新回到迷梦之中。近几年来，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又有某种小小的回潮。有些西方左派要重新捡起共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今天，共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有唤起群众、鼓动风潮的神通，它不再是、或很难再是一种政治力量，它几乎只剩下了所谓文化批判。它不再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替代品，而只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寄生物，寄生在它所反对的社会之上，从对方的生命获得自己的生命：只要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那么，作为对这种社会的批判体系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理念也就总是显得似乎有理，总会对某些人有吸引力，于是也就得以继续存在一段时期。但无论如何，在人类现实的历史上，共产主义已经死去。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