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在长沙，耶稣的圣殿高过毛泽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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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沙——在长沙郊区一个在建的公园里，一座新落成的新教教堂耸立在碎裂的泥地、新栽种的树和尚未完工的水景之中。它向天而立，犹如一个用玻璃和金属建造的巨大滑雪跳台。

该教堂名为星沙堂，高约80米，顶上安放着一个十字架。它甚至比5公里以西、中国最大的毛泽东塑像还要大。

在宽阔湘江上的橘子洲，这位革命领袖的巨大头部和肩膀花岗岩雕塑巍然而立，像是在审视这个世界。但它32米的高度仍不及星沙堂的一半。

出现在毛泽东度过青年时光，并第一次接受政治激进思想的这座城市所形成的巨大差异，激怒了他在中国各地最狂热的崇拜者。

今年，成千上万的毛泽东“红色”粉丝觉得自己的英雄——他在1949年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谴责基督教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在意识形态上受到了挑战，拿出智能手机和电脑，与圣地出现的这个污点展开了口水战。

他们愤怒地抗议教堂的规模和象征意义，称在这个官方信奉无神论的国家，在公共场所修建教堂是滥用资源。

这种公愤在2月爆发时，赵丹阳在网站“红德智库”上一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中写道，“大兴基督教危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长沙的官员担心出现政治危机，迅速平息争议。

教堂所在的星沙生态公园配备了保安。在这个公园里，星沙堂、一个圣经学习中心、行政管理办公室和居住区就设在供当地情侣游玩的丘比特园附近。网上的新闻报道消失不见。公开讨论也偃旗息鼓。记者多次致电由官方控制的新教协会的省级总部，均无人接听。审查的钟形罩已经扣下。

但在湖南省会长沙的街头，民众对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在他们身边发生的这场冲突似乎知之甚少，或是不怎么关心。被问到时，好几个人耸耸肩拒绝发表评论，或表示没听说过此事。

如果草根阶层的这种不在乎的态度出现在毛泽东的故乡有些令人意外，那么对其中一人来说，这种现象很好理解。

“在湖南，矛盾不是矛盾，是正常的，”探索山区非凡的语言多样性的小说《马桥词典》的作者韩少功说。“这里的生活有点像中餐。把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扔进锅里，然后拌匀。”

韩少功说，在长沙郊外他从事耕种和写作的那个村子里，基督教和其他传统友好共处。“有一对老姐妹信耶稣，但也信佛祖，”他说。

尽管直至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这个共产主义国家都在把宗教当做迷信镇压，但它承认五种宗教信仰——新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并通过“爱国”协会管理它们。

各方估计的中国新教徒人数各不相同，但很多人认为中国有大约6000万新教徒，其中一半是得到政府批准的教堂的信徒，其余的人则在非法的“家庭教会”开展宗教活动。星沙生态公园的一名新教神职人员称，长沙官方的新教教堂有大约10万信徒。他只愿透露自己姓蒋（音）。

这里到处都在提醒毛泽东与这座城市的联系。他的照片出现在墙上的灯箱上，装饰着新建成的地铁。餐厅为他最爱吃的菜做广告，包括高脂的红烧肉。同样深得毛泽东喜爱的辣椒，让湖南菜充满激情。

“我们真的爱吃辣，”韩少功说。“性子急。这被当成了一种力量的象征。”

在橘子洲，春花烂漫。吴爱云（音）是几名在毛泽东塑像附件发放免费洗发水样品的女子之一。被问到曾试图镇压资本主义的毛泽东会怎么看待她们时，她几乎没有停下脚步。

“我觉得他会喜欢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她说。“那时候是那时候，现在是现在。”

她指着毛泽东的波浪头开玩笑说：“他挺帅的！头发不错！”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中写道，毛泽东告诉他，青年时期的自己在长沙上过多所学校，包括一所不收学费，还提供廉价食宿的师范学校。

“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毛泽东告诉斯诺。“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他在长沙的公立图书馆里阅读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德国哲学家的著作。该图书馆是1905年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设立的。

毛泽东在长沙组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并参与组织了一场农民运动。后来，这种农民运动在中国遍地开花。

“我们说，‘无湘不成军’”，韩少功说。湘是湖南的简称。

他说，当地也以尊重学问而闻名。“在广东，在南方，地方名人会是商人。而在湖南，传统上就是学者。”

他在湖南农村考察，一边思考着那些文武价值观。他相信，如果把帝国主义和传教士赶出去，中国人一定会变得更强大。

长沙曾是一个基督教重镇。1901年在这里成立了耶鲁外国传教团(Yale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也就是后来的雅礼协会，这种联系保持了下来。耶鲁的老家纽黑文正在与长沙发展姊妹城市关系。

“长沙以前有许多教堂，但很多都被推倒了，”当过记者的湖南本地人谭合成说，他写的《杀人风：中国一个县在文革中陷入疯狂》(The Killing Wind)讲述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期间在该省进行的一场大屠杀，该书最近发行了英文版，但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

尽管带来了这样的苦难，对很多当地人来说，毛泽东却是自豪之源，他的名声提升了该市的地位，促进了旅游业。

“毛泽东是长沙的儿子。是皇帝。是中国最成功的人，所以他对湖南和长沙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谭合成说。

“党内的信仰已经死了，如今什么东西都取决于能带来什么好处和坏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真的不关心什么了。毛泽东也好，基督教也罢，一切都无关紧要的。”

争议爆发两个多月后，湖南新教协会也没有对教会准备怎么做发表置评。但中国基督教界知情人士说，他们讨论了怎么安抚批评者，其中一种可能性就是把公园和其他地方隔绝开来，并且移除十字架。

韩少功说，折衷很符合这里人的性格，当地人很顽强，但最爱的却是享乐。

“在革命年代，他们真的很忙，”他说。“但现在都是吃喝玩乐。你可以说堕落了。但是这不也挺可爱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