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人物】我為何不相信黨？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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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報人物】我為何不相信黨？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狂人囈語

【上報】陳怡杰 2017年05月13日 09:50:00

袁紅冰曾任教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8年，2004年流亡澳洲申請政治庇護，目前取得澳洲國籍。（攝影：李昆翰）

一般中國人有的「政治正確」在我身上找不到。

袁紅冰是漢人，但成長於內蒙古呼和浩特，言談間、骨子裡盡是蒙族人高傲、狂放典型性格。

出身報社大院

「對我而言，沒有所謂政治正確『清醒』轉化過程。」因為父親是《內蒙古日報社》編輯，袁紅冰從小有很多接觸中外古籍機會，「我家就住報社大院，《內蒙古日報社》有一間很棒的資料室，1962年（10歲）開始會進去翻，我年紀小又是員工眷屬，只要不把書帶出來，沒人管我看什麼書。」

對中國政權有印象是更早以前，「報社大院北面，有一列坍塌的古城牆，7歲我常跑去坐城牆上，看那些從內地逃難而出的流民。」算一算時間，那是1959年，中國為執行「農業集體化」和「大躍進運動」而持續3年的全國性大饑荒。

三年大饑荒

「餓莩遍野，那些離鄉背井的難民皆在要飯」，袁紅冰回憶當年內蒙古狀況比內地好些，「內蒙地廣人稀，很多人民內地活不了逃過來，當時那些流民不被允許進城，通常翻過陰山山脈住到荒漠草原上。地廣人稀又有數百萬頭野生黃羊，這時就活得成了，黃羊那3年間也幾乎被抓吃光。」

「黨說那3年是自然災害，實際是農業政策失敗」，那年中國搞人民公社，把農村變巨大集中營，糧食一律歸入公社，「最後連農村最重要的種子糧都拿走、當農業稅上繳。」

走幾步路會死，看得出來

後續曾有學者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出版《統計年鑑》估算，那3年「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千萬（時中國人口總數6億5千萬），「那時在城牆邊看多了，連哪個人走幾步路就會死都看得出來。」

「遠遠看那人，若感覺飄起來了，不出百步，肯定摔倒。」他稱之後才是最殘忍的，「逃出的人太餓了，人摔倒沒多久失去意識死亡，旁邊飢火燒腸、巴巴等著的人群野狗即撲上去吃，有時餓到沒意識，人剛倒下還沒死，就被分了。」這一幕幕看進袁紅冰眼裡，「我根本不相信這黨。」

16歲時第2場巨變降臨內蒙。

內人黨事件

1967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共產黨對內蒙古自治區發起「挖肅」運動（肅清反共產黨者、分裂主義份子），1年半間數十萬內蒙人被抹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下稱「內人黨」）迫害。「內人黨早在1947年中國授意下解散，文革間卻被安上這莫須有的黨名」，袁紅冰看著從小一塊長大的蒙族朋友家族被關押受刑。

「很多人不相信『怎可能把一個民族全抓，數以萬計啊』，也許希特勒做不到，但中國做到了。」那1年多，內蒙古實施軍事管制，工廠倉庫、學校校園全成關押人民的臨時監獄。

「看多黨的橫征暴斂，我從小不信這套。」（攝影：李昆翰）

中國已停刊的敢言媒體《炎黃春秋》2009年曾發表《「內人黨」 冤案親歷記》，估算該事件致死4萬多人、傷殘14萬多人，被迫害人數約70萬。

玩伴親友受刑

「很多童年玩伴父親母親都被迫跳樓、臥軌。」袁紅冰曾在村裡看過軍人把一位內蒙人以「四馬攢蹄」（從背後把兩手兩腳拴在一起）方式吊在橫生而出的樹幹，底下架直徑一米五大鐵鍋，鍋內無物空燒至火紅，那人衣服被扒開慢慢放下在鐵鍋隔空加熱，被逼問「你是不是分裂祖國？」「蒙古人都很樸實，這一逼，沒等他招，肚子突地承受不住氣壓爆開，臟腑一落進鐵鍋，火舌像蟒蛇一樣向上竄、燒上他身」，「這種情形不少見」他幽幽的說。

陳寧寧是袁紅冰父親編輯同事的兒子，袁紅冰曾在自傳《文殤》第四章寫著：

「…那天開始陳寧寧精神失常了，在死寂的深夜，經常可以聽到陳寧寧狂亂的歌聲搖曳在漆黑的夜空，歌詞的內容都是讚揚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偉大、神聖，可是，那歌聲卻像一個在絕望的瘋狂中尋找慰藉的、衣衫破碎的醉漢…」。

「也許我們是漢人，也許因為母親是共產黨基層黨工，那時袁家逃過一劫。」不過因任職報社編輯，袁紅冰父親也曾被拉出批鬥，「被叫去站桌上，低頭彎腰向群眾給交代自己犯了什麼罪。」

大概直擊太多這些，袁紅冰訪談間常露出奇怪笑容，一種「跟你講再多你能懂得我目擊感受嗎」的詭異笑容。

他想起小時候在報社資料室常翻的古籍，「好的政府不是愛民如子，怎不是這麼回事」，「大饑荒」與「內人黨事件」簡直把他最後一滴對中國政權認同抹煞殆盡。

27歲念大一

「上山下鄉」（1955年至1970年中國鼓動知識青年到農村定居、勞動）後又幾年動盪過去，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打算恢復停招10年的高考（大學入學考試），求知慾正盛、當時27歲的袁紅冰打定主意要上學。

1979年高考外語成績他甚至拿了內蒙第一，他說動盪期間從沒停止自學，也非父母教導，「他們文革時忙著閃都來不及，哪有時間教我。」

本想念文學

進入北京大學插曲不少，「我不是抱著『學法律在中國做出一番名堂』的云云雄心去北大，入學前我對法律一點興趣都沒」，一開始，他以第一名考上北大俄羅斯語言文學系。

「有個走後門的也想念俄語系，但因成績差我100多分，直接把我名字拉下太難看」，當時招生委員會把袁紅冰找去「你上法律系好不好？」，他無意爭論「無所謂，能上北大就行。」

北大時期

「在我心中法律是三流智慧，第一流是哲學，再者是文學」，袁紅冰稱北大法律本科生（大學部）4年沒做過筆記，唯一有價值的課是〈語法修辭學〉，「對思考沒用，但對寫作語言邏輯有幫助。」誑語如此，袁紅冰法律仍念得如魚得水，本科生畢業後繼續研究生，主修刑事訴訟法的他因成績頗優，原本3年時程他2年就念完，「1986年中國才恢復學位不久，刑訴最高學位就是碩士，於是我留校任教。」

他不少大學同學都在中國官場騰達，李克強（今中國國務院總理）、孟宏偉（今中國公安部副部長）、黃爾梅（前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等，「我們都是「老三屆」（代稱1966年至1968年高中畢業生，因被「文革」延誤，1977年恢復高考後這3屆仍被允許參加考試至1979年），李克強77級、我79級，一塊兒上過幾門如〈西方憲法〉的大課，課餘一起喝酒。」

袁紅冰言語狂放、性格高傲。（攝影：李昆翰）

大二參選民意代表

回想北大時期，袁紅冰稱他在校沒遮掩反黨傾向，「那時胡耀邦主政中國10年支持思想自由，北大自由學風媲美蔡元培時期，若沒有胡耀邦，我早被開除」，大二時他甚至出馬競選民意代表。

1979年中國修改《選舉法》，決定1980年把原先直選層級由鄉（鎮）提升到縣（區），不少北大學生看準這點躍躍欲試，該年11月9日，袁紅冰和中文系姚禮明、研究生會主席薛啟亮宣布參選北京市海淀區（北大所在地）人民代表，之後共有15名北大學生參選。

雖然12月13日公佈選舉結果，袁紅冰不在當選之列（那年學生選區共計選民6084人，投票率91.2%，由哲學系研究生胡平以3467票當選海淀區人民代表），但這波風潮已對北大燕園學子產生影響，「那時中國高層想整肅我們15人準備開除學籍，最後胡耀邦（時任中國中央總書記）堅稱對學生不該整肅、教育即可。」

他感嘆胡耀邦死後，知識界如此緬懷，只因「他讓中國思想自由有發芽機會。」

胡耀邦遺孀李昭今年3月11日逝世，享耆壽96歲

胡耀邦的默許

「後來我留校任教，講課也不受拘束，課堂鼓吹『自由是人的最高價值』都沒事，當時黨才是最高價值；也在課堂講『無罪推定原則』，即使黨辦案根本是『資產推定原則』。」袁紅冰任教時每周也辦講座讓師生討論，同時講自己開發的英雄人格哲學。

「之後的中國哪能允許你創一派哲學出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就講白『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重要思想指引』，馬克思唯物主義就是最高哲學，怎可容你創立自己的哲學？但胡耀邦允許，我做這些都沒事。」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頑固派反擊，趙紫陽勉強又保留2個月思想自由，但群起緬懷胡耀邦運動未止息，兩個月後，六四發生」，「最終，1989年六四的徹底鎮壓，讓中國思想界自此噤聲。」

撰文：陳怡杰　攝影：李昆翰

六四時，抗議民眾放火焚燒進入北京血腥鎮壓的坦克。（美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