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及其家族的创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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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毅仁及其家族的创富之路

  　荣毅仁及其家族的创富之路
　　
　　●191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荣氏家族
　　
　　●1949年，决定留在大陆
　　
　　●1956年，将自己的商业帝国上交给政府。
　　
　　●1979年，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1993年—1998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
　　
　　荣智健
　　
　　●1942年，出生于上海。
　　
　　●1959年，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
　　
　　●1978年，只身南下香港创业。
　　
　　●1982年，与人歙为在美国创办加州自动设计公司。
　　
　　●1986年，加盟中信香港公司。
　　
　　●1993年，荣升香港赛马会董事。
　　
　　●1998年，正式掌管中信香港公司。
　　
　　●2000年9月，荣毅仁家族在香港上市企业中信泰富公司拥有18%的股份，价值19亿美元。
　　
　　2000年荣毅仁及其家族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第1位。其个人及其家族财产为19亿美元。
　　
　　1979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荣毅仁创办“中信”，借中国改革开放春风，荣毅仁运用荣氏经营家法，呼风唤雨，得心应手，荣毅仁与国家获得了“双赢”，“中信”成为荣氏财富的引擎。
　　
　　荣毅仁祖籍江苏，父亲荣德生清朝末年已是企业界名人，人称“棉纱大王”，且与兄弟合办面粉厂，在中国是一颗耀眼的明珠。
　　
　　荣毅仁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与杨鉴清结婚。其时，抗日结束，荣毅仁接掌家族在无锡的面粉厂，又先后任上海合丰企业董事长，上海三新银行董事长。1949年是决定荣毅仁及其长子荣智健一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因为在这一关键时刻，荣氏家族其他成员，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中国，而荣毅仁决定留下来。
　　
　　1957年，荣毅仁首次出任政府要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以老市长身份，为荣毅仁助选上海副市长，“因为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当选为国家领导人”。
　　
　　在文革中，荣毅仁身处逆境，周恩来总理给予了他无限的关怀。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荣毅仁开始了新生。
　　
　　1979年10月，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在北京诞生了一个新型企业——中国中际信托投资公司。根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章程》及有关补充规定，该公司经营的业务范围主要是：
　　
　　(1)吸收国外和港澳地区的信扎存款、信托投资和商业信货。
　　
　　(2)在国外发行债券、股票。
　　
　　(3)利用外资在同内组办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
　　
　　(4)接受国内用户委托，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5)在国外投资或与外商合作办企业，开拓海外资源。
　　
　　(6)发展租赁业务，引进技术设备，促进我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
　　
　　(7)经营房地产业务。
　　
　　(8)提供经济、法律、技术等咨询服务。
　　
　　荣毅仁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这位20世纪3年年代即投身民族工业的“荣老板”，独树一帜，创业伊始即大刀阔斧地开辟出一条令当时许多人费解的创业之路，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千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千多人次，在引进外资、技术、设备方面闯出一条新路来。
　　
　　首先是发行海外债券。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中国急需化纤产品，此项目下马损失难以预料，纺织部找到中信公司寻求帮助，中信公司经慎重研究，提出了向海外发行债券的办法。1981年2月中信公司成功地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这次集资创举被称为“仪征模式”。今天各种企业债券，国库券纷纷上市，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而当时中信的这一举动，一度引起过争议，习惯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封闭式思维的人们，对此确实难以理解，一些思想较为保守的人，也不赞同债券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贷款，说中信干了一件赔钱买卖。但事实终究胜于雄辨，现在江南仪征化纤厂以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之一的突出效益，证明了中信的选择是正确的。
　　
　　随着仪征模式的成功，在海外发行债券之举陆续为各企业所效仿。中信公司本身，在以后数年间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多次不同币种的债券。仅1984年一年就在海外成功地发行四次债券：第一次是1月份在日本发行300亿日元公募债券；第二次是8月份在香港发行3亿港币公募债券；第三次是9月份在联邦德国发行1亿5000万西德马克的公募债券；第三次是12月份在日本发行了1亿美元债券。发行时机和发行条件都很好。
　　
　　1990年12月，上海黄浦江畔敲响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开张的铜锣，被视为“资本主义”特产的股票引进了中国，作为现代社会“朝阳无烟囱业”的证券业在中国蓬勃展开。从现在看，当时中信发行海外债券，是改革开放中第一次“吃螃蟹”的举动。
　　
　　在对外发行债券的同时，中信公司大胆地开拓租赁业务。1981年，中信与北京机电公司、日本一家公司共同筹建租赁公司，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从日本租赁汽车各二百辆，中信公司帮助出租车公司解决外汇问题，汽车公司则付人民币。尽管这一计划初提出时被一些人指责为变相进口，但在不到两年时间，两家出租汽车所租赁来的汽车就赚回了所付的全部资金。自此以后，租赁业务在中信大张其帜，甚至发展成为一大系统。该系统包括：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与外资合作经营的中国东方租凭有限公司，中信实业银行的租凭部等。
　　
　　由于荣毅仁主持的中信公司勇于创新，与海外建立广泛的联系，业务发展十分迅速，至1986年底，在香港、日本、美国、西欧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同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业务往来，与国内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公司还先后投资兴建了140多个企业，其中40个是中外合资企业。此外，在经营外汇银行、国内外租赁、房地产业、咨询服务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1992年12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在中信迎新招待会上说：“中信‘八五’期间总资产要达600亿元，‘九五’期间达1200亿元。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以来，中信公司的业务有了新的发展，不久前，中信与浙江、宁波签订协议，共同开发宁波大榭岛，准备将这个30平方公里的岛屿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深水港和出口加工区。中信香港集团大举投资上海的电力、运输、市政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中信的外贸、金融、咨询服务等也取得稳步发展。”
　　
　　中信公司冲破当时计划体制的束缚，率先向国外发行债券，开展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房地产商品化，在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中国发射，收购香港银行和公用事业的股权等方面也都敢为人先，在当时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荣毅仁被选为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说：“无论是国家制度上，还是国家惯例上，我都不适宜在中信的工作了。”他把“中信”的指挥棒交给了他的助手魏鸣一和王军。
　　
　　荣毅仁领导的“中信”既给我国改革开放开了一个窗口，也给其儿子荣智健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荣智健的未来之路是在他儿时铺就的，但他相信在后来的逆境中才真正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1978年夏，荣智健36岁，留下妻儿，持通行证，自己南下香港，努力学讲粤语，1985年即成香港居民。同年，中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在港成立。
　　
　　“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荣智健曾多次这样说。
　　
　　然而他承认，如果不受父亲身世的影响，假如没有中国的背景，或缺乏他人的援助，他在香港不会取得辉煌的成果。
　　
　　对荣家，对荣智健，1949年是分水岭，是他们走向新生活的开始。
　　
　　那时候，荣家上海大宅环境幽静如画，大厅典雅古朴，室内有红木家具和瓷器、古玩、盆景，当中高悬李可染的《江南渔村图》。
　　
　　后来荣智健追忆青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送。”
　　
　　他十多岁时第一次开汽车，那是辆红色皮座的开篷英国跑车。
　　
　　在国外的荣家亲戚都说，荣智健一家当时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也许还好一点。荣有境况的突变，是在荣智健上大学之后。
　　
　　1959年，荣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适值父亲从上海副市长任上奉调进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
　　
　　荣智健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但大学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上过课。
　　
　　“当时我是职业棒球手，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练。”他说。
　　
　　虽然荣氏的私人企业已全部公私合营，但即使是动荡的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荣家也非同一般，荣智健念大学初期，生活也显然优越于其他同学。“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荣智健回忆大学生活时说。
　　
　　学校生涯结束后，他孤身到吉林省长白山区一个水电站实习。不久，文革爆发。“我觉得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我可以说是没有吃过什么苦。”
　　
　　1966到1973年间，荣智健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一个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
　　
　　那段日子，几乎什么粗活都干，抬路轨、搬大石、背烧焊用的氧气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装高压电缆等。
　　
　　他回想那些往事时说：“八年下放，吃了不少苦，也得益不浅。人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有更多了解，对社会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单纯了。这些，使我懂得了许许多多深奥的道理，使我学到了顺境中学不到的知识。”
　　
　　然后他调到北京参加电力系统研究工作。
　　
　　文革期间，荣氏家族受到残酷的迫害，红卫兵搜查了他们的住所，砸毁古董家具瓷器等收藏器，没收家产，鞭打荣毅仁夫妇。荣毅仁“被逼成为‘无产者’，充当一年看门人。”
　　
　　荣智健大学毕业后不久与任顺弥结婚，长子荣明结在他“下放”四川时出世。调返北京的第二年女儿荣明方出生，老三荣明棣1983年生于香港。
　　
　　荣智健表示，他的子女应该是“信”字辈的，但文革期间，他觉得明白事理、明辨是非，比“信”更重要，文革对他的影响，可谓至深，所以都以“明”字起名。
　　
　　1976年“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恢复了工作，政治气候不久稍趋宽松，在大陆的荣家，才得到一些关怀。
　　
　　即使是生于荣华世家，没有宏大志向也难成气候。荣智健决不坐享其成，他要做出震惊世人的伟业，让荣氏家族焕发青春，更上一层楼。
　　
　　1978年，荣智健的两个堂弟荣智鑫、荣智谦在香港经营电子生意，他就拿着“单程探亲”的签证，南下香港去闯世界。
　　
　　荣智健的父亲在香港还剩下一些资产，大都是纺织股份，如南洋纱厂、九龙纱厂等，股息近三十年没有动用过，如此日积月累的资本也相当雄厚。
　　
　　荣智健首先凭那笔本钱，和两堂弟开办电子厂，初时产品是电容器、电子表等，后来转而生产集成电器和电脑随机存储器。荣智健所占股本也由初时的三分之一，后渐增为60%。
　　
　　对搞过电力工程的人来说，电子厂的生产程度并不复杂，他发觉困难在于市场的开拓和财务的安排，除此之外，还有人际关系。但他知难而进，任电子厂总经理，由于他洞悉国内本行业的市场行情，产品都卖得出去，利润都投资在研究发展上，公司的资本不断增加，前景是十分可喜。
　　
　　这个工厂后来让一家美国电子公司高价收购。荣智健于是用电子厂赚得的钱，在美国搞了一项创业投资。
　　
　　1982年，荣智健出卖爱卡赚得5600多万港元。在他看来，5600多万港元在财阀成群、富豪遍地的香港，简直算不了什么。在他心目中，像李嘉诚、霍英东这样的世界级富豪，才是真正的富豪，才是他崇拜的偶像和英雄。他要像他们那样，做出让世人震惊的伟业出来，让荣氏家族重新焕发青春，并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荣智健又与几位原来在IBM公司工作的高级工程师合作，在美国加州的圣荷西(Ssanjose)合资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简称CADI。这是全美第一家专门从事电脑辅助设计软件的公司。荣智健的搭档Michael feuer、林铭博士等都是全美著名的软件专家，负责公司的软件开发和产品生产，荣智健本人则个体负责开拓香港和内地的市场。最初投资大约是200万美元，荣智健个人占有60%的股份。
　　
　　由于CADI公司产品新颖，质量优良，加上管理有方，市场前景看好，盈利丰厚。创建不到一年，即被美国一家生产电脑设计硬件的Mentor Gaphics公司收购的28%的股份。1984年公司上市，是美国第一家上市的电脑辅助设计设备厂商。股民踊跃认购，价格一路狂涨，翻了40多番。
　　
　　荣智健还对过渡期的香港政局发表过独到的见解：“香港在过渡期中，很多人在讨论政治问题，却很少人强调具体动作的这套班底。我们应该看到，香港今天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一部分应该归功于大陆，一部分归功于港方的阶层管理。”
　　
　　“管理靠什么？就是靠一套运作班底。如何把这套管理班底平稳地过渡到97，使其97后保存下来，我认为是决定97年后成功与否的关键。”
　　
　　“我对97后外籍公务员问题有些看法。我认为可以适当地考虑用些外国人，我这里就有许多外国人，包括我们的经理。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工作者，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才能为政府服务，这并没有什么不妥的方面。”
　　
　　他以大企业首脑的身份分析，认为香港过渡要尽量保持这一套班子，这个问题是关键，这一套班子对香港的情况了解得比较透彻，并容易得到香港人民的拥护。
　　
　　荣智健视李嘉诚为“非常知心要好的朋友”，尤佩服其身份这么高，生活却非常朴素。
　　
　　他不喜欢开快车，住舒适的房子，拥有加拿大和英国房产物业，在香港有游艇、多部跑车和房车、高级音响，也收集古董和字画，兴趣广泛；此外他也喜欢打高尔夫球、钓鱼、赛马。
　　
　　1992年2月，荣智健在一次驾驭Acura NSX路车时被指控超速驾驶，判罚6500元。
　　
　　赛马是他的新兴趣。1993年他用100多万元买了一匹马，取名“天河”，这使他晋身为香港赛马会马主，又当选为马会董事。有一次他落注赢了3700万元彩金，他用这笔钱在美国史丹福大学成立一个中国留学生奖学基金。
　　
　　他的左右手范鸿龄也养了一匹出赛马，取名“天风”，与“天河”同属“天”字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