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第一个任期的破局与困局

FRANKSTON

                来源: 动向



                习第一任期致力于重建其威权
中国的政治文化与传统文化有一共同点，就是多不公开否定或颠覆自己的前辈，传统的学界如此，当代中国的政治也如此，邓小平完全有能力颠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但他没有，毛像还是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毛思想仍然是指导思想。习近平更没有勇气与胆识给毛思想或邓的改革进行公然的颠覆。
习近平无法颠覆，但却致力于重建自己的威权。
一是反腐败，将主要政治对手通过反腐法办，使其退出历史舞台，在秦城安度晚年。对周永康的打击，破了原有潜规则，即：刑不上常委。
二是夺取政治核心权，这是一个虚权，但却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虚权。邓小平视自己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并赋予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核心，核心就是一票否决权或确立继承人的特权。江泽民在胡锦涛当政十年，仍然拥有核心地位，依靠的是军队亲信对自己的效忠，而习当政之后，江核心并没有任何力量将其废黜，怎么办，习的团队主动确立习为核心，从江手中夺得了核心权，今年两会之时，总理李克强与政协主席俞振声都在公开的报告中承认了习的核心地位，习的核心威权真正得以确立。
三是占领理论思想领域至高点，确立习近平思想这样一个概念。这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敢于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新提法，体现习近平团队的政治雄心壮志。
领导小组建制难逃陈旧发展模式
第一是行政领域：领导小组的破局与建制
习上任就成立多个领导小组，这是外挂服务器，这些小组只能制作一些高大上的项目，但具体如何实施，还得靠原有体制内的官员，习中央决策对了，这些官僚体系完全可以使其异化，变成利己或利于利益集团的项目；习中央如果做错了，这些体系内力量也无从制约，任其错谬，酿成灾难也不管（没有独立的司法或国会制约）。中共的政制，既可以让习中央雄心万丈（中央决策什么，所有官员与媒体只能叫好），也可以让习中央一败涂地（市场规则从来不由最高领导人去控制指挥）。
毛泽东当年踢开党委闹革命，因为党系难以体现他的政治意志，所以要成立一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现在习中央成立更多的领导小组，目的是摆脱党和政府官员体系的不作为，或无法直接体现习核心的政治意志。
现在第一个任期届满，谁能对中央领导小组体制进行一个反思与评估呢？
第二是经济领域的破局与困局
中央是新的，经济模式是旧的，习李新政，希望摆脱胡温时代奠定的房地产支柱模式，辅以印钞的强刺激模式，所以，习李新政伊始，想通过股市吸引民间资金，来救活国有企业，来刺激经济发展。习李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却遭遇利益集团的狙击，一场不流血的“经济政变”发生，股市不仅没有助推到一万点大关，反而跌到谷地，股民与国家都遭到血洗。习中央只好又退回到胡温印钞——刺激房地产模式，通过泡沫化货币，使整个国家度过经济危机难关。
我们现在看到，习中央奋斗五年，仍然没有破局，还在胡温模式沼泽中沦陷，用更多的印钞量、更强的刺激来抬高大城市房价，如果房价崩盘，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怎样的冲击，也许一切都还没有开始（现在只能退而强调金融安全并抓捕金融大鳄）。
第三是雄安特区的破局与困局
今年最大的新闻事件就是习中央亲自划了一个圈，筹建雄安特区，在北京、河北、天津的核心区域，划出一个经济特区，以化解大城市各种危机，新生代创业人口无法安居就业，这个特区习中央誓言要超越深圳与浦东，成为一个新亮点。
天津的滨海新区，河北的曹妃甸新区，都已有数以十亿、百亿的投资，后续难以为继，因为不是现任中央划的圈，只会任其烂掉。现在，雄安周边都支持雄安特区，最后这个特区风景如画，周边呢，又形成巨大反差，形成污染坑地，当然难以幸免于污染深重的困境。
国际关系领域的突破与困局
第一是海洋上的破局与困局
中国有一帮所谓的鹰派，既有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教授，又有军方退下来的将军，共同特点是，公开以美国为敌，以对抗美国为使命，鼓励中共领导人放弃邓小平以来的韬光养晦国策，激活民族民粹主义热情，要让中国走上一条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
习中央当政后，一系列的举措都是这些鹰派们怂恿的结果，在东海划出航空识别区，并制造钓鱼岛冲突，在南海人工造岛，并建设军事基地，造岛投入数以百亿美元，中共最终得到的，却是外交困局，菲律宾通过国际法庭获得胜诉，中共陷入被动，只能通过金元外交，使菲国暂时不与中国争端，而对东盟各国，也如法炮制。
美国因此高调重返亚太，并威逼中共退出所造岛屿，保障海洋自由航行权。现在尽管因为朝鲜问题使这一区域暂时没有激烈争端，但它像一条握在别人手中的辫子，随时可以绞痛中国头脑。
第二是一带一路的破局与困局
一带一路是为了破局，因为中国落后的产能与产品需要更落后的地区去消耗，并扩大相关国家地区的市场，为此中国不惜以数以千亿美元的投资，来激活这一落后市场，同时扩张的市场还包括南美与非洲地区，一些政权易变的国家数以百亿的投资无法收回，砸了水漂，而落后地区的市场培育，还不如中国自己的西部地区。譬如中国以石油作担保贷款等形式陆续向委内瑞拉提供了六百亿美元的资金，被业界视为赌博性质的投资（2016年10新浪财经头条曾有题为“这个国家即将破产，欠中国六百亿美元贷款‘打水漂’”的专题报道）。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倾国家之力来进行商业投资，打造所谓的世界性的经济带，只要是国家性的投资，就会有人利用国家资源谋利益集团私利，包括外交官员与涉外经济集团，他们不追求长远的市场效益，而只会谋求国家更大的投资，以此自己获利。而没有监督制约的中共政治体制，驱动市场投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没有人最终会对国家投资负责。而在这样一个宏大经济叙事过程中，中国巨额美元铺到一带一路上，自己的经济却无法升级换代，只能靠无限的印钞机制与房地产项目，来给自己打鸡血，制造盛世泡沫。
第三是朝鲜的破局与困局
在意识形态与经济领域（还有社会维稳领域），习中央都是困兽犹斗，或是自造困局，只有朝鲜问题，由困局在走向破局。
习当政近五年，最大的亮点是在朝鲜问题上开始转型，并获得了美国新总统的肯定与信任，某种程度上中美第一次获得空前团结一致，而这背后，是习中央对朝鲜的核游戏的反感与厌恶，这是历史性的包袱，朝鲜问题上如果能协力美国解决，习在十九大之前会获得美国总统的支持，这对中国的经济或政治转型都有极其重大的正面影响。朝鲜困局不是习中央造成的，中共如果一揽子解决了朝鲜核危机或朝鲜的政治问题，促成南北朝鲜统一，将是历史性的巨大贡献，如果联手国际社会和平解决，习本人可能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动向》2017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