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的小说《软埋》被毛左批成大毒草

雨夜

《软埋》是棵大毒草？

转自：诗人兴会更无钱

   

    （一） 人们不愿意与“文革极左派”（“文革遗民”）辩论，为什么呢？理由非常简单：你会跟一个硬说“三八二十七”的家伙讨论问题吗？你会吗？你真的会吗？如果你经历过“文革”，再来看这些极左派的文章，就会发现，比起姚文元、梁效、罗思鼎们，如今这批“文革遗民”根本没有丝毫的长进，在他们的观念里，只有阶级没有人性，只有对抗没有调和，他们的思维是平面的，意识是僵化的，语言是乏味的，词汇是贫瘠的，逻辑是强词夺理的……对他们，真的只能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用无言来表达“最大的蔑视”。

    以“乌有之乡”为阵地的一批极左分子对小说《软埋》无限上纲、无中生有、断章取义，以“唯我正确”的“文革”口吻宣布《软埋》为“反D小说”、“大毒草”，暗地策划召开只有极左分子才所喜闻乐见的“××批判会”。本来，以无言来表达蔑视是正确的选择，或者还本来，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你还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对是错的话，那么遭到一批鼓吹“文革”的极左分子的攻击，不恰恰证明着你的言行的正义吗？不过，极左分子们的一些说辞事实上确实蒙蔽了一些读者，如果不及时指出他们的谬误，不免是对恶的纵容，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请看墙上的标语，“文革”的气味扑面而来。照片原载“乌有之乡”

    以下文字，只涉及那段历史的有无、真伪，算是正常人抛给他们的一个代表性的白眼，以便让他们了解，人们对他们的蔑视是何等的一目了然。

    （二） 作家方方的长篇小说《软埋》写了什么？

    一幕发生在特定时代和特定场景中的悲剧——川东大户陆子樵一家的自杀和“软埋”。作品的真实性和作者的客观性表现在，她并未把这场悲剧归结于某一个原因，而是充分展示了原因的复杂性，土改运动轰轰烈烈的逼人气势，普通农民与富裕地主之家天然的对抗情绪，家庭与家庭以及个人与个人的恩怨，政策在具体执行中的偏差，人们因恐惧而作出的选择，陆子樵及其一家宁死不愿受辱的性格，甚至有偶然事件（胡凌云途中被冷枪所杀）造成的悲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深入思考，比如我们该如何回顾、看待、评价与悲剧相关的历史，如何理解“软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这就是文学，这就是好的文学所应该呈现的世界和人性复杂的本来面貌，也是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带给读者从感性到理性的深深的触动。显然，这些，是“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大于事实”的极左分子们无法理解也不愿承认的。

   

    应该说，政治标准当然也是一个标准，对文学作品作历史的乃至政治的评论不是不可以，但如果秉持的是一种狭隘的、非人性的、忤逆历史潮流的政治观念，那么由此生发出来的评论，无论多么冠冕堂皇，也只能是狭隘的、反人类的和没有丝毫价值的。

    必须说，《软埋》是近年来十分优秀的一部长篇小说，无论主题内容还是艺术形式，无论是以“普世价值观”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判断标准，“十分优秀”四个字的评价对它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而日前世人瞩目的第三届“路遥文学奖”颁给《软埋》，可谓实至名归，正当其时。

    面对这样一部优秀作品——恕我用深具大批判色彩的一句话来评价——一小撮“文革极左分子”不出所料地发出了羊癫疯式的哀鸣。《软埋》究竟是如何痛击了他们衰弱的神经？其实，他们不过是借了《软埋》这个契机，以无限上纲、任意曲解的方式，对《软埋》进行“政治审判”并定罪，进而否定中国三十年来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决策和实践，希望为极左路线招魂。这才是他们穷凶极恶地围攻《软埋》的实质！

    （三） 极左分子指控《软埋》编造了历史，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给各地负责人的电报中指出：“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要“防止乱打乱杀”。（见《毛泽东传》第三卷第1049页）关于“过左”和“乱打乱杀”，毛泽东的提醒不是想象之辞，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了经验教训之后的告诫。

    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指出：“在土改运动中，发生有不少打人和逼死人的事实，更由于党内不纯，地主、富农、投机分子和流氓分子利用机会捣乱，就造成了乱打人、打死人、逼死人的现象。有些罪不该死的人，被打死杀死了。这值得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西南地区实施《土地改革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下同。）

    资料显示：1950年12月13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专门颁布了《西南区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这个条例推动了四川土改斗争的扩大化，各地相继成立了以贫协为主的“人民法庭”，召开公判会和诉苦会，随之发生了失控的暴力倾向。

    资料显示：土改中，四川双流县1951年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还有141人而恐惧被斗争被逼自杀。郫县头两个月就枪毙了562人，另有222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绝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141人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随着土改的深入，一些干部更习惯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打”字，因而在斗争中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斗争。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为地主的多达3700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地主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自己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撞柱而死。仅这4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396人，当场斗死16人，斗争后饿死66人，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总共死了190人。

   

    《开国大土改》（中央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是一本为土改唱赞歌的书，但其中也披露了当年（1951年）川东土改中地主被吊打、打死、自杀的情况：

    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在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主持下，对合川地区的土改进行“加工”，重新补课一遍，结果是“加工”出了人命。章伯钧8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工作团“团内会报”的情况：天星三村“加工”吊打中打死了女地主何敬修，……但其他地主并不因此恐怖，仍是“没得财物”。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地主何芸樵及儿、媳，二人被吊打，二人被扎（绑），“其大儿媳第二天上吊自杀，另一地主何郁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就死了”，该村“吊打了八人，得[粮]2石3，死二人”。东北军元老于学忠反映：“吊何芸樵时妇女离开，农民吊打时回头看干部”。梁漱溟提出三个问题：“一、变相肉刑何时始？二、包办代替何时始？三、干部有否暗示吊打？”

   

    《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在总结自己的创作时就承认：“北满的土改，好多地方曾经发生偏向，但是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所以，如果说周立波和方方笔下的土改描述有不尽相同的地方，也不能用周立波作品中的“没有”来证明方方作品中的“有”就是不真实，恰恰相反，是周立波在描写中有所隐瞒，而非方方的叙述有所编造。曾经有人以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为引子，以走访、调查的方式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的《暴风骤雨》，记录的仍然是当年尚志县元茂屯土改前后的事情，纪录片拍摄者查阅了当地的档案：尚志县土改期间一共死了近700人，其中自杀86人，打死273人，枪杀333人。

    （四） 事实胜于雄辩，何况，“文革极左派”的言论不过是睁眼说瞎话的诡辩。

    文学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是什么？“文革极左派”指控《软埋》把土改定性为“灭门运动”。这就像当有人在作品中描写了改革开放中存在各式各样的腐败现象而被批为把改革开放定性为“腐败运动”一样荒谬。他们说《软》“直接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这其中的逻辑关系非常惊人，我的意思是，没人能明白那其中的逻辑关系。为什么《软埋》以忠实于历史的认真态度描写了一幕很有典型意义的悲剧故事，就否定了某次革命的正当性了呢？是否描写了抗日战争中的各种牺牲就否定了抗日战争的正当性了？是否描写了改革开放时代中的腐败现象就否定了改革开放的正当性了？

    事实如此清晰，道理如此简单，还需要更多的论证吗？

   

    第三届“路遥文学奖”颁奖会现场，北京梅迪亚中心，2017.4.23

    方方在“路遥文学奖”颁奖现场发表获奖感言说：“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个人表达，因为有无数无数的个人表达，才能汇集起时代的声音，我们从无数无数的个人表达中才能看到社会的一个断面、一个缩影和一种精神。”对社会上将打棍子、戴帽子的“文革”手段用于文艺批评的做法，方方表示了绝不苟同的态度：“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让我想起了我的读书经历。我是完整地经历了‘文革’与改革开放两个时代，在‘文革’中我们根本没有书可读，而改革开放中有那么多好书、经典的书伴随我们成长。我由此想到，我们绝不能回到‘文革’的老路上去，绝不能同意像‘文革’期间对作家作者挥棍子、戴帽子、大批判的做法。”“完成《软埋》之后，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写作，我们作家应该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继续做个人的表达。”

    每一段历史的横切面都是复杂的，你看到了莺歌燕舞，不意味着普天之下就不曾有过鸡犬不宁，这是每一个拥有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一个作家之所以优秀，正是因为他能够直面真实的历史，哪怕它鲜血淋漓，并且艺术地呈现历史，触发读者的反思。方方和她的《软埋》，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