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20万人推翻1亿人的大明 真相隐瞒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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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平番得胜图卷》，可以看到图上明军骑兵的头盔正是清朝八旗的避雷针样式，身上的铠甲也和清军的很相似，因为清朝的武装实际上是继承自明朝。或者说明末天下无敌的“满洲大兵”不过是猴版的“山寨”精锐明军。事实上所谓八旗服饰，本质上就是在明代卫所兵士和家眷服装的基础上加了一些符号化的八旗特色。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一点资讯，作者：刘三解，原题：刘三解：清初八旗军百战百胜原因何在？真的靠野蛮不怕死？

　　和网上一些人说的不一样，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并不是文盲。

　　明末大儒黄道周在《博物典汇》卷20《四夷》一文中写道：

　　（努尔哈赤）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

　　按照萨尔浒之战中被俘的朝鲜(专题)人李民寏的记述：

　　闻胡将中惟‘红歹’仅识字云。（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红歹”是清太宗皇太极名字的另一个音译，带个歹字，正经带着歹意，浓浓的鄙视。

　　二把刀老师教出的一群评书爱好者

　　李民寏的说法来自道听途说，不那么准确，起码创制满文的额尔德尼和噶盖，都是熟悉蒙古文和汉文的大臣，这一点，明人谈迁在《北游录》里就有佐证。

　　当然，清朝的太祖、太宗和王公贝勒们汉文水平不高也是事实，因为他们的老师也只能算是个“二把刀”。

　　朝鲜人记载：

　　（万历二十年）俺差人杨大朝入虏中，见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六（吴音同陆，其名字应该为龚正陆），年少客于辽东，被抢在其处，有子姓群妾，家产万金，老乙可赤（努尔哈赤的朝鲜称呼）号为师傅，方教老乙可赤儿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虏中识字者，只有此人，而文理未尽通矣。（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边疆小部落的小人物，大明朝廷是不关注的，但是这个龚正陆却是皇太极的启蒙老师，虽然说“文理未尽通”，教学生考不了状元，识文断字却应该错不了，而他平时还为努尔哈赤的弟弟、诸子讲《三国》、《水浒》，乃至历代故事，却实实在在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建州核心层开了眼界。

　　换言之，大清朝开国的创业团队，是用评书、话本小说武装起来的头脑……

　　看起来有点野蛮是吗？其实这也是明朝军队的一般水准。

　　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在都城赫图阿拉的高地上建起了七座庙宇，其中确实可考的有“堂子”（萨满教）、地藏寺（佛教）、玉皇庙（道教）、文庙（儒家）、关帝庙（算道教）。

　　《三国演义》里的关老爷独得尊崇，甚至传说在闹瘟疫的时候显灵。

　　清朝人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里记载：

　　（明朝）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国初称为‘关玛法’，‘玛法’者，国语谓祖之称也。

　　伏魔大帝就是关羽、关公，清朝立国初年，直接管他叫“关玛法”，也就是“关爷爷”。

　　明朝武将们也和满清贵族一样迷关公

　　得益于《三国演义》的流行，天下神祠的香火没有比关公庙更盛的，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尊崇。大明朝也终于在万历四十二年（1618年）封关公做了“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南宋的大忠臣岳飞，都被派给他当了三界馘魔元帅。

　　明朝的将军们文化程度也不比努尔哈赤高到哪里去，对于这位四处显灵的尊神更是崇拜得不得了，甚至在壬辰抗倭援朝战争中，把关老爷扛到了朝鲜。

　　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实录》里就记录了一个故事：

　　驻扎在朝鲜的明军将领们自发捐钱修了一座关公庙（此时还没有封帝，官方叫法是汉寿亭侯庙），明朝的将领对李朝官员一通吹，这神仙如何灵验，所谓“多言关王灵验之事，而涉於虚诞，不敢一一陈达矣。”

　　庙修成了，明朝的诸位“天将”（朝鲜人自己说的）要求朝鲜国王必须在关公生日那天来祭拜，朝鲜人估计是《三国演义》看得少，不想去，把丘八们惹急眼了。

　　今日臣德馨议于唐官，则彭中军等以为：“诸老爷必行四拜礼，国王看他行礼何样，一样行之为可”云。

　　反正一句话，明朝的天将老爷们怎么磕头，你这国王就得怎么磕，反正不磕是不行的。

　　最后，朝鲜国王终于照着明朝爸爸们的要求走完祭祀的流程，宾主尽欢，事后朝鲜人感慨：

　　至於天将，则极其尊敬，四孟岁暮及其生辰，皆遣官致祭。

　　想想，这就是一群大明朝一二品武官的德行，像戚继光这种文武全才，在大明的军界实在是凤毛麟角，剩下的大多比努尔哈赤差不了多少，拿《三国演义》当兵书看的层次。

　　对了，说到关公在明清的际遇，计六奇在《明季北略》记录的一个段子不得不提：

　　康熙三年孟夏四日，先君子曰：“予壮年时有华道士云：‘江右张真人北都建醮，伏坛久之，见天上诸神俱不在，惟关圣一人守天门而已。’”

　　张真人问：“诸神安在？”

　　关圣人曰：“今新天子出世，诸神下界拥护矣。”

　　张真人曰：“圣何不往？”

　　关圣人曰：“我受明朝厚恩，故不去。”

　　时神宗季年，天下犹晏如不信其说。至是始验。

　　殊不知，那些曾经对关圣人的忠与义顶礼膜拜的明朝重将们，这时候早刮了头发，留起了辫子，为新天子屠杀同胞去了，可见这娱乐小说再有影响力，也不能当核心价值观用。

　　努尔哈赤发家靠的就是给明朝军队做“带路党”

　　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死于明军之手，在他起兵攻明的檄文“七大恨”里就有提及。

　　但是他没有说，他祖父叫场（明人音译，清人称觉昌安）、父亲塔失（明人音译，清人称塔克世）之前是女真部落首领王杲的部下，还是姻亲关系（王杲即努尔哈赤外祖父阿古都督），后来被辽东总兵李成梁诱降，当了“带路党”（还是砍亲家、岳父的……），帮明军攻杀王杲，这是这对贤父子第一次当带路党。

　　在明军攻入寨子之后，未成年的努尔哈赤险些被误杀。

　　（万历二年）时奴儿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马足请死，成梁怜之，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出入京师，每挟奴儿哈赤与俱。（姚希孟《建夷授官始末》）

　　这个“卵翼如养子”到什么时候呢？

　　康熙朝徐乾学修《叶赫国贝勒家乘》中说：

　　壬午，十年，秋九月，辛亥朔，太祖如叶赫国，时上脱李成梁难而奔我。

　　也就是说到万历十年，努尔哈赤在李成梁手下干了8年，转年，明朝又是一次大征伐，这回李成梁打的是塔失（塔克世）的小舅子，王杲之子阿台，可惜带路党没当好，叫场（觉昌安）在寨中被烧死，塔失被明军误杀。

　　李成梁见努尔哈赤一次性丧祖、丧父，估计考虑到几次带路的香火情分，就把寨中获得的20道敕书和20匹马给了他，又让他承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世职。

　　马就不说了，敕书是进行朝贡贸易的凭证，没有这个东西，铁器、粮食、布匹是没得买的，这些都是谋生活命的必需品，因此，敕书这玩意儿在女真各部中非常值钱，谁有敕书，谁就拥有了物资，谁也有就拥有了权力。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李成梁这个“干爹”的支持让努尔哈赤的腰杆子无比之硬，更不用说什么杀父之仇了。万历十九年，叶赫部纳林布禄威胁要讨伐他时，他就曾反唇相讥：

　　昔我父被大明误杀，与我敕书三十道（注意：多吹出1半），马三十匹，送还尸首，坐收左都督敕书，续封龙虎将军大敕一道，每年给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汝父亦被大明所杀，其尸骸汝得收取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翻译一下就是，我爸爸被大明误杀以后，给我敕书、马若干，还把尸首送还，让我当了左都督，还被明朝封为龙虎将军，每年给钱给物，你爹也被大明杀了，捞着收尸了吗？

　　这话里浓浓的炫耀劲儿，看得我尴尬癌都要犯了，这还是清朝口口声声说的“十三副铠甲起兵”的抗暴英雄吗？怎么感觉和抗战剧里俩伪军头子争宠似的。

　　说到底，努尔哈赤的“伟业”，倚靠的并不是清代官修史书里面吹嘘的“十三副铠甲起兵”，或者是天命所归，而是其父、祖长年当“带路党”攒下的“人品”，正好被他承受了遗泽，让他能够在马市上得到足够的贸易利益，从而有足够的资源，用他在李成梁府中所学习的明朝正规军事知识来建立一支“新明军”。

　　八旗军的战斗力恰恰来自学习文明，而非所谓的野蛮、血性

　　现实是，由于努尔哈赤所属的建州左卫并不是真正深山老林中的渔猎民族，早就在长期的农耕和贸易中逐步汉化，明朝的《东夷考略》记载：

　　建州、毛怜裔出渤海，居处饮食有华风。海西系黑水裔，其山夷以山作窑，即孰女真完颜种。

　　朝鲜的咸镜道曾经长期有大批的建州女真居住，所以朝鲜官方为了蚕食这片原属明朝的土地，对于当地的建州女真做过非常细致地调查。

　　他们发现建州女真开始以村庄的方式居住，并且出现了打破血缘部落混居的情况，而且相互通婚，从事农耕、蓄养牛马。

　　同时，除了与明朝的马市之外，建州女真还与李氏朝鲜互通有无，进行小规模的贸易，用东珠、人参、毛皮等物换取生活必须品。

　　而真正将建州女真和其他被征服的女真部落聚合在一起，以“国家”为单位进行这种贸易行为的，正是努尔哈赤。

　　在《满文老档》中记录了大量的努尔哈赤关于种地的所谓诏谕，其实也都是大白话，可以发现努尔哈赤对于农活的了解很“专业”。

　　不仅是对种地如此“专业”……后金政权甚至对于境内的每一棵果树都进行登记，果木、出果量都记录在案，责任具体到某个具体的旗丁或包衣，如果上交数量不足额度，责任人要受到鞭打甚至斩首的惩罚。

　　这种严刑峻法，在八旗军的军法上表现更是突出。

　　万历四十八年正月壬寅，熊廷弼疏有云：奴贼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前虽死而后乃复前，莫敢退，退则锐兵从后杀之。（《明实录》）

　　也就是所谓的后队斩前队，明军军法也有。

　　明人陈仁锡在《陈太史无梦园初集·山海纪闻》中写道：

　　其有受令攻城不克与摧坚而不陷者，领兵之头目，轻则戮及本酋，重则阖家并斩。十人临阵，则以二人坚（监）之，持万字钢斧于其后，稍有退怯回顾者，即以斧击之，回军而验有斧痕者，死无赎。

　　类似的还有朝鲜人的记录：

　　临战则每队有押队一人，配朱箭，如有喧呼、乱次、独进、即以朱箭击之，战毕检验，背有朱痕者，不问轻重斩之。

　　这是连坐制和督战队。

　　此类严刑峻法，在明军中一样存在，甚至比这些规定还要绵密，动辄就是插箭游营或者斩首，但是随着军队中关系的盘根错节，除非是一流名将如戚继光等人，否则无从真正执行。

　　反倒是刚刚兴起的后金军队，由于全军上下都是努尔哈赤家族的“奴才”，自然生杀予夺，令行禁止。

　　当然，等到皇太极之后，八旗利益格局基本成型，这套严酷、简单、粗暴的军法，也就逐步废弛了。

　　纪律、组织，当然不是文明的特产，但是制度化的军国主义化，就是文明独有的能力，纯粹的游牧帝国并不具备这种特质。现实是，单纯的茹毛饮血并不能带来军事层面的视死如归，只有用制度化的手段榨尽民众的最后一滴血汗，全部供养一支职业化的武士团体，才能够保障八旗这个军事集团完成从“抢西边”（当时后金对进攻明朝抢掠物资、人口的称呼）到入主中原的进化。

　　当然，一个最高领导人只读得懂《三国演义》的政权最终覆灭明帝国，无疑是中华文化的悲哀，但又是文明转型期无可逃脱的宿命，只可惜，其影响，至今仍无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