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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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都有人赴京上访。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上访高峰期，在北京守候者达数十万人。那时的国务院办公厅有个人民来信来访接待站，每天挤满了人。我们因为来得早，有幸给安排了食宿的地方，后来人太多了，接待站无法应付，上访者只好露宿街头，在街头的餐馆里捡剩饭吃。


众所周知，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几乎聚集了所有的最高权力机关，当越来越多的上访者问题在当地得不到解决时，自然会把目光或者说唯一的希望转向北京。越来越多的上访者长期滞留在北京，给北京的社会、经济、治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让政府部门越来越头疼。


超过90%的上访者，明知无望，但仍羁留北京。因为他们一旦开始上访，就已有家而不可归了，上访起码给他们一个生存的理由。


这些身穿破衣烂衫，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的上访者，历经岁月和制度的磨难，他们大多都脸颊深陷、眼睛突出，双眸中闪烁着一种异样的光芒。他们背着大大小小的包里，里面藏有被他们视为“第二生命”的申诉冤情的材料。


你如果能接近他们，就会就深深地知道，成千上万的上访者并不是刁民或暴民，也不是精神病人！每个上访者背后都有许许多多令人心碎、令人愤怒的故事。


对于上访，许多人不能够正确认识。他们把上访看作洪水猛兽；看作是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其实上访乃是不得已之举，如果没有巨大的冤情，一般人是不会花那么多的精力和财力去上访的。


上访也不是反政府、反权威、反对一切现有秩序。恰恰相反，上访是对政府期待、对权威认同，对现有秩序下的缺失，怀抱一种拨乱反正的期望。假如中国人根本不信任政府及任何现存权威，他们就用不着丢下自己的工作，中断自己的正常生活，千辛万苦地来到北京，天天缠着信访办的工作人员了。


自古以来，中国的普通百姓很难接触到官员，官员也很难走到人民中间去。因而在历史电视剧里，我们常常见到最多的情节，就是受冤屈的女子或草民拦截巡抚或县令的轿子鸣冤叫屈，“大人大人”地呼唤不停，我们也常常渴望巡抚或县令大人的明察或公义！


事实上，当上访者迈到请愿的路上时，就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丢失了。最后，每个人都患上“寻求正义导致的神经疲劳症”，他们的每个感觉器官全部扭曲变形。


即使如此，人类司法史上也不会留下司法黑暗对他们的羞辱；他们也不会影响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历史进程；地球也不会为他们沉沉地喊一声冤。


在上访者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死在北京，自然结案。上访者不是一败涂地，就是死得很难看，北京是掩埋绝望了的上访者的坟场。


我和景柏岩、轩春生、杜铁四个人是幸运的，好运再次光顾了我们。当我们在北京逗留了三个月之后，我们的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国务院办公厅的两位大姐跑来告诉我们，她们已经和包头市委电话联系了，要求他们敦促原单位尽快给我们平反，正式的公函也已经由北京发出。


我们在1967年初的严冬季节，踏上了充满希望的归途。再见安定门外六铺炕！再见煤炭部第二招待所！再见27路公交车！再见西直门外的面食馆！


回到包头后，包头市委接待站安排我们在昆都仑区乌兰道旅社暂住。那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小客栈，没有暖气设备，全靠一个火炉子取暖。天气虽然寒冷，但我们的内心却是火热的，充满了希望。

乌兰道旅社至今仍然存在，经过翻修改造，外表变得豪华、瑰丽，我后来虽然经常路过，但再也没有进去看过。


包头市委给内蒙电建公司的领导打电话，通知他们来市委商谈给我们平反的事宜。那位领导开始还很骄横，说我们几个的确存在问题，但是包头市委接待站的同志正颜厉色地告诉他，他们是在传达国务院办公厅的意见时，对方口气终于软了下来。


后来不久，公司就下达了给我们平反的决定，但我们始终怀疑，我们的黑材料仍然在档案里留存。


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幸运？我想：一是，毛泽东要利用我们这些人，向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二是，我们那时才17岁，稚气未脱，凡是有良心的人都会萌动恻隐之心。


2010-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