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两三年前,细心的大陆网友发现,有位台湾教授竟然在综艺节目上公开诋毁大陆——教授认为,大陆百姓收入太低,消费不起茶叶蛋。当时许多人纷纷嘲笑台湾教授认知水平太低,在微博一项调查里,还有80%的网友自嘲“根本吃不起(茶叶蛋),高帅富专属消费品,购买要分期”。 “茶叶蛋”事件之后,但凡是针对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悲惨”描述,往往都会招致嘲笑和辱骂。2015年11月,有网友在微博上放出一张疑似台湾人Facebook的截图,上面用繁体字写道,“中国人……很穷,没有很多人能吃的起肉”。不出所料,这条微博评论里许多网友都在讽刺台湾人没文化,“中国人好多都在吃土呢”。
同样地,2015年美国国家地理发布的一篇微博提到,“对于很多中国人,星巴克的价格超出了承受能力”。又一次,许多网友看了之后觉得遭遇了奇耻大辱:“我拿星巴克当水喝已经有些年头了”、“现在随便一家咖啡店都是二三十的价位……算毛奢侈啊”、“这官博也把中国人想的太low了”……显然,这些中国人似乎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到底有多穷。
一刀切下去:贫困线不一样,穷人数量也不一样 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是穷。2014年,中国官方划定的贫困线标准是农村人均纯收入2800元/年,也就是7.67元/天,按照今天的汇率大概相当于1.11美元/天,而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是1.9美元/天。不过贫困线标准可不能这么比,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是基于2011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出的,我们要把数据换算成同一年份、同一货币,才有可比性。 用人话来解释: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2014年,中国的农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7.23%,你可以理解为是物价上涨了7.23%。所以2014年的7.67元,只相当于2011年的7.15元;而根据世界银行,在2011年,中国3.51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与美国同年1美元的购买力相同,也就是3.51元人民币在中国能买到的一篮子东西,在美国花1美元同样也能买到。所以2011年的7.15元人民币,按购买力平价换算一下就是2.04美元——大于世界银行的1.9美元。 扶贫宣传标语在中国农村随处可见。图为2016年10月30日,河南省兰考县街头的标语。/视觉中国 看不懂也没关系,反正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比起世界银行的标准要略高那么一丢丢。考虑到世界银行的标准指消费,而中国标准指收入,收入不一定全拿来消费,因此中国贫困标准还要再高一些。 但是,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是根据世界上最穷15个国家的贫困线确定的,什么马里、卢旺达、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如果中国非要标榜自己的标准已经超过世界银行最低标准(只是略微超过一点),非要把自己拉低到和极端贫困国家作比较,那也没办法。 世界银行还有一条3.1美元/天的高贫困线标准,该标准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将贫困线标准提高到3.1美元/天,将使贫困人口数字爆炸增长,这当然不是官员们愿意看到的。 没有开玩笑:不少中国人确实吃不起茶叶蛋 不管怎样,在现行贫困线标准下,2014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有7017万,2015年底减少到5575万。几千万人每人每天收入不足7.67元,是什么概念?国家统计局一份研究显示,刚好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中国人,会将收入的53.5%拿来买吃的,也就是人均每天食品消费支出为4.1元。 至于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数千万中国人,每天都能吃上茶叶蛋绝对是一种奢望。 众所周知四川大凉山地区生活很艰难,但新华社报道的“大米每10天逢集时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3次”景象,恐怕还是会让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城里人感到错愕。
2015年9月13日,四川凉山,孩子们用砖头和木板打乒乓球。/视觉中国
国家统计局数据虽然存在各种基层造假问题,但至少要比“我家有个亲戚”、“我朋友说”之类的直观经验靠谱多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刚刚走了一半,农村还生活着6亿左右的中国人。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4年不过刚刚迈过1万元,达到10489元。可支配收入中位数还要低一些,为9497元,大约每天26元。再把2014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成五等,会得到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分别为:2768元、6604元、9504元、13449元、23947元。你去问问这些中国人,他们会不会把星巴克“当成水来喝”。 即使农村地区很多人没被标记成“贫困人口”,但他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上升到“把猪蹄当零食吃”的地步。在国家统计局网站稍微探索一番,就会发现农村地区的人均各项支出/消费量也是远远低于人们想象。 拿农村居民人均支出来说,2014年为8382元,其中花在食品烟酒上的钱只有2814元,每天大约7.7元,穷得叮当响。在山西、河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之类的穷省,农村人在食品烟酒上的支出更是惨不忍睹。 输在起跑线:2016年了,营养不良在农村儿童中依然盛行 农村人在基本温饱上能花的钱越少,产生的问题也就越多。现代城市人常常为减肥伤透了脑筋,可在中国广大贫困地区,困扰他们的依然是营养不良。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The 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专注于中国农村地区问题,该机构领衔的多项研究发现,即使中国在过去数十年经历了高速增长,中国农村儿童正在遭受各种各样“穷病”的折磨。 比如2015年中外学者合作的一项研究,收集整理27份调查数据,覆盖中国10个省份,针对3-17岁农村儿童,最后发现:有27%的被调查儿童患有贫血,33%的儿童被土壤传播的寄生虫所感染,16%的儿童患有屈光不正。 讽刺的是,由于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城市工作,拥有更高的收入,留守儿童的生活条件也更好,因此比起那些父母均在家的农村儿童,留守儿童感染寄生虫和患屈光不正的概率要更小。
2012年12月17日,重庆巫山县,在农村学校食堂打饭的小学生。/视觉中国
投胎是一个技术活,如果你生在中国农村,那从一开始就会输给城里人一大截。2015年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参与的另一项中外联合研究,选取陕西南部11个国家级贫困县,调查1808名6-12个月的婴儿,又有了惊人发现:48.8%的被调查婴儿患有不同程度的贫血,大约有20%的婴儿存在认知发育迟缓,将近三分之一的婴儿表现出运动发育迟缓,贫血和发育迟缓高度相关。
千万不要以为贫血对农村儿童只有暂时性影响,不要以为以后吃饱喝足了,就不用担心什么永久性后遗症。在孩子出生后头2-3年,营养不良给儿童带来的伤害不可逆转、不可弥补。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在陕西、河北和云南的抽样调查发现,由于营养不良等原因,53%的贫困农村汉族孩子在2岁到2岁半时,智商测试低于90。 2016年9月,农村教育行动计划还对西部农村地区初中生抽样测评,发现将近一半的学生智商测试低于90。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的负责人罗斯高教授(Scott Rozelle)指出,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孩子出生后的1000天内养育不当。结果有时我们还会看到城市一些养尊处优的中学生,在网上指责农村同学学习差是因为不用功,大骂“你弱你有理”。 熟悉的味道:低保没帮助到该帮助的穷人,却让其他人钻了空 中国穷人这么悲惨,那他们有生之年有没有希望翻身?中国在1993年开始试点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称“低保”),1999年推广到所有城市。而农村低保在多年试点之后,也在2007年正式推向全国。 2007-2015年,农村低保覆盖人数从3566万人扩大到4904万人(近年来人数略有减少),各级财政支出农村低保资金也达到了2015年的931.5亿元,看似成绩斐然,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郝福满(Bert Hofman)盛赞中国低保是“全世界此类计划中规模最大的”。 但郝福满明显搞不清状况。2015年世界银行的另一份研究,认为中国低保制度对消除农村贫困基本没起作用。在此之前,人们对中国低保制度有多管用知之甚少,世界银行揭露了几个残酷的事实:2007-2009年,低保确实减少了农村贫困发生率,不过在所有年份贫困率减少都不超过0.5%,低保可有可无;而低保每支出1元,只能减少不到3毛钱的贫困缺口,特别是使用民政部的数据,只减少了1毛钱左右的贫困缺口,减贫效率令人堪忧。 世界银行还无意发现了低保制度本身存在巨大的错位。2007-2009年,活在地方低保线以下的人中,有90%左右的人没有获得低保。而在那些获得低保金的农村居民中,约有四分之三都活在低保线之上。即使最近几年政府一再提高低保线的标准,都不会对减贫起到什么帮助,因为误差实在是太大了。 2015年《经济学人》报道,山西大应寒村的一位村民抱怨,村子里有10户人家获得了低保金,而他们全部都是村支书的朋友。 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数不清的真正的穷人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到网上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遭遇。他们不知道一些自以为很幽默的人在网上抖机灵、用“整天吃土”去恶心台湾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时不时就被一些人开除出中国人行列,他们或许只想知道怎么活下去。中国要在2020年消除所有贫困人口,但正如《经济学人》所说,山西大应寒村的村民被问到怎么看待这个雄心勃勃的脱贫计划时,都面面相觑,然后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