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中共19大及其之后的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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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共自身而言，19大在其面临的任务方面类似于1949年3月7届2中全会与1979年12月11届3中全会。前者的中共面临着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局面，后者面临着“文革”结束后终结政治运动与开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代的要求。而中共19大召开之际，起自198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已经进行了近4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政策思路，一方面对于促进中国大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带来了巨大的成果；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严重的自然环境污染、普遍的贫富差别扩大以及公权力的贪腐。经历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在产业分工与经济上具备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思路与驱动机制，把社会生活引向一种整体性的平衡发展的状态，因此，超越“经济中心”的模式以及开辟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的局面，对于中国面对的这个核心的问题，从理论上必须给出明确的答案，从实践上必须选择正确的方法，这就是2017年秋季中共19大的任务。
进入21世纪世纪的第二个年代，中国社会在经历了起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实质和根本要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历史的逻辑上说，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历史性经历了1949—1979年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挂帅”时期，又经历了1980年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在这两个既有着复杂的联系又存在明显不同的两个时期过后，中国社会运动必然转型为一种整体性的、综合型的、全面化的社会文明的升华时代，这不仅中国社会运动的必然规律，也是社会运动的根本要求。
经过“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两个不同的阶段后，中国社会一方面积累了比较充足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明显的问题和矛盾。而化解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已经不能够继续使用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的手段，必须采用全新的理论思维和政策策略。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主动的敞开胸怀接纳和吸收全世界的先进的商品和劳务的时期，同时，中华民族在经济生活中的创造力也得到了最广泛的表现。然而，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大陆，仍然属于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但是，必须看到，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已经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的超越，虽然还不是整体的和全面的超越，但是，中国已经具备了在21世纪超越西方的前提和基础。
为中华民族开启中华民族文明全面升华的时代——这是中共19大的至高的历史使命，也是引领中国走好21世纪百年发展之路的重要前提。习近平需要在理论上树立以文明概念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从而为中国社会制定出综合性平衡发展的社会策略，引领中国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长模式和政策思路，开辟出中国社会文明全面升华的崭新历史时代。
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与工作技能的提高，全民智力资源的开发，才是中华民族真正走向富强和世界文明前列的可靠保障条件。而一系列具体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的调整，减轻劳动者与家庭负担，全面普及的社会保障的覆盖方面，都必须做出更加积极的工作。反腐斗争与干部制度改革方面，需要把反腐斗争与公平的制度设计以及信息的公开化结合起来。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所谓的腐败决不仅仅是一些领导干部的贪污行为，中国的社会腐败深刻植根于一系列腐朽的政治理念和陈旧的文化传统中。改变公权力的产生制度以及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才是克服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之道。分配公平问题不仅是涉及经济领，而且直接关乎整个社会稳定的问题。因此，需要把分配公平提升到经济政策的重要位置加以解决。在外交政策上，中国需要把全球化的国际趋势与自身社会的整体性、平衡性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19大后，中国的国内政策需要把社会引导到全面平衡发展的轨道和方向上来。这需要一系列配套与相互支持、彼此促进的的政策，在经济增长上，政策的着眼点应该转向以科技发明产业化的方面，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需要着力于社会的公平与树立文明的价值准则，由此，以国内社会的良好发展支撑中国的国家实力的进步，并且逐步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产业技术革命是21世纪中国社会面临着的一项持续和恒久的任务，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强国，必须在产业结构以及产业技术构成方面成为全球的引领力量，否则，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便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21世纪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产业技术创新之路，在20世纪之初，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便明确了中国产业建设的大方针和原则，但是，孙中山先生的宏远却始终没有得以真正的落实，辛亥革命后，整个中国社会始终深陷暴力革命和军事战争、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的泥淖中，直到1980年，才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
21世纪中国的发展之路，注定是一种以科技发明产业化为根基的社会发展之路，因此，劳动组织的创造以及科技发明的产业化，在客观上构成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提和核心动力，在政策上，鼓励、支持和刺激全体劳动者的发明热情，这是关乎中国发展成功的一个关键的条件。
19大后的中国大陆社会，必将走向一种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的崭新时代，社会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主要领域的共同进步、平衡发展和互为动力、彼此支持，是社会运动模式的基本表现形态，当然，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大陆社会，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不同的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尤其是城乡的二元结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980年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推行的，“农业生产家庭联产责任制”则是最主要的政策措施，由此为起点，乡镇企业在广大农村从南到北快速兴起，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进城打工等现象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状况，但是，必须看到，中国农村仍然处于生产力极端落后的状态，并且处于社会发展的最初期，因此，在21世纪，中国的农村社会面临着比“农业生产责任制”推行以来的一场更加深刻的革命，而农村政策需要导向一场崭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中国需要充当世界农业技术革命的排头兵，并且引领新型农业生产方式。从人类产业分工与科学技术发明规律判断，21世纪人类正需要把产业革命的注意力重新回归农业领域，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科技化、信息化和集约化。
农村社会的普遍发展与城市在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的创新活力和引领能力，这是中国大陆在21世纪发展的两大任务。这也是中共19大后在政策决策上的两个极其重要的两端。
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主要表现在推动和引导社会的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能力上，如果政治家缺乏或者严重缺乏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和科学技术发明的能力，制定不出有效地科技战略，那么，21世纪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与进步就仍然将落后于其他国家。
因此，在中共的19大后，执政党必须制定完整而可行的促进社会产业技术升级政策，并且持之以恒的推动落实，从而提升中国社会的产业技术水平，提升社会的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这是引导中国走向世界发展前列的不二法门，只有把握了中国社会的这个趋势，执政党才能够真正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做出一些可以被后人称道的贡献。

                                               徐国进
                                              2017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