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神磊磊：苟局长您好，您有一笔辩护费尚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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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BBC发了一篇文章，整理了我前一篇文章观点，将我钉在了 “赞同苟局长” 的角色里。

与此同时，我的那篇《对不起，我可以不支持刘国梁吗?》又被删禁了。这么一来，我更加说不清了。

本来之前微信评论就大量朋友质问我是不是收了苟局长的钱来洗地，“苟局长的狗”。现在，估计又要增加一条“里通外国”的汉奸罪名。

其他我就不说了，我只想说：“苟局长，您还有一笔辩护费尚未支付，请扫描这个二维码付款，谢谢。”

最近的朋友圈，苟局长已经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舆论已经绝对一边倒向刘国梁。我很不喜欢这一点绝对一律这一点，我想试试，可不可以不支持所有人都支持的那个人？

即便是罪大恶极的被告，也有辩护的权利。在国乒兵谏这件事情上，我的角色就是“保卫异见的权利”。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说，“血性高于是非”。我绝不同意。在这个国家，最为珍贵的不是血性，而是事实真相。我认为，科学的精神是只问是非，不问利害。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事实就是事实。莫非当年侵华日军很有血性就高于是非了？

至少，应该是先问是非，再问利害。
什么是“是非”？
是非就是事实本身。
如何获得事实本身？
通过充分的讨论，充分的信息公开。
如何保证充分的讨论？
保护异见者的权利，珍惜少数派的声音。

这就是我的逻辑。正因为如此，我，鹿鸣君，会被认为是唯一一个“力挺”“赞同”苟局长的人，或者“苟局长的狗”。

观众认为我拿了苟局长的钱是苟局长的狗，外媒认为我是赞同苟局长的，但是有司又封杀了我的文章。这里面弯弯绕，太复杂。这就很尴尬了。甚至了解我过往经历的人，也很困惑。

但是我还是要说三点（恩，据说干部同志一般喜欢说三点）：

第一、保卫异见的权利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即便你就是一个王八蛋。我更要认真对待、捍卫自己说话的权利。现在我说话被封杀了，这篇肯定也活不了多久，但我还会坚持说。

第二、真正的血性不是这样的“兵谏”，从举国体制走向职业化才是正道

这批罢赛，有情有义，很多人冠以血性。但是我觉得，这是情义，但不是真血性。

首先，罢赛侵犯了观众的权利，这是不职业的行为。其次，这仍是体制内的行为，不可避免被卷入权斗，很容易走偏。

身边有好的例子：为什么李娜不需要用罢赛来捍卫教练的权利呢？因为李娜在08奥运会后果断单飞了，她离开了那个体系，自己对自己负责，按照一个职业运动员来要求自己，也就同样自己聘任教练。

如果乒乓球国家队这些哥们做到李娜这样，我服你。至于现在么，涉及元素比较多，不好评判，我们需要再摸清事实。体制内就要按照体制内的规则玩。愿赌服输。

所以我更主张什么呢？职业化。

现在的国乒队员虽然在“举国体制”内，但同样是非常有实力的。

在5月份公布的《体坛周报》“2016年中国体坛财富榜”中，乒乓球队的张继科以6000万元收入排名第二。一个自媒体“楼市资本论”梳理说，马琳有5处以上房产。

这些都是他们应得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财富实力，也给了他们勇于叫板的底气。

但是，如果他们不走举国体制的路线，而是走职业化路线，我会更服气，我也认为他们应该挣更多。

正如我在第一篇文章说的，谁也干不倒刘国梁，即便体育总局也不行，因为他是体工队的人，更因为他在大众心中的品牌形象。甚至，如果刘国梁被“干倒”了，反而是好事，因为像这样真正有本事有实力的人，在市场的浪潮中只会活得更如鱼得水。

现在，各队员又道歉了。这种妥协可以理解，很务实，顾及了利益。但是，我觉得很尴尬。

第三、让运动回归运动，让乒乓球回归乒乓球。

在第一篇文章《对不起，我可以不支持刘国梁吗？》中，我介绍了一个观点：乒乓球是弱对抗运动，我的一位前领导因为主张强对抗运动的价值观偏好而不喜欢乒乓球。

我想，这触怒了很多人，尤其是乒乓球的爱好者。特别是刘国梁的粉丝们。在他们心中，刘国梁是帝王般的存在：

我深信一点：嘴巴永远说服不了耳朵，每个人都只能听见他想听见的，只能看见他想看见的。然而，我们不能阻止一个人不喜欢乒乓球。而且客观上，乒乓球的激烈程度就是不如足球篮球。它就是小球，直径40毫米，不是大球。这是事实。

乒乓球比较尴尬的一点是它从来不是单纯的乒乓球。它是“国球”。虽然它在1988年才正式进入奥运会的体育比赛，是英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无聊时搞出的休闲活动。

乒乓球的背后是政治，而不是乒乓本身。当年，中美的“乒乓外交”是政治，今天，“国乒兵谏”也是政治。

是政治就会卷入各种体育之外的狂热或者阴郁因素。

比如：第26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决赛在中日之间进行。当时的男团主力庄则栋回忆说，比赛开始前，他被一位老首长悄悄拉到一间屋子里。老首长把门反锁上，问庄则栋：“今天晚上的对手是谁？”老首长的诡异言行让庄则栋有些发懵，他只能规规矩矩地回答：“日本队。”这时，老首长做出一个更让人诧异的举动——他把裤子褪到大腿处，示意庄则栋看他臀部的伤疤：“这都是抗战时小日本给我留下的，”接着，他的语气像是在发出一道不容有失的死令，“小庄，你要给我报仇！”

这段故事来自2007年《体育画报》以及庄则栋著《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等。

“文革”中，体育系统“造反派”的论断是这样的：越是成绩好，越是世界冠军，就越是修正主义，是“黑尖子”。不可避免地，成绩突出的乒乓球队成为了重灾区。

中国的第一代乒乓国手中，傅其芳、容国团和姜永宁都来自香港。

1968年，傅其芳被以特务的莫须有罪名关在禁闭室之后，用尼龙绳自杀了，他在桌子上写满了“黑暗黑暗黑暗黑暗……”一个月后，姜永宁也不堪屈辱，自杀离世。

至于容国团，中国体育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在龙潭湖附近一个养鸭场的歪脖树上上吊自杀，上衣口袋里有一张纸条“我爱我的名誉胜过生命”。

1979年，国家恢复了这三位乒乓国手的荣誉，国家体委还在八宝山为其补开了追悼会。“追悼会上的骨灰盒，我知道是空的，容国团的骨灰早就没了。”容国团的妻子黄秀珍说。

在改革开放之后，乒乓球实力超群，但是“让球”甚至“放水”的问题一直如影随形，以至于高层都关注了。这也是非竞技的因素侵入了竞技。

它从来不纯粹。

甚至，爱情也是如此。

2004年新年的第二天，时任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的蔡振华宣布，白杨、侯英超、李楠、范瑛因为谈恋爱影响训练，国家队将4人退回各省队，勒令其进行深刻反省。这一年，白杨年满20岁，她的男友马琳则是24岁。

然而，男队主力马琳、王皓作为恋爱中的两位男主角，因为“没有影响成绩”，并未受到任何处罚。随后，女队首次与男队分开封闭集训，男队前往福建厦门，女队开赴河北正定。《南方周末》对这则恋爱风波报道的标题是《爱上乒乓，但禁止爱上队友》。

四个月以后，四个人先后“认识到错误”，得以重返国家队，但曾经的爱情，却只能无奈地放弃。

爱情难道就不值得血性吗？

今天，随着国力增强，乒乓慢慢地不再是政治。但是，在体育系统，他仍然是有“政治”的。自从乒乓球出身的庄则栋1974年成为国家体委主任以来，历届体育领导班子都有一位副部级（以上）领导出身于乒乓球。

《体育画报》10年前报道中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乒乓球某些时候仍活在它的过去，或者说是为它的过去活着。”

今天的“兵谏”，不就是如此吗？

让体育远离政治，才是对运动员最好的保护。让他们承担体育竞技的大喜大悲，而不是承担体育之外的大喜大悲，才是对这项运动以及这项运动之前的奉献者最好的安慰。

现在，对于我这个普通群众而言，我最不舒服的是，乒乓球每一次吸引我的注意力，都是以非体育的方式。上一次是孔令辉涉赌，这一次是罢赛兵谏。

我认为这样没前途。
我认为这样格局很有限。
我就是不喜欢。
我可以不喜欢吗？

历尽风雨的庄则栋在他的著作中说，他只想过普通人的平静的生活。

其实，我们又何尝不希望，真性情的刘国梁以及他的兄弟们，过普通人的生活。我们又何尝不希望，我们对乒乓球的认知，可以更简单、更纯粹一些。我们有何尝不希望，从兵乓球上剥离那些象征性的意味，让它回归到一个普通项目上，不再被场外因素折腾得一惊一乍。

在体育上，经过了2008奥运的中国人，应该有一种从容的大国态度，在“放弃金牌至上、发展大众体育”这一点上，建立共识。

这就是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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