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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蜀军 论习近平的新权威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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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6 15:57: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蒋蜀军 于 2017-7-6 16:00 编辑

       (原创首发)以复辟新权威主义终结极权政治,确保现代化建设顺利完成,为中国未来大变革奠定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很可能是习近平十九大后唯一可行的明智选择。
       中共目前深陷四大危机,一是绝对腐败形成的权力割据势力激烈厮杀,政权濒临崩析;二是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极权政治必定短命,中共无法例外;三是经济赖以增长的三驾马车相继丧失动力,失业人口剧增,贫富冲突加剧;四是以谎言和暴力构建的国家秩序持续引发政治、经济、社会混乱,民间革命意识普遍觉醒。另一方面,现代化建设作为功在千秋的最大政绩,无论问题有多大、危机有多深,都不可能中断,何况实现现代化本身也有历史的必然性。显然,老牛拉破车的现实窘境意味着维持极权政治只会加速危机爆发。在民主政治非选项的前提下,选择与极权主义性相近的新权威主义来兴利除弊,为政治输血,为改革再造活力,便成为今上权衡利弊后不得不为的选择。个中关键,自是新权威主义能不能发挥作用。对此,需对新权威主义有必要的认识。

一、新权威主义基本情况

       新权威主义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围绕改革姓社姓资、通货膨胀、腐败、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权、党政分开等宏观和微观中的系列问题,中共和民主派之间、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分歧严重,致改革停滞,社会矛盾激化。此时,知识界中的一部分人,包括一些民主人士开始反省价值目标,将思索的目光转向旧体制,向专制主义寻求救世良方。
       一九八六年四月,北大和中央党校举办“沙龙讲演”,博士研究生张炳久发言,称国家对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须体现出巩固政权合法性的意义,主张中国现阶段采用半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以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同年,时为上海青年学者的王沪宁也在一份报告中力陈改革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即经济自由化、政治集权化主张。七月,上海学者萧功秦在北戴河举行的知识分子问题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新权威主义,认为该主义适用于第三世界独立国家中有现代化倾向的军事政治强人政权,很可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唯一的机会。九月,在纪念百日维新失败九十周年清谈会上,《光明日报》记者戴睛发出惊世之言,呼吁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类似于东亚诸国和若干地区产生的那种铁腕政治强人,来重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学者吴稼祥也在会上提出了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权力发生两端变迁的假说,认为社会顶端的集权和社会底层个人自由的发展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由此,日本、南韩、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强人政治、亨廷顿的后发国家现代化论述等与新权威主义思潮相关的经验、学说,引起广泛讨论,新权威主义逐渐成型。
       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改革的第一要位是现代化建设,政治领域的改革不应该是全面地推动民主化,而是实行必要的政治集权和垄断,其依据是综合现代国家的成功经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要走向经济现代化,进而实现政治现代化,都必须经过一个集权政治和自由经济相结合并协调发展的阶段。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商品化)只能在政治集权的条件下实现。所以,通过集权政治来发展自由经济,是落后的中国在短时间内搭乘世界现代化末班车的唯一可行举措,是改革成功的必由之路。
      总括而言,新权威主义具有以下特征:
      1、崇尚强人式权威力量,这是其一切主张之前提。在此前提下,要求政治领袖具有突出的现代意识和广阔的现代视野,能有效整合国际国内各方面资源推动现代化进程,并通过这一进程形成不依附于权力的、独立的中产阶层,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实现构建社会基础;
      2、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政改缓行,经济发展至上,是新权威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是其构建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变的必需前提;
      3、极为关注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护,主张在现代化建设阶段,国家秩序绝对高于人的自由权利;
      4、其也关注个人自由,但仅限于经济自由及此自由下的生活自由,对个人自由的关注并非因其属于个人的自由权利,而是有工具性和手段性意义。
因对专制主义的倾向性认同,新权威主义以对现实政治的妥协来换取旧势力对改革的支持,进而在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搭建起一座连接彼此的桥梁,相当程度上弥合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很快被中共形塑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
      一九九二年初,邓摄政王以“南巡讲话”重启改革,所阐明的主张便是新权威主义的“政治集权化,经济自由化”。此后至今的近三十年间,中共历届政府皆未跳出这一主张的框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新权威主义开花结果,事实恰恰相反。
      从实践的过程看,一九九七年前的五年间,因邓的个人权威和对“六四大屠杀”的恐惧,中共没人敢僭越邓的改革主张,极权政治表现的相当克制,经济改革的许多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如一九九四年的全国两千多家国企改制试点,深圳等沿海开放省市发出“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声音等,都算得上是极权政府对新权威主义的献媚。邓辞世后,江泽民正式成为全党领导核心,借出席“九七香港回归仪式”,向全党全国人民展现出至高无上的领袖权威。此后,一度被捆缚得紧紧的极权主义魔兽,开始肆无忌惮地张牙舞爪起来。
      一九九八年,借由国企改制,上亿国企职工被廉价下岗,天量国家财富一夜间转移到大大小小的权力者手中,权力新贵们纷纷向经济领域大举进攻。 “群狼效应”下,公平交易异质为强迫交易,市场经济异质为掠夺经济,无数权贵家族、权贵集团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起来。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加入WTO为权贵资本的全面扩张赢来天赐良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国有企业和打着民营旗号的权贵企业纷纷加入到争抢蛋糕的行列中来。而胡温政府的一句“国进民退”,则将这样的争抢推向高峰,扭曲的市场被权力彻底瓜分,国民财富被掠夺殆尽,各种权贵家族、权贵集团迅速发展成为能深度参与和影响政治的权力割据势力。从腐败的浅层次迈向高层次,中国传统王朝普遍需要一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中共只用了六十多年便完成壮举,的确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至此,继八十年代的民主主义失败后,新权威主义也彻底失败。
      中共究竟攫取了多少财富,是一个遍寻不得的答案,迄今仅知有十二万亿人民币被中共权贵富豪们转移到海外,如加上中共历年查获数额和至今仍掌握在无数豪官巨贪们手中的天量财富,恐怕是天文数字。清华大学李强教授近期公布的一个统计数据也可做参考。据他统计,中国目前底层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5.25%,底层人口中与中产联结的过渡群体为4.4%,两项合计约80%,剩余的20%为富裕人口。按此推算,起码有超过十一亿人属于底层人口,这也说明中共极权政治的腐败到了何等程度。
      比较新权威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异同可知,二者皆属集权范畴,前者有限集权,后者全面集权,实行独裁统治;二者皆绝对强调秩序,前者崇尚法治,关注并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后者以谎言和暴力维护秩序,个人权利和自由被任意剥夺;二者皆有腐败,前者能监督,后者全面腐败,由腐败而腐朽,无药可救;二者皆推动现代化,前者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后者视现代化为腐败方式,服务于腐败;二者皆发展经济,前者推动经济自由化,后者以权力垄断市场,以市场滋养腐败,以腐败维护权力,奉行奴隶占有制的经济掠夺主义。
      由上可知,新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存在较紧密的关联性,理论上前者完全能替代后者,实行起来震荡较低。不过其实践过程却反复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泛滥成灾,而且功利主义驱使下的政治投机也令新权威主义先天不足,需要通过民主加以纠正和限制,如不分权无法实现政治、经济的二元化,没有民主制衡,私有权利得不到保障。对这些不足,荣剑、萧功秦、刘晓波等民主派学者在新权威主义兴起之初曾有过深入地批判,当时还被嘲笑成不喑世事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但历史证明了他们的正确。

二、左派“多寡头独裁统治”是改革最大阻力

       今上复辟新权威主义的最大阻力,是由党内左派构筑的顽固堡垒。
       马列主义的暴力特征决定了共产组织必然是左倾组织。中共左右之争从创党之初便存在。左派以马列正统自居,思想偏激,手段残忍,是毛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历次政治运动的盲目鼓吹者和支持者;是邓时期顽固地维护旧体制,猖狂攻击民主,镇压民主人士和学生的主导者和刽子手;是国民财富的最大掠夺者和构成当今各种权力割据势力的核心;是阻碍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最反动、最残暴、最贪婪、最腐朽的政治力量。
      贯穿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的思想政治斗争,主要还不是中共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而是党内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陈云为首、李先念、王震、邓力群、胡乔木、李鹏、江泽民等为代表的以左派势力为主形成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陈云是仅次于邓的党内二号人物。邓、陈联手,保守势力激增。“八九民运”和“六四大屠杀”产生三大恶果:
      1、中共党内主张民主和开明政治的改革派全军覆没,左派势力和邓以发动大屠杀的方式全面篡权。从那时起至今,中共政治谱系只剩下中左、左、极左派三种;
      2、党外思想界、理论界、知识界和社会中的民主与进步力量全面瓦解;
      3、中共从此无思想。
失去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权力的极端化便不可避免。毛发动“文革”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破产,邓发动“六四大屠杀”使改革开放理论破产。理论源于思想。无思想故无信仰。所以,“六四”一声枪响,中共成了僵尸党。中国政治也由半专制主义退回到极权主义。
       与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等政治强人式的个人独裁不同,因缺乏绝对权威,“六四”后的中共极权主义政治,属于新形式的“多寡头独裁统治”,表现为将多寡头的权、势、利集合为接近或达到政治强人的绝对权威程度而实行的独裁统治。个人权力在多寡头间的游离程度,决定了多寡头政治权威的偏向度。当权力较多地在多寡头间分解时,表现出类似于“九龙治水”式的专制主义假象;当权力向主要寡头聚合时,则表现出明显的极权主义特征。比照国际极权主义学派清理出的极权主义四大特征和多种统治手段可知,尽管多寡头独裁和个人独裁有量上的差异,但本质特征决定其必然归入极权主义范畴。
      多寡头独裁统治是极权主义发展的高级形式,是只有与社会主义结合才会出现的终极独裁形式,也可称之为“社会主义异种”。这一结合需要两大基础,一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二是由马列原教旨主义者构筑的国家权力体系。中共建政后由个人独裁(寡头专制统治)向多寡头独裁(多寡头专制统治)演进的结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理论认识。
      实践中,多寡头独裁统治实现了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的三大结合:一是社会主义的全能主义与极权主义的高度集权相结合,形成了全面独裁的“全权制国”,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政治的“以德治国”和西方民主政治的“依法治国”,也有别于社会主义的“常委制”和个人独裁的“专权制国”的统治形式;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极权主义的权力经济相结合,形成经济掠夺主义的现代奴隶经济;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相结合,形成国家专政恐怖,在这样的专政恐怖统治下,人民无自由也无安全。三大结合积聚巨大能量,既能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又因能量积聚过度而比个人独裁更凶猛地加剧了政权的自我毁灭。
      多寡头独裁统治的危害在于,权力的游离使责任的承担变得不可能。多寡头分解了只有国家元首才有的权力,实质拥有了在不同领域和国家元首同等的权力、地位和影响。因这样的权力分配是以党的意志完成的,除作为国家元首的寡头外,其余寡头事实上完全不必对国家和人民负责。这样的权力结构从中央延伸到地方,自然会由上而下地形成具层级依附关系的不同独裁权力体系,进而发展出权力割据势力,结果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监督、制约无从谈起。政治学的目的是要解决权力、责任、义务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当解决功能失效,权力的混乱便不可避免。所以,多寡头独裁虽防止了个人独裁的出现,却造成了比个人独裁更大的危害。
      为避免权斗,邓曾立下两项规矩,一是隔代指定接班人,一是任期以十年为限。但因多寡头的分权独裁特征,实际执行的效果却相反,前者加大了权斗力度,后者加快了权斗速度。原因在于隔代指定是落后的封建“世袭制”的遗腹子,将党内民主变成摆设,迫使不同权力割据势力在存亡压力下,围绕在任者与继任者、最高权力而激烈厮杀,而任期制的时间限制又使这种厮杀不能不加速进行。因此,无论公开与否,中共权斗都表现的日益凶狠、残酷。政权剧烈动震荡,必动摇国本。于是国事日废,民情日苦,贪腐日盛而权奸日恶。十八大到十九大的诸多乱象,便是最好说明。照此下去,中共很难熬到二十大。
      通过以上分析也可看出,受多寡头独裁权力属政治垄断权力这一性质所决定,今上只有将个人意志上升为党的意志,并在“国家永远第一”的掩饰下,才能号令天下,莫敢不从。而要做到这一步,则必须成为党的领导核心。
      在中国,党的意志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表述,就是党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构成极权主义国家的两大支柱之一,它规范国家的方方面面,勾勒出达到终极目标的途径和手段。极权主义首当其冲的特征便是以“国家永远第一”来掩盖“党的意志为第一”的本来面目,以此唤起人民对党的无限支持和绝对忠诚。去年的六中全会确立了今上的核心地位,接下来就是十九大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和《党章》。完成这一步,今上的个人意志就能上升为党的意志,形成党的意识形态了。所以,“核心”和“习近平思想”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那样是沽名钓誉,相反极其重要。权力登顶后,今上是否复辟新权威主义将是最大看点。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十九大都将成为中国命运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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