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至今没有民主的真正原因

qmfg

不用长篇大论，只要看历史事实：

1. 推翻满清之后，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政民主共和国，如果不是孙中山在苏联支持下搞北伐，中国早就民主了。

2. 苏联向中国输出革命，培植出中共，并引日本来打中国，以免德日两国对苏联东西夹击。如果没有苏联和中共的一系列阴谋操作，日本侵华可能不会发生。

3. 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为雅尔塔协定，英美出卖盟友，苏联支持中共大打内战，导致中共夺权，中国政制再次大幅倒退。如果没有英美的背叛和苏联支持中共，中国早已民主。

由以上历史事实清晰可见，中国之所以至今没有民主自由，主要是外国势力操控的结果，并不能归咎于中国的文化、素质、人种。

所以，根本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中国其实是被国际势力强行种下了共产主义红色毒瘤。不仅中国如此，苏联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公开了一些解密的档案，前苏联的领导人说，某种国际势力强行让俄国成为共产主义的试验田，使俄国遭受浩劫灾难，这实际不是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qmfg

浆糊民运的表现之一，是总把中国没有自由民主的现实，归咎于中国的文化、素质、人种等等，鼓捣出各种奇谈怪论，却有意无意忽略最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所以被称为浆糊民运。

有了各种浆糊理论，把人们的思想搞得一片浆糊，就可以永远“争取”民主，但永远不会真正得到民主，这才是浆糊民运的真正目标吧？

qmfg

无耻共匪盗用中国之名，妄图一边奴役民众，一边骗民众去当炮灰。

自己的祖国被共匪窃据了，中国人民该怎么办？当然是要推翻共匪、赶走共匪，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当前中国人民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复国，也就是驱逐共匪。

再重申：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凡是认同共产党统治的，都是认贼作父！

kaiziwang

是啊，中国的命运其实不适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的。这也是弱国的悲哀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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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独评论论
发表者：BEETHOVEN
从彼得格勒俱乐部支持列宁，到罗斯福看好毛，到马歇尔裁军老蒋，反对攻占东北，
从戴高乐64年在毛饿死千万后，认可共权，再到尼克孙基辛格支持文革毛，
再到床扑支持他……一路走来，变成这个怂样。理论上就是韦伯所言：
等同资本与民主的错误，懵逼了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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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中国大陆经过文革、破四旧，已经把传统文化几乎完全消灭了，却仍然极权专制；同文同种的台湾没有经过文革、破四旧，却早已实现民主，这如何解释呢 ?

南北韩，也是同文同种，为何一个民主，一个极权专制 ?

东西德，也是同文同种，为何一个民主，一个极权专制 ?

事实上，在二战后期，希腊的共产党势力一度占有优势，几乎把希腊完全赤化，直到美英把亚洲大陆出卖给苏联共产阵营，才换得西欧不被赤化。

那么，希腊几乎被赤化，是否也证明希腊的文化是极权专制文化 ? 所以应该大力批判希腊传统文化 ? 事实上，大力批判一国的传统文化，正是共产主义、军国主义、极端主义者们最热衷的事情之一。

卢梭在《忏悔录》中说：
“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

kaiziwang

应该起诉俄罗斯，让它把领土还回来，把党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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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国民党最少有六大罪恶

作者：刘因全

来源：独评论坛

1. 和苏联勾结，引进苏联武装人员和武器，合办黄埔军校，培养了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为中共南昌叛乱建立红军打下了基础。

2. 在苏联的支持下，和共产党勾结，发动所谓大革命的北伐战争，推翻了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一党专制的南京党国。虽然也窃称中华民国，但性质已经变了。由民国，变成党国了。由多党制的民之国，变成一党专制的党之国了。

3. 外交失败，由于推行亲苏反日政策，使日本由传统的反苏抗苏势力，变成侵华势力。

4. 抗日战争中一败再败，连首都都被占领。丧权辱国，祸国殃民。

5. 没能剿灭共匪，使其由小到大，祸乱中华。

6. 现在，又和共产党勾结，出卖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利益，换取国民党上层一小撮腐烂寡头团伙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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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产党红色间谍对中美关系与中国命运的决定作用: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7/0613/945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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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又把专制政治归咎于传统文化，这种谬论早已被事实驳斥得体无完肤了


看看历史和事实：

东德与西德、北韩与南韩、中国大陆与台湾，都是原本为同一国家，人种与文化传统皆相同，却分裂为两种政制，一个专制，另一个自由民主，为什么？

按照把专制政治归咎于传统文化的逻辑，东德是专制政体，所以德国文化是封建专制文化？那西德又如何解释？

北韩是专制政体，所以韩国文化是封建专制文化？那南韩又如何解释？

中国大陆经过文革、破四旧，传统文化早已被消灭了八九成，却依然专制；台湾没有经过文革、破四旧，保留了许多中华传统文化，却已经实现民主。

日本、南韩，也是保留了许多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已经实现民主。

为什么？

事实上，推翻满清之后，中国人已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但之后，由于苏联一定要赤化中国，孙文的国民党作为其工具，强行北伐，推翻了原本的民主多党宪政体制，换成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体制，但仍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学术自由；再之后，也是在苏联推动下，国民政府又被推翻，换成了斯大林列宁式专制政体。

俄国本身也是受害者，列宁的十月革命，是德国在背后支持的。至今俄国民众仍然崇拜强权、对前苏联的反思很不彻底。那是否可以说，俄国文化也是劣质文化？

事实上，德国不仅热衷于输出革命、输出歪理邪说，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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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阴谋论的说法，民主自由和共产主义这两套东西，都是犹太人弄出来的，他们其实是一家。民主自由的实质是金权统治，共产主义的实质是极权统治的现代奴隶社会。幕后大佬用不同的意识形态，裹挟了世界各国民众互相战斗，以减少地球人口。而纳粹识破了这个阴谋，所以要反犹；也正是因此，民主阵营和共产阵营要合力铲除纳粹势力。

俄国和中国，以前都是偏重农业的社会，工业基础差。要迅速改造这样的社会，提升其工业能力，使之成为合格的"奶牛"，为幕后大佬们输送利益，需要一种能强制驱使大量民众去生产劳动的制度，显然共产极权制度符合这一要求，这就是俄国和中国被赤化的背后逻辑。而在完成工业基础建设之后，以"公有化"名义抢来的财产必须进行分赃，新崛起的权贵们要把抢来的东西合法化，所以社会必须转型。

毛左派正是以这一逻辑反对民主和普世价值、反对犹太和全球金融势力的。不过按照这一阴谋论逻辑，毛泽东正是犹太人的棋子，帮助犹太人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文化、道德、生态环境，使中国成为了供幕后大佬们任意吸血和宰割的"奶牛"。既然如此，那他们应该反对和揭露毛泽东才对呀 ?

其实从小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如果民主自由、纳粹军国主义、共产主义这三种制度里必须选一种，那还是选民主自由制度比较好，个人权益比较有保障；而在纳粹军国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下，人权都是毫无保障的。纳粹军国主义对于异族、异见者都可以随意大规模杀戮；共产主义是对敌人、自己人、外部人、内部人，都可以大杀特杀。相比之下，民主自由社会里，统治者不能如此明目张胆地实施大屠杀，小民的个人权利起码有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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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美国之所以屡次按住老蒋的手，不让他彻底消灭共产党，又逼迫蒋搞国共合作、联合政府，甚至要让国共军队混编，其中除了共产国际特务厉害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信奉竞争，相信两个魔鬼互斗比一个天使独裁要好。美国的这种信念，其实也是出自进化论。

而问题在于，你要给国民党找竞争对手、制衡国民党，可以，但不能找共产党来充当这个角色。共产党这种瘟疫太可怕了，一发便难以收拾、难以控制。

自从孙中山找了苏联来当国民党的靠山，让苏联顾问把国民党改组成了列宁式政党，又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黄埔军校，国民党实际上成了苏联的一个工具，帮助苏联成功实现了两大战略目标：一是把日本军队拖在中国大陆，避免苏联受到日本、德国东西夹攻；二是利用国民党孕育出共产党，并让共产党夺取了中国政权。

国民党的基础教育、指导思想，本来就对共产主义缺乏足够的免疫力，再加上黄埔军校、国民党内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人多如牛毛，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母体，并不断为共产党输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之所以还有战斗力，是因为苏联需要老蒋把日军拖住；等到国共内战时，日本已经被解决，所以国民党内部的共谍就全面爆发，国民党面对共产党失去了战斗力，兵败如山倒了。

国民党本来就是苏联用来孕育共产党的母体，国民党脱一层壳就成了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还让国共合作、让共产党来制衡国民党，结果当然是共产党大获全胜了。

毛泽东在夺权前大量发表崇尚英美、誓言要在中国实现英美式自由民主的言论，显然是故意迷惑英美的烟雾弹，结果美国真的上当，多次帮共产党压制国民党，并让共产党夺得了中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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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腐败，及其后期的通货膨胀、金融崩溃，与两宋（宋庆龄、宋美龄）有很大关系。阴谋论者认为，宋氏姐妹是埋藏在孙、蒋身边的监视者，是伺机引爆的炸弹，此种观点不无道理。宋庆龄早已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国际间谍，而宋美龄则是国民党腐败和金融乱象的祸首之一。

崖山之后无中国，中国民众似早已失去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从被异族统治、华夏正统文化被删改、异化，到西方邪恶思想马列主义、进化论、无神论等统治中华大地，统治阶层为了他们的私利，知错而不改，这种时候，中国普通民众，能做的还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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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也谈当代中国宪政尝试的失败及其原因

作者：徐水良
2017-8-20日

再强调一遍：

从《河殇》以来，这是一个被中共及其特线，被告别革命派、伪右派和伪精英故意搅混水，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

中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了初步的民主制度，但没有能在全国建立完全的民主宪政制度。其后，陷入军阀混战。

抗战胜利后，1947年，中国再一次初步建立起民主宪政体制。但随后，却被共产党发动的内战所推翻。

当代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失败，指的就是二战以后，民主宪政体制在中国的失败。

当代中国宪政失败的主要原因，非常清楚，就是极权专制的中共，在斯大林的苏联，用包括苏联军队、以及苏联俘虏的日本、满洲、朝鲜的大量军队和武器装备支持下，赢得了内战胜利。不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却东拉西扯谈其他，把原因转移到其他方面，完全是转移视线和方向，帮助中共掩盖主要原因，推卸中共罪责，从而达到推迟民主革命，阻碍推翻中共、实现民主宪政的过程。

我过去已经有许多文章论述这个问题。批驳与下面各位一样的观点。东西德，南北韩，台湾和大陆，日本和东欧，都是例子。都证明文章的作者和下面几位的说辞，基本都是说胡话。

这些文章有许多篇，下面给其中两篇文章的链接：

对内因论和素质论的哲学思考：

（Link removed）

驳内因论和素质论：

（Link removed）

东西德，南北韩，下面各位遁词所例举的内部因素，几乎一样。大陆和台湾，也几乎差不多。但因为外因苏联及共产势力占领，与美国等民主国家占领的不同，结果天差地别。日本，下面各位遁词列举的因素，日本远不如东欧，但战后，日本民主了，东欧却从半民主倒退，变成共产极权专制。说明决定因素是外因，即苏联力量和美国力量，而不是他们下面这些胡话所列举的内部因素。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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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对内因论和素质论的哲学思考（摘录）

（传统文化和素质论VS外来文化和制度论）

作者：徐水良

当代中国的问题，是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素质低造成的？还是外来马列文化和专政制度造成的，争论异常激烈。这个争论，已经超越争论本身，牵涉到外因决定论和内因决定论等哲学问题，在哲学上有重大意义。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对老毛在《矛盾论》等文章中提出的内因决定论，进行必要的反思。

我们知道，中国当代的左派专制文化和制度，自国外引进或输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明白的事实。

可是，自《河殇》以来，伪右派伪精英和左派权贵当局，以内因决定论哲学谬论为理论依据，不遗余力地把外来专制文化和制度的罪责，推到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素质头上。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加以批判和清理。

作为伪右阵营的一个代表人物，茅老也是这些理论不遗余力的提倡者，他说：“我们受皇权的奴化教育太深太深。自己做了奴隶而不能自觉，总以为为国牺牲永远是对的。殊不知代表国家的那些政治家和外交家有自己的职业利益，他们也受皇权至上的奴化教育，做事并不以百姓的利益为首，甚至侵犯人民的根本利益。当有人指出这一点时往往还被认为是汉奸，卖国贼。由此看出奴化教育的危害。”

又说：“我们受了几千年的皇权教育，要忠君爱国，为国牺牲，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但是口号也是实际行动。重庆的红卫兵公墓就是见证。现在人民要做国家的主人，180度的转变实在很困难。尤其是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们的决策一定是以国为本。哪一天他们也转到以民为本，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世界就太平了。”

茅老的说法，完全是为外来马列文化和左派权贵推卸罪责，把他们的罪责推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素质头上。

茅老的说法：“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们的决策一定是以国为本。哪一天他们也转到以民为本，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世界就太平了。”也完全是一种极端的、指望出个好主子，靠主子搞开明专制，就能世界太平的彻头彻尾的昏话。不过，对这句昏话，这篇文章暂时放过，只批评他和伪右搬用的种族主义素质论，种族主义的种族文化论，和他们用作指导思想的老毛的内因决定论。

茅老和伪右拼命把造成中国的问题的责任推倒老百姓头上，把中国的问题推到几千年皇权奴化教育的头上，为左派权贵推卸罪责，是完全错误的。

权贵和伪右把最反动的全世界摒弃的种族主义素质论、和种族主义的种族文化论，搬出来抵抗民主，说中国人、中国文化素质低不适合民主，受到批判还不断狡辩，只是说明权贵及伪右在理论上穷途末路而已。

以东西德，南北韩，日本和东欧等不同地方的制度对比和差别为例，不是因为西德、南韩，日本国人素质高，东德、北韩、东欧国人素质低造成的，而是取决于由苏联占领还是由美国西方占领，与本地实际国情、文化和人的素质关系不是很大。

西欧和日本文化不同，却都搞民主，两德两韩文化相同，制度却完全不同。还有东、西欧之间文化相似，但二战后制度差别巨大，西欧搞民主，东欧搞专制。而日本搞民主，但同属欧洲文化，远比日本文化更接近西欧文化的东欧，却搞专制。所有这些，都说明，这里的专制和民主问题，与传统文化、人的素质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占领者不同，占领者的政治主张不同，他们决心推行的制度不同。

权贵和伪右的种族主义的素质论和种族文化论，其哲学根据，是老毛在《矛盾论》等著作中提出来的内因决定论。

老毛不学无术，不懂装懂，其内因决定论完全是不懂哲学的胡说。

实际上，内因和外因，起决定作用还是不起决定作用，完全取决于实际情况，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而言。原则上说，在抽象的意义上说，内因和外因，都可能对某个国家的历史进程起决定作用，或起非决定作用；但在特定意义上、在特定范围内，双方何者起决定作用，何者不起决定作用，往往又是一定的。

如前所述，在二战以后欧洲和亚洲的特定条件下，东德，北韩，东欧搞专制，西德，南韩，日本后来搞民主，两者的差别，内因文化，素质之间的差异，往往不起决定作用，有时甚至作用不大；而外因由谁占领、受谁影响，是苏联，还是美国和西方，两者的差异，作用却很大，往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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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国民党为什么被中共牢牢克制？（摘录）

作者：曾节明

比起马克思主义明确、系统、严密和狂热和极具盅惑力的诡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既不够严密，民族主义又作伪，当然无力抵御共产党的诱骗。

比如，阶级问题上，共产党明确地要消灭有产阶级，怎么办？很明确，专政（关、关、杀）！国民党则是“节制资本”，怎么节制？这就比较含糊。

对民族问题，马克思明确地搞民族虚无主义，以阶级代替民族。所以在共产党眼里，没有什么同胞不同胞的，国民党就是敌人，需要坚决消灭；

而民族问题上国民党则是一锅粥，它既要民族主义，实行起来却是伪民族主义，所以共产党早已认国民党作死敌，蒋介石和宋美龄还在认中共叛国杀人犯们作“同胞”、“兄弟”——1937年，宋美龄就以中共是“兄弟”为由，昂然拒绝了希特勒特使调停中日停战、共同防共的游说。

中共窃国后，尤其是邓小平“改开”之后，国民党又被中共的“血浓于水”的伪民族主义迷得神魂颠倒，国民党人纷纷被统战，连战、马英九、洪秀柱一伙眼见中共国的“经济成就”和世界影响力，无不从心底赞叹：“中华民族强大了！”谄媚习近平与中共无不争先恐后。

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愚不可及！

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其实是伪民族主义，所以它会一再中中共伪民族主义的招。

中国至今没有民主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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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国共两党是同根所生，都是复制的苏共模式

来源：独评论坛
发表者： 刘因全

看看国民党一大的情况，就清楚了。
这是他们自己说的：

国民党一大召开

国民党一大全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它是国共两党正式建立合作的标志。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多次失败的教训，决心改组国民党，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1922年8月，孙中山由广州抵达上海，不久开始改组的筹备工作。1923年2月孙中山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加快了改组步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及中共代表李大钊给了孙中山具体的帮助，李大钊还作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五位委员之一，参与办理国民党本部的改组事宜。到1923年底，有关改组的各项筹备工作完成。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今文明路215号）开幕。大会代表总数为196人，实际出席165人，其中一半由各省市党部选举产生，一半由孙中山指定。广州市选举的代表为方瑞麟、董维、陈竞西，指定代表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共产党员代表有23人，他们是：陈独秀（未到会）、李大钊、于树德、毛泽东、谭平山、李维汉、夏曦、张国焘、林祖涵（林伯渠）、韩麟符、李立三、沈定一、李永声、袁达时、胡公冕、宣中华、廖乾吾、朱季恂、于方舟、王烬美、谢晋、刘伯垂、陈镜湖。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致开幕词，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大会成立了宣言审查委员会、党务审查委员会、党章草案审查委员会、出版及宣传问题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于树德参加宣言审查委员会，谭平山参加党务审查委员会，李大钊参加宣传审查委员会，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参加章程审查委员会。广州代表谭平山还代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会上作《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改组国民党，而这一议题的核心则是国共合作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大会发生了激烈争论，国民党右翼林森、谢持、方瑞麟、邓泽如等反对联共，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党章应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企图以此阻挠国共合作。为此，李大钊发表了书面声明，指出：共产党人“加入本党”，“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是正大光明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见《广东文史资料》第四十二辑，37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共产党是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以团体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不会使国民党“党内有党”。他的声明得到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支持。争论的结果，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会还通过了由鲍罗廷起草、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使之发展成为与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的新三民主义。大会还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30日上午，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4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中央监察委员5人。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沈定一、林祖涵、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下午，孙中山致闭幕词。

国民党一大的胜利召开，表明国民党已改组成为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也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会后，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使广州成为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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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国共一家、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间谍问题

中华民国沦陷于共匪之魔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内部布满共产党间谍。国民党本身与苏俄、共产国际，有很深的渊源，试举几例：

1. 国民党是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按照列宁式政党的模式组建的；

2. 五四运动初期，领导国共两党参与运动的，是同一人 --- 李大钊；

3. 周恩来初出茅庐时，由于持有共产国际高层的介绍信，立即就在黄埔军校得任高职。黄埔军校是什么地方？培养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地方。如此地方，都被共产势力渗透遍了，还打个什么？

4. 连“国母”宋庆龄，都是共产国际的人，国民党对共产党还有秘密可言么？

抗日战争期间，潜伏国民党内部的共谍暂不发作，苏联还要援助国民党抗日，就是为了把日本拖在中国战场，以免苏联被德日夹击、两面受敌。

等到抗日战争结束，共产党在苏联支持下与国民党进行军事决战，这时国民党内部的共谍就全面发作，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了。

国民党被共匪赶到台湾之后，有没有吸取这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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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来源：独评论坛
发表者： 刘因全

所谓北伐，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国民革命军用的武器，是苏联提供的，最高指挥官是苏联顾问，普通指挥者是苏联帮办的黄埔军校培养的军官。领导团体，是苏俄复制的国共两党。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是被苏联灭亡的！

苏联通过代理人战争灭掉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后，苏联扶植的两个党又开始了争夺胜利果实的战争。在干儿子和亲儿子争夺时，苏联选择了亲儿子，所以，共产党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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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 对孙中山的评价（摘录）

来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4%E8%A9%95%E5%83%B9

宋教仁认为：“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8]

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信中说：“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著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13]

1927年，陈炯明在其著作《中国统一刍议》中，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提出异议，他说：“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

1924年，孙武力镇压广州商团事变后，广东各界有人组织“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通电指控孙“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摇动国体，妄行共产主义，纵兵殃民，摧残民治，破坏金融，抽剥民产，大开烟赌，摧残教育，蹂躏实业，破坏司法，铲灭商民团。[15]

香港中文大学潘惠祥指出，孙为革命的成功，不惜曲解西方民主政治，甚至用非民主手段。孙的思想无疑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有重要影响，尤其是用武力解决政治分歧的手段，成为他的继承人蒋介石奉行圭臬之一。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忠实的同盟者离他远去，他的拥护者也因陈炯明的例子而不敢有不同意见。即使反抗，也被孙开除出党。随著孙与同盟者离异，孙的政策愈来愈激进。孙在三民主义中表现出的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可归咎于对西方民主政治误读。孙对“权利”的错误理解，导致日后宪政运动缺乏“权利”元素。以孙为首的革命派认为，只有国家先统一，然后才有民权可言。孙在追求民权过程中，手段与目的混为一谈，甚至不惜牺牲个体权利，颠倒目的与手段，导致日后国民党政府有一种明显倾向，为了国家自由，可以暂时放下个人自由，甚或牺牲、弃置不顾。孙领导下的国民党党政文化、三段建国模式以及模仿苏俄式政党（列宁主义），更是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的理论渊源，也是事实上的延续。从中国宪政历史发展来看，孙的专制和“以党治国”，成为中国宪政历程中的巨大包袱。“以党治国”的党权政治是一种威权政体，使党组织控制个人、国家乃至社会每个角落。这种功能与孙思想深处的专制潜在一致。[53]

学者冯胜平称，孙是一国国贼，两党党父。作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孙从辛亥革命前到中华民国建立后，都致力破坏，拙于建设。他开启近代中国百年动乱先河，是中国现代极权制度始作俑者。[54]从二次革命起，孙先后联合日本并引入苏联干涉中国内政，重组中国国民党，与苏俄一道培植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军，施行党内独裁，以革命名义，借北伐名义夺取政权。孙死后，蒋介石完成国民党的党国法西斯体制。[55]冯胜平认为，孙对近代中国最大伤害，不是卖国和假博士的身份，而是先后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和陈炯明四位同仁决裂。1909年，章太炎为反对孙专制独裁而重建光复会，退出中国同盟会。孙公开指责章太炎为满清暗探，指使蒋介石暗杀章太炎好友陶成章。1912年，孙与热衷政党政治的宋教仁分开。为争夺国民党领导权，孙中山和宋教仁不和。冯胜平鉴于两人之恩怨和宋教仁在国民党中实际地位，判断孙是宋案主谋。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指责黄兴无能，遂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者按手印向他个人宣誓效忠，最终黄兴远离孙。1922年，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孙与之决裂，兵戎相见。为夺取政权，孙以国家领土权益为交换，陈炯明则效仿吴佩孚，主张建设地方，反对苏俄兼并外蒙，拒绝做其在中国的傀儡。孙中山与四位同仁四次决裂，堵住四条可能使中国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不论是章太炎主张自由主义，还是宋教仁偏向议会道路，或是黄兴坚持法制道路，或陈炯明钟爱联邦制，都可能将中国带出黑暗，但这些道路都败于孙的革命。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党国体制是孙留下的政治遗产。蒋介石、毛泽东都继承这个遗产。为争夺这一遗产，国共两党内战22年。[56]

学者黎建军称，孙生前是中国国民党独裁者，死后为中国国民党精神领袖。中国国民党为把建立的党国合法化，在统治地开始把孙供上神坛。黎建军表示，用历史眼光看，孙对于中华民国而言实为罪人而非功臣。孙通过二次革命、护法战争、联俄联共、北伐战争等，把清末民初几代人几十年逐渐建立的秩序毁灭殆尽。孙革命几十年，所争取的并非民众利益，实乃自己一己私利。[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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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将“民族”置于“民权”之前，所以国民党会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牺牲平民百姓的利益。

但三民主义好歹还有个“民权”在，所以民国时期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学术自由、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自由。

而共产主义，则是“共你的产”（即强抢民财），完全无视民权。所以共产党直到今天，政府提出的未来规划，也是只有民生画饼，丝毫不提民权。

民国政府和共产党政府的统治风格，都是由其政治理念决定的。所以，想获得自由，就必须推翻共产党，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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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独评论坛
发表者：新大陆人

zt民国流亡米国1.5M难民中出了13位Nobel
持中华民国护照的李政道博士56年得诺奖只比倭国49年得诺奖晚7年，
如不黄俄盗国植民，中国人得奖人数早超过倭国人数了。
赤俄植民东德后，二战前得诺奖人数最多的柏林大学在战后一个奖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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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民主人士愚贱到啥程度？连神州问题是盗匪问题，还是民主问题，都没明白！朝鲜问题是盗匪问题还是民主问题？摆着盗匪问题不论，整天把玩民主理念，谈民主惨败127年，耗死七代人！民运惨败28年，耗死整整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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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片面地否定一个民族或吹捧一个民族，均不可取

作者: 曾节明

画家陈丹青说：这个民族是傻逼。这明明是一句愤激的话，经不起一分理智的推敲，有异议朋友却将之奉为至理名言，并作结论说：

“只有真正的睿智才有彻底的反叛，只有彻底的反叛才有真正的睿智。”

明眼人不难感觉到，此高论几曾相识！“五四”时，他们也是喊着彻底反叛的口号，去“砸烂孔家店”、去革汉字的命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时，他们也是喊着相似的口号，去对旧社会实行“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的。

对此种愤激的高论，一个小小的反驳就是：如果这个民族是傻逼的话？那么海峡那边的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是什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也是这个民族？

如果因为现在的朝鲜人超愚昧，就做结论说：高丽民族是傻逼，那么韩国人是什么？他们也是高丽民族！

以前的东德人，愚民也很多，曾有一个虔诚信仰东德共产党的病弱老太太，在柏林墙倒塌后，其儿女为了让她避免受到致命的打击，用录音带模仿共产党的电台节目，每天播放给老太婆听，让老太婆以为共产党还在统治...

难道可以因为东德愚民多，就得出结论说：德意志民族是劣等民族！？

看好了，即便优秀如德意志民族，在东德共产党的洗脑下，同样是愚民遍地！

综上所述，不要把共产党愚民的恶果，归咎于民族的传统文化，甚至归因于民族的基因！

试问：中国大陆人和台湾华人的基因有什么不同？传统文化有什么不同？东德人和西德人的基因有什么不同？传统文化有什么不同？

顺便试析，为什么有陈丹青那种认识。那种认为华人是傻逼民族、劣等民族的人，一般只在中国大陆与发达国家、地区生活过，他们没有在其他落后国家长期居住过，因此缺乏全面的参照和对比。的确，现今中国大陆人，道德素养普遍严重差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他们由此种鲜明的对比出发，容易得出华人是傻逼民族、劣等民族的片面结论。

笔者过在大陆时期，也曾愤激地认定中国人最劣等，但后来流亡泰国两年半，期间接触了朝鲜、越南、缅甸、柬埔寨、斯里兰卡、中东等多国难民，有了第三方的对比，才发觉：

从整体来说，中国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中国山东人、中原人和长江流域的人，其先天聪明才智不逊日韩。

而现今中国大陆人普遍地道德沦丧，愚昧脑残、懦弱猥琐...主要是共产党造成的！

看一看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昂扬的个性，你就会发现这同一个民族，在中共统治前后，甚至连气质就是大不相同的！

遗憾的是，我的这些意见，朋友完全不理解，说：难道要吹捧中华民族是伟光正才好吗？

这就是典型的“非此即彼”思维，这也是由中共多年的灌输造成的。

反对片面否定一个民族，不等于主张吹捧一个民族，这本来是一个常识，现今许多人却理解不了。

平心而论，中国人有许多缺点，也有一些不容抹杀的优点，任何民族都有优缺点，都需要就事论事地具体指出，片面否定一个民族，就如愤青片面地高唱“中华天下第一”、“中华伟光正”一样，都是脑残思维，于事于理，都全无意义。

曾节明 于2017.5.8丁酉乙巳乙未傍晚于春寒纽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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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北伐战争的本质是苏俄侵华

2017-06-12 汇兴之家

作者：燕王王皓 来源：我讲的历史你别信备用号（liaoyangjfpjlt）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得知后的孙中山，给列宁发去贺电：“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1918年8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回信孙中山：“您，尊敬的导师，前些时候在致工农政府的贺信中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相同的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在承认俄中两国伟大的无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永久和平”，“我们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我们的灭亡也就是你们的灭亡。”（《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从中不难看出，孙中山其实先于陈独秀李大钊，就与苏俄勾在一起了。

1919年，北洋政府收复外蒙和曾被沙俄霸占的唐努乌梁海。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与苏俄政府开始结怨。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着手“发展下线”。维经斯基在北京见到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又在上海见到陈独秀。

8月，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9月，孙中山派遣大元帅府参军李章达率领代表团出访莫斯科。出发前，孙中山向李章达面授出访要务，要求他向苏俄政府正式提议：缔结军事同盟，并请求苏俄红军在第二年从苏俄中亚地区出兵中国新疆，并沿河西走廊深入中国西北内陆地区，由甘肃进入四川，协助四川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由于路途艰险，李章达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21年春天了。此时，苏俄政府正忙于对付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因此对孙中山的借兵计划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

1921年6月，苏军以追击白卫军为名，侵入中国外蒙。

7月，在苏军扶持下，蒙共（蒙古人民党）夺取了政权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之后，苏俄与被赤化的外蒙古签订《苏蒙条约》，确认双方政府相互承认，苏军可以驻扎外蒙古，公然破坏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

8月初，苏军侵入中国唐努乌梁海。

而在此时，孙中山继续向苏俄表“忠心”。

8月28日，孙中山在致齐契林的一封信中，一方面怂恿苏俄攻击张作霖：“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其中有一个是过去的胡匪头子，叫作张作霖。他名义上是满洲军队的统帅和督军，但实际上是北京“政府”所听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却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

另一方面，反复表明自己是“亲苏俄分子”：“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向您和我的朋友列宁以及所有为了人类自由事业而有许多成就的友人们致敬。”（《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 《孙中山选集》）

1922年8月，苏俄外交全权代表越飞访华，与北洋政府商讨外交纠纷。吴佩孚等人表示反对外蒙独立，要求苏俄撤军。

又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致信越飞，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自己对苏俄的“忠心”：“立即撤走你们的军队，只会对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孙中山致越飞的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

被吴佩孚顶住的越飞转而去南方，找反复表“忠心”的孙中山“联络”。

此时的苏俄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计划：要想得到外蒙和唐努乌梁海，要想赤化中国，必须搞垮捍卫祖国的北洋政府。操作方面，由国共两党充当苏俄在华代理人，给予他们卢布，军火，教官顾问，让中国人来杀中国人。

11月，陈独秀草就并下发《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同月，越飞致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我也认为只要孙博士（孙中山）还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越飞致马林的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哈哈，多么赤裸裸的话！只要孙中山不上位，“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把孙中山扶上位了，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之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

北洋政府反对外蒙独立，陈独秀却说不仅接受外蒙独立，还要“积极的帮助”外蒙独立；北洋政府要求苏军撤出中国境内，孙中山却说“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并且是为了防止“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保卫苏俄。

就这样，孙陈二人，国共两党，在外蒙问题上，穿起连裆裤来了。

2月，得到苏俄援助承诺的孙中山返回广州，成立“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

3月1日，成立北伐大本营，准备挑起新内战。

3月8日，苏俄中央政治局首付200万墨西哥鹰洋，应允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孙中山组建军队发动内战。

5月1日，苏俄致电孙中山：“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恳请将我国的援助严守秘密。”（《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6月中旬，中共三大决议案：“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遂行此决议。”

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代表团访俄。代表团主要考察了苏俄的军队建设经验，了解了红军的军政组织情况，以便按照红军的榜样组建和训练新军。

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便陆续随着俄顾问鲍罗廷到广州助孙展开“党化”运动。这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等。

中国一党制，便来源于此。

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时说：“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吾党与他们（布尔什维克）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们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 《孙中山选集》）

一方面是“以俄为师”，一方面是国民党与布尔什维克“主张皆是三民主义”，大家都是一家人。

1924年1月25日，得知列宁死讯的孙中山表示：“现在提出用本大会名义致电莫斯科，对列宁先生之死表示哀忱案，请大家表决。至于各行政机关，已由政府通令下旗三日。”（《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 《孙中山选集》）

10月，苏俄首批8000支枪400万发子弹运抵黄埔。

为了解决军校经费困难，苏联还资助200万卢布作为军校的开办经费。不仅黄埔，苏俄援建的军校还有滇军军校，湘军军校，吴铁城的警察学校，(李济深)粤军第1 师军校，桂军军校，以及航空学校警察第1团的学校，均派有苏俄军事顾问。为了掩人耳目，苏俄宣称在粤苏军顾问皆已退役，系“自愿人员”。

1925年2月底，李大钊乘火车来到塞外山城张家口，见到冯玉祥。李大钊“牵线搭桥”，冯玉祥与苏俄勾在一起了。

3月11日，处于弥留之际的孙中山，写就《致苏俄遗书》：“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其实，孙中山的“担心”，纯属多余。苏俄的计划是长久而又完备的。苏俄不仅操控国共两党来帮他们杀中国人，还为北洋政府摆出个南北夹击的阵型：南勾孙中山，北勾冯玉祥。

3月12日，苏俄通过决议，援助冯玉祥军火和顾问。其中武器弹药有：步枪5585支、子弹5820万发、机枪230挺、各种炮78门、手榴弹一万多发，还有火焰喷射器、军用器材、药品等。

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

同年，张作霖与苏俄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冲突严重。张作霖发觉，苏联已向东北地区派出大量特工人员，意图对奉系政要不利。

中东铁路，1896年—1903年由俄国修建，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

大连，路线呈丁字型，全长约2400公里。因为中东铁路横跨中俄两国，张作霖在铁路所有权上与苏俄结怨。

1926年，苏俄将各种军械分4批运到广州：第一批有日造来福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二批有苏造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四批有来福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

7月9日，广东国民革命军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杀向抗俄者吴佩孚。

8月，冯玉祥从莫斯科返回中国。随行的有共产党员刘伯坚、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人。

9月17日，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就任联军总司令。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聘请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

这些，便是北伐战争，不，应该称其为苏俄侵华之来龙去脉。拿着苏俄给予的枪炮，毒气弹，接受着苏俄教官训练，由苏俄顾问来出计的国共两党，杀向抗拒苏俄的北洋政府。

北伐战争的本质，是苏俄侵华。从1921年开始，苏俄是实际上的侵略国，敌对国。苏俄养肥国共两党，而两党成为其在华武装，操纵两党攻击吴佩孚，张作霖等苏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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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苏联怎样糟蹋蒙古 ---- 与中国大陆被共产党统治后发生的事何其相似

2017-05-19  梧桐山下...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2月29日，借着内地各省纷纷脱离清政府独立的浪潮和俄国的策动支持，外蒙古也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但随后在中国及各方压力下，取消建国，改为自治。

然而，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俄走了，更加贪婪的狼——苏联来了。苏联不仅发表声明宣称外蒙古是一个主权国家并与其建交，而且在外蒙古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用刺刀扶植起一个亲苏政权，成立唐努图瓦共和国。和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一样，苏联导演的还是一出唐努图瓦共和国全体居民“请求”加入苏联、苏联接受这一请求并将“图瓦人民共和国并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为图瓦自治省”的丑剧。

当然，仅仅一个17万平方公里的图瓦怎能满足北极熊的胃口？1921年，牧民苏赫巴托尔、乔巴山等人在苏联的扶持下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将蒙古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扶上皇帝宝座，成立君主立宪政权。然而三年后，人民革命党就把傀儡哲布尊丹巴下药毒死，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库伦改为乌兰巴托，意即“红色英雄城”，在把蒙古最高勋章“苏赫巴托尔勋章”授予苏联大元帅斯大林的同时，开始了遭受苏联糟蹋蹂躏的时代。

根据苏蒙条约，蒙古宪法完全照抄苏联宪法，苏联向蒙古军队和政府派驻政委、顾问，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金融货币体系，驱逐所有第三国商业，甚至严禁第三国人员入境，也就是说，蒙古全面苏化，成为苏联的附庸和卫星国。

苏联对蒙古的糟蹋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日常生活，是一种剜脑断脊式的、粉碎性的糟蹋。

一、经济方面。

强行引入苏联模式，用血腥手段推行“牧改（类似于我们熟悉的土改）”和集体化，进行荒诞的阶级划分。

1928年，在清除了“丹巴道尔吉右倾集团”、将1.8万名党员中的5306人开除出党、苏联向蒙古发出限期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大改造的最后通牒之后，集体化牧改全面展开。

蒙古是畜牧经济，百姓的生活完全依赖于畜养的牛羊，按当时的市价，一头母羊的价格大概是50蒙图（蒙古货币），一个牧民至少需要25头羊才能维持生存，按此计算，一个5口之家，畜养125头羊是赤贫下限。而草原上雪灾、瘟疫、狼灾频繁，如遇灾害，即使是所谓的大户也有可能一夜之间一贫如洗。

然而，红色政权可不管那许多，先是荒谬地进行阶级划分：所有家庭，财产值12头羊的，贫牧；值12－48头羊的，中牧；值48－60头羊的，中富牧；值60头羊以上的，富牧；而拥有500头羊以上的，一律划为封建主。

中富牧以上都是阶级敌人，侥幸保住性命的，财产全部充公，如果使用水源和草场，政府要征收惩罚性重税，在政治上更是被打入只能“老老实实认罪”的最底层。而贫牧们也没高兴几天，不久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在蒙古全面推广，每个家庭只能留下6头羊，其余全部充公到集体牧场。

1930年，乔巴山给苏联的报告中说，经过第一阶段的“充公战役”，共没收了520万蒙图的财产（那时的蒙古总人口才60多万）。但斯大林对此很不满意，严厉批评人民革命党，命令其发动更猛烈的第二次“充公战役”。到1932年春，几乎把蒙古大草原像用梳子梳刮了一遍的人民革命党总共聚敛了1000万蒙图的财产，而这显然还是不能令苏联满意，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最后一块能够挤出油水的地方——寺院。

寺院对蒙古人来说，是不可玷污的神圣之地，因此对寺院下手，终于引发了僧侣和牧民的武装暴动和大逃亡，很多人民革命党党员和蒙古革命青年团团员也扔掉党证团证加入暴动队伍。这次暴动，几乎摧毁红色政权，人民革命党无力平息，只好求救于苏联，苏联派出军队，并使用飞机、坦克等重武器，才将暴动镇压下去。

对于大约7千多个家庭3万多名向中蒙边境逃亡的手无寸铁的牧民，蒙古军队无情地开枪阻止，其中5百多个家庭被残酷射杀。

用血腥手段推行的苏联经济模式，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蒙古的经济就糟蹋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在那次暴动之后，“充公战役”有所缓解，但完全依赖苏联，将其他国家的商业都赶尽杀绝——主要是针对中国，中国商人被没收全部财产，对不支持蒙古独立的中国人实施就地枪决——使得蒙古就像其高原上缓慢行走的骆驼一样，几十年来步履蹒跚，发展远远落后于时代。

也许你不相信，1980年代，你走进蒙古的商店，里面除了白酒、盐和蜡烛，空空如也。而直到十几年前，蒙古竟然还生产不出一张供报刊使用的新闻纸！

二、政治方面。

早在斯大林在苏联开展肃反运动（大清洗）之前，蒙古就已经在苏联契卡的操刀下开始了残酷的清洗，随着斯大林大清洗的展开，血雨腥风更加在蒙古的上空肆虐。

1922年8月，人民革命党创党元老、政府首任和继任总理查格达尔扎布和鲍陀以及40多名干部被以“反革命集团”罪逮捕并被处决。

1923年2月，人民革命党领袖苏赫巴托尔离奇暴毙，人民革命党立即借此掀起一股席卷整个蒙古的“反右斗争”浪潮，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王公、僧侣和学者遭到逮捕和枪杀。

1924年8月，接替苏赫巴托尔的丹增由于在内外政策上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发生了一点儿分歧，共产国际代表竟然命令人民革命党将其领袖逮捕并立即枪毙，随后又把赞同丹增观点的一批人打成“反革命集团”悉数处决。

1930年，因“财产充公”政策造成全国范围内的饥荒，“强迫僧侣还俗”更是火上浇油，引发人们的普遍愤怒，于是几十名活佛和王公联名给中华民国政府写信请求帮助，结果因为此事5千多人被逮捕，那些联名写信的人一个不剩全部处死。

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这样训导人民革命党：“我们杀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越多，就越有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

不过，和1933年以后配合苏联开始的大清洗相比，以上只能算是毛毛雨和序曲。

翻开蒙古国历史，你会惊讶地发现，人口稀少的蒙古，“反革命集团”却多如羊毛。

由于上述僧侣和牧民暴动，蒙古“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被迫暂缓，按照红色惯例，出现重大悲剧，必须找出替罪羊，这一替罪羊不是帝国主义封锁围堵，就是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于是，时任总理吉格吉徳扎布被悲催地选中。1933年，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吉格吉徳扎布在家中被乱枪打死（蒙古的总理好像是最找死的角色），然后凭空冒出一个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鲁浑贝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此案317人被捕，56人被枪决，被枪决的人中竟然还有一名孕妇，这开创了蒙古处死孕妇的先例，以后处死孕妇就不足为奇了。

1934年，斯大林召见人民革命党主席根登，要求他尽快完成消灭10万僧侣的任务。这触动了紧跟斯大林、素有“小斯大林”之称的根登的宗教和情感底线。在再一次受斯大林召见的招待会上，斯大林又当众训斥他不能忠实地执行莫斯科的指令，他终于借着酒劲大骂斯大林：“你这个血腥的格鲁吉亚人，你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红沙皇！”然后夺过斯大林的烟斗，狠狠地摔碎在地上。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他们知道，根登死定了。

于是，一个“根登反革命集团”顺理成章地诞生，根登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枪决。和根登一起前往莫斯科的人民军总司令德米德被逮捕并在押解途中离奇死亡，他的父亲、兄弟甚至怀孕的妻子娜察也被杀死。只有1万多人的蒙古军队中，187名旅以上军官被捕，51名中央委员有36人被处决，1000多名为了活命而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的军人，只有6人得到赦免，其余全部枪毙。

此案也牵扯到知识分子。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一个，这位老兄为了保命，把所有认识的人都咬成反革命同谋，因此受到格外“优待”，小命得以残喘到1941年，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

不过，如索尔仁尼琴所言，不要向那些在酷刑下“招供”的人扔石头，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够挺得过克格勃的酷刑，这些酷刑包括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不让睡觉等，只要你不“招供”，这些酷刑就没完没了，因此，没有一个例外，所有人都在“招供状”上签了字。

为了大清洗的顺利展开，斯大林调派3万苏联野战军进驻蒙古，蒙古负责大清洗的内务部，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员是经验丰富的苏联克格勃。同时，斯大林点名乔巴山为内务部部长，并给他送去4支步枪和3万发子弹作为礼物，其中含义不言自明：你必须大开杀戒，否则这些子弹就是送给你的！

每次枪决“反革命”时，党政军成员必须前往陪杀观看。新任总理阿玛尔比较敦厚，眼看着自己昔日的战友被一个个杀掉，观看时经常会眼含泪水。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在眼里，感觉到阿玛尔以后会成为一个障碍。于是，“阿玛尔反革命集团”应运而生。

1939年，阿玛尔被捕，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名义上的蒙古国家元首、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阿玛尔被押送到苏联受审，在那里，他受尽了各种非人的酷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狱中，他遇到了负责清洗他的人，蒙古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扎布，不过，鲁布桑巴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他的狱友——他被清洗后不久，鲁布桑巴布又被乔巴山清洗。

斯大林并没有立即处死阿玛尔，而是特意选在两年后的1941年7月10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日那天将其枪毙。

在对政界进行大清洗的同时，对宗教界的清洗同时展开，而且规模更加庞大和血腥，“喇嘛反革命集团”遍地开花。1938年8月，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向斯大林报告说：“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座变成废墟，8.5万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一名内务部成员在1962年回忆说，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因此每周都要有一两次集体处决，尸体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大清洗中究竟有多少人被处决，已经很难得到准确数字。1939年末，已经被扶持为党和国家元首的乔巴山在笔记本上写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历史学家根据留下来的不完整的档案估计，大清洗遇难人数应该在10万左右，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杀（消灭本国人口的比例，蒙古甚至比老大哥苏联的“成就”还辉煌）。

三、文化方面。

有道是“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成吉思汗，蒙古人的祖先和骄傲，他去世以后，对他的崇拜就成了蒙古人的一种和佛教并行的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往往是一个民族反抗外来者的心灵依托，这是外来征服者所不能容忍的——更何况这个外来者是曾经被成吉思汗征服并被他的子孙统治了几百年的俄罗斯。

于是，在处死了上万名僧侣，抢劫和捣毁了几百座寺庙，把宗教用品、藏书室、经卷等洗劫一空之后，成吉思汗就成了下一个必须去除的目标。

成吉思汗死后的遗物被保存在尚赫寺，由虔诚的喇嘛护卫了几个世纪。当尚赫寺被捣毁时，几个喇嘛冒死将成吉思汗的灵魂的化身“精神之旗”——他生前的军旗“苏鲁锭”——偷偷带出寺院保护起来。然而，随着清洗的逐步扩大，苏鲁锭最终还是难逃被焚毁的厄运。

从1933年开始，人民革命党在全国禁止崇拜和祭祀成吉思汗，任何场所不准悬挂成吉思汗画像，被称为“蒙古人圣经”的《蒙古秘史》也被打为禁书。

1936年，学者扎姆兰诺出版了《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书中涉及到成吉思汗，这位只是如实记述蒙古历史的学者立即被逮捕并被送往苏联古拉格集中营。

甚至到了斯大林死后多年的1962年，成吉思汗八百周年诞辰，人们以为时日已久的控制可能会有所松动，于是一名工程师大胆地设计了一座纪念碑，将其矗立在成吉思汗的出生地。这一举动得到了蒙古中央委员会书记奥其尔的支持，奥其尔还下令发行了一套绘有“苏鲁锭”图案的纪念邮票。对此，苏联《真理报》立即刊文，警告蒙古政府，怒责奥其尔犯下了“严重的不忠罪行”。这位书记立即被苏联解除一切职务，判处终身流放，并最终被一个据说是“精神不正常的人”用斧头砍死。

随后，纪念碑的设计者马赫巴尔、秘密研究禁书《蒙古秘史》的考古学家珀理和参与纪念活动的一大批学者、作家、诗人、歌手被逮捕、流放和秘密处决。

苏联对蒙古文化的糟蹋，当然不会仅限于对这个民族的信仰的根除。

1941年3月25日，蒙古政府在莫斯科的操纵下，做出了一个几乎要把这个国家的文化连根拔起的决议：废除蒙古文，改用俄文！

决议同时规定，孩子们从小学起，必须学习俄文。学校的教材和参考书，必须使用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讲授课程，必须用俄语。

文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文化的最主要的载体，这个载体一旦被侵略被砸烂，如果时间足够久远，那么这个文化必定消亡——比如我国的契丹、西夏等文化，早已经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当然，文化的传承不可能是单一的，除了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途径，那就是血缘传承。对此，苏联老大哥采取的是古老的长线策略——姻亲。

泽登巴尔，青年时期在苏联留学时经人推荐，得到斯大林的赏识，回国后立即扶摇直上，入党仅一年就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三年后进入政治局，并很快成为国家元首——党中央第一书记。泽登巴尔之所以得到苏联的如此重用，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娶了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的女儿为妻。

让蒙古领导人娶苏联女子为妻，是苏联政府积极推行的一项控制蒙古的策略，他们称之为“入室控制”，按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垂帘听政”，这不仅能够在血缘上给蒙古文化融入苏俄基因，也能够监视蒙古领导人的一举一动，迫使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对苏联忠心耿耿。

为了表示对苏联的忠心，泽登巴尔当政以后，对苏联的血缘入侵推波助澜，甚至将鼓励领导干部娶苏联女子为妻当成一项治国的国策。

于是，为了升官，娶苏联女人之风开始在蒙古盛行，不仅包括政治局委员在内的高层领导纷纷把苏联女人迎娶回家，中低层干部也上行下效，迎娶苏联女人的比例高达20%之多。而娶了苏联女人的人，仕途大多如安装了火箭。以阿勒坦格尔勒为例，26岁娶妻入党，立即被任命为食品工业部部长，27岁成为中央委员，29岁担任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

那些嫁给了蒙古人的苏联女人，包括泽登巴尔的妻子，都仍然保留苏联国籍，定期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汇报工作”——这就如同在蒙古官员身边安插了一个个间谍。

所幸，1990年，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对蒙古的糟蹋戛然而止。所幸，后期的人民革命党领导人开明、宽容和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只有几千人的游行队伍面前就做出妥协，开放党禁，实现了蒙古的顺利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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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匣子政党统治中国 遭到全世界怀疑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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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ziwang

现在要是能再来一次89大游行，中共绝对没有能力开坦克了。因为谁也不信共党的理论了，同时民心思变，工人一定会参与进来。而且习近平也没有那么大的威望。它不能随意指挥军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