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队已殁 台湾生死堪忧

FRANK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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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习近平“称帝”会拿台湾祭旗吗？香港法治已无路可走？中国舆论已成功管制？好在中共也并非无往而不胜，有学者认为其海军战略就走错了方向。


台湾《风传媒》发表政论人陈昭南文章《习近平从沙场阅兵到称帝之路，会拿台湾祭旗吗？》，陈昭南认为，习近平在扩大和强化自己的权力过程中，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核心地位，所谓“习核心”之思想至高指导地位；
同时也大张旗鼓宣传'习近平思想'。这一切作为与用心都在在显示习大大效法老毛的“帝制”企图心。箭已射出，习大大再无回头路可选，十九大基本就是一场鱼死网破、输赢定江山的一大盘棋局，现在这一步他是非迈出去不可了。


文章说，一旦基于“新君王”的政治需要，选择中印边境小规模接触战，或对台发动几场局部骚扰战，都是解放军在此时可以被冒险的。问题是：台湾会成为习大帝祭旗之首选吗？陈昭南还担心，“习大大的称帝霸业没能得逞，在众多政敌围剿下，他为了自保而必须顺势转移挨斗焦点，而被迫必须制造国家危机的紧张局面，你也认为习大大不会对台动武吗？”


建造第二强大海军？中国战略入误区


香港《端传媒》发表文章《全球海军竞争，中国战略思考的误区》，作者王俊评认为，当前的中国军事力量有很显著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在海空军。中国海军水面舰队相比上一个十年，实力可说有了飞跃的成长。这个势头当然不会就此停住，而且中国海军在行动上也逐渐远洋化。


文章认为，目前中国的近海防御战略，对于以攻势防御（积极防御）取得沿海某个范围内的有限制海权有所帮助，但如果要把美国排斥出东亚，非依靠西方海军战略理论，以战略攻势夺取中国海军军语所谓的“战略性制海权”不可。这也就要求中国的整体战略态势必须朝远洋进攻转变。但如此一来，首先很容易与中国长期以来宣扬和平崛起的国际政治宣传发生冲突，其次则是有落入日本在二战前力不足以霸全球，却足以推翻英美在亚太的地位，结果反遭多国联合围剿的危险。历史证明，除非像美国这样先天拥有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理优势，又在崛起时处于法、俄、德三国在东半球吸引英国注意力的极有利态势，否则建造世界第二强大的海军在大战略上毫无意义。


刘晓波案：中国舆论成功管控


香港《明报》发表传媒学者陈韬文文章《从刘晓波死讯看大陆社交媒体的管控》介绍，由于学者们有所预期及拿准时间，是以当刘晓波事件开展的同时可以进行实际的测试，从而取得可靠的数据，并写成网络报告。

文章说，根据几位哈佛大学教授的研究，大陆在社交媒体管控上主要不是采取屏蔽手段的，反而是冷淡对待批评的意见，集中利用“五毛党”大量发布有利于建制的言论，谈及多种不同的议题，从而冲淡、掩盖原来的舆论，改变网民的视点和关注的焦点。封闭式管控及灌水式管控并不互相排斥，可以是并行协作的。


文章说，从刘晓波个案可以看出，中共拥有非常发达的审查技术，“技术含金量”颇高，可以进行快速、大幅度、细致的审查。虽然有人可以翻墙打破信息封锁，但是人数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他们的辐射力也很有限，不
足为患。


史杰鹏案：中共整肃高校教师之风再起


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学者洪振快文章《“梁惠王”被解职，中共整肃高校教师之风再起》，指出近年来，由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态度，使得对言论的控制达到1980年代以来最严厉的程度。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选出新的最高领导人以前，尽管官方控制的媒体发表批评政府和中共的言论很谨慎，但在经济、社会等领域还是留有空间，而在网络自媒体如微博上，批评政府更是常见甚至往往是主流，粉丝众多的大V言论经常会给官方造成很大压力。


最近几年，中国官方针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也逐步升级。很多在大学、研究机构工作的知识分子，被单位领导告诫不得发布“错误言论”，否则将被开除、收回房子。北京师范大学开除史杰鹏，显示了官方对知识分子言论控制的决心。今年以来对邓相超、史杰鹏、李默海等人的处罚，表明在中共对政治、舆论控制越来越收紧的情况下，对揭示历史真相、说真话冲击中共宣传话语的知识分子的处罚力度正在加强。中国知识圈充满中共将实施类似1950年代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政策的猜疑。


林子健：香港警队已殁，法治已亡？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时评人李平文章《香港警队何在？香港法治何往？》，指出民主党成员林子健在旺角闹市怀疑被中国强力部门掳走、禁锢、施刑，是继铜锣湾书店李波、中国商人肖建华之后，第三宗中国强力部门跨境掳人公开事件，730万港人免于恐惧的自由一再受到侵犯。


香港民主党成员林子健被“跨境执法”



文章说，铜锣湾书店涉及出版揭露中共官员丑闻的书，肖建华涉及中共权贵的利益斗争，林子健则涉及替刘晓波好友向巴塞隆拿球会索取球星美斯签名，可见，党、国、权贵是一体的，只要你得罪了某位权贵，只要某个强力部门的领导认为你冒犯了他的权威，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到香港“执法”——以国家的名义执行家法私法，当香港法律不存在、当香港警队不存在。“这不只是关系到香港警队声誉的事件，更是关系到730万香港居民人身安全的事件，关系到香港法治何去何从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