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名下的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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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鸣

古代的刑事案件，地方官是可以用刑的。因为，所有案子，结案都需要口供，只要人犯不招，就得上刑。通常是打板子，即把人犯的裤子褪下，由皂吏拿着大杖一五一十地打，重一点的，用夹棍，夹在腿骨上，一用力，痛入骨髓。如果是女犯，则用拶子，夹手指。

这样的刑具，对付一般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些老江湖，或者硬汉，死活不招，这些刑具就无能为力了。所以，地方官和胥吏们，就会发明一些新的刑具，使得用刑更具有酷刑的意味。各个朝代，朝廷法定的刑具之外，额外加刑的刑具，五花八门，从传统的炮烙，到武周时代酷吏周兴烧红的大瓮，不一而足。明代则有滚钉板，剥皮，滚水浇身，清代有匣床和脑箍。

显然，由于审案的地方官的水平不一，侦查手段的简单，好多疑犯不肯招供，其实本身就是冤枉的。更何况，有些人，根本就可能是地方官或者吏役有意制造的冤案的受害者。然而，法外施法，施用法定刑具之外的酷刑，三木之下，屈打成招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了。但是为了增加结案率，免得考核不合格，地方官施用法外重刑的积极性，还是相当高的。

当然，这种酷刑，多少还是有点限制的。酷刑有被发现的可能，而且也有人犯熬刑不过死的可能。这样的事儿，皇帝和上司知道了，都是麻烦，遮掩不好，就可能丢官。但是，在皇帝名下的诏狱，这样的事儿，却稀松平常，无论怎么折腾，都没有事儿。换言之，皇帝名下的酷刑，就不算酷刑。

不能不说，这样的烂事，除去武周时期周兴来俊臣得志的一个短时间之外，明朝最多。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猜忌心大盛，对以往打天下的伙伴，一个都信不过。如果你不自己赶快死掉，那么，就会被卷入诏狱被折磨死。仅仅一个胡惟庸案，一个蓝玉案，就杀了五六万人，朝中为之一空。这样的诏狱，朱元璋不用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这三法司，直接用他的锦衣卫来办。使得原本一个禁卫军，变成了特务机关。这样的案子，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怀疑哪个，就直接抓，抓了就上刑，除了日常刑具之外，什么剥皮，抽肠，刺脑，一一都来。逼你招出同党，然后再抓来同党照样用刑，自然是越抓越多。你的口供，同时成为你有罪的最好证明。直到朱元璋觉得差不多了，才会收手。

这样的特务机关，到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那儿，进一步演变成了太监主掌的东厂，而后，又陆续添了西厂，内行厂，但以东厂最为常见，与锦衣卫合称厂卫。有明一朝，厂卫一直存在，凡是皇帝比较昏的时候，厂卫就嚣张。虽说像朱元璋时代那种运动似的诏狱是没有了，但中等规模的扫荡，却也时有所见。魏忠贤当家的时候，打击东林党人，一抓也是一串串的。其酷刑，是愈出愈奇。无论怎么折腾，朝廷法律管不了，司法机关不能过问，再怎么惨无人道，都是以皇帝之名干的，谁也管不了。

特务机关跟司法机关不一样，有众多的耳目，而且鼓励告密，哪怕告密者犯了十恶的天条，比如儿子告发老子，奴婢告发主人，都没有事儿。被告的人，照样被治罪。北京最为恐怖，哪怕是街头耳语，被人听到，照样剥你的皮。据《明史·魏忠贤传》，一次四人在密室饮酒，一人醉酒，大骂魏忠贤，其他三人不敢应声。突然有番役（东厂的临时工）突入，抓四人去见魏忠贤，魏忠贤当场把骂他的那个人剥了皮，剩下三人放了，吓得那三人差点疯了。

东西厂不仅有正式的太监员工，还有大批的临时工番役，这些人，大权在握，到处巧取豪夺，敲诈勒索。京师的商户，只要敢不给他们进贡的，或者进贡令他们不满意的，就以诏狱名义抓人刑人。到了魏忠贤时代，东厂的触觉，伸向了全国，所到之处，不惟鸡飞狗跳，而且最终是一片焦土。皇帝名义下的权力滥用，暗无天日，无法无天。最终呢，皇帝的天下，也跟着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