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怎样让孩子对性侵者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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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德国之声


  
   



                8月23日，社会工作者武嵘嵘给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写了一封信，讲述她收到香港大学硕士录取书后，户籍地山西省交城县的出入境主管部门拒绝为她办理换发港澳通行证，原因是她于2015年3月7日计划参加防治性骚扰的宣传活动。

因为这个计划，武嵘嵘和其他四位参与者被警方拘捕，造成震惊世界的“女权五姐妹”事件。在全球舆论压力之下，一个月之后，五位年轻女性以取保候审名义获释。如今取保候审期早已结束，案件已撤销，可是对于防治性骚扰倡导者的迫害仍在持续。

这封信公开以后，在中国社会波澜不惊。即便是两年前的事件，全球抗议声如潮涌，在中国也应者寥寥。

然而，11天前的8月12日，南京火车站候车室发生的一起性侵事件，却引发舆论轰动，群情激愤，直到性侵嫌犯被拘捕，讨论仍然在继续。这件事引发关注，部分原因在它的“黄色新闻”特性——疑似兄长的少女公然将手伸进女童的衣服内抚摸胸部，而旁边的父母视若无睹——但是我也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在真诚地关心性侵本身。

上面这两个现象同时发生，是社会的一种扭曲状态。打个比方：假如种植可可树的人被赶尽杀绝，人们对此保持沉默，甚至毫不关心，同时却为商店里没有巧克力卖而大惊小怪。比这更糟糕的是：商店里有巧克力卖。它们全都是假冒伪劣，甚至有毒食品，人们却吃得津津有味。尽管有时味道不太好，但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特色的巧克力。一个有尊严的东方民族，为什么一定要那些西方式的可可树呢？

这个比方可能也让某些人不舒服：谈个性侵犯也要影射政治？我想说，这不是影射，而是不可分割的事实。在一个禁止政治权利意识教育的社会，防治性侵犯往往是缘木求鱼。

性侵受害者数以千万计

性侵现象越严重的地方，往往也越难统计，因为那些地方性和性别观念往往比较保守，受害者难以启齿，家人和亲友也帮助隐瞒。尽管如此，已知的中国性侵统计足够触目惊心：2015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方向明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儿童遭受成年人以某种形式性侵害（包含不当碰触、猥亵、强奸等）的比例，女童约占9.5%，男童则占8%。照此推算，在中国，18岁以下曾遭性侵的受害者可能多达2500万人。《经济学人》引述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自2002年以来，受访者当中遭性侵却未曾告诉外人的比例，男性占60%，女性为68%，隐瞒性侵经验的人数显然比西方高很多。

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件令人怒火难已：单身老汉性侵大量留守女童，小学教师性侵学生，校长带女学生到酒店“开房”。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孤例。

防治性侵犯基于普世人权观念

防治性侵害是一项广泛的社会共识，却可能出自完全不同的性别观念。有人认为女人的贞操是一种财产，仅仅属于她（未来）的丈夫。贞操财产的守护者是女人自己，而社会应该帮助她打击那些财产侵犯者。事实证明，在这种观念盛行的社会，性骚扰和性侵犯对女人来说如同家常便饭。未婚女人如同无主财产，谁都可以碰一碰。已婚女人的丈夫也可能无力保护自己的财产，任随领主侵犯。更不用说，丈夫作为财产主人，对妻子可以随意处置。

现代文明中的防治性侵犯基于普世人权观念，人人生而平等，思想独立，身体自主，不得被侵犯和剥夺。德国从幼儿园开始，就教给孩子这样的权利意识。

中文网络广泛流传一句话，成为防治孩子遭受性侵犯的箴言，也被说成是西方国家人人必读的“学生守则”：“背心和短裤遮住的地方最重要，除了爸爸妈妈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作为一个生活在西方国家、关心儿童教育的专栏作者，我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学生守则”。即便有，我也认为没有足够的权利教育语境，它的误导作用显而易见：神秘化身体部位，迎合贞操观念。一份德国政府儿童保护部门组织编写的防治性侵的专家意见建议，孩子从小就应该知道，他/她的整个身体都属于他/她自己，只要她不愿意，包括父母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可以碰触。学会说“不”、随时随地说“不”是孩子自我保护的第一步。

中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很多时候是在教孩子“听话”：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长辈的话，听领导的话，听党的话。性侵犯八成以上发生在熟人之间，想一想“听话”教育将起什么作用？

“女权五姐妹”事件发生之后，很多同情者替她们喊冤：仅仅倡导一下防治性骚扰，也要遭到打压？且不说这些喊冤隐含着“假如她们上街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就活该被抓”，任何权利包括身体权利的唤醒，都会引发更多的权利主张，这一点当局无疑比喊冤者清醒。这就是为什么，在若干历史场景中，性和性别革命，都是民权运动和政治变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为了让孩子听党的话，要让他们在方方面面都学会听话。权利观念具有一致性：你在教孩子对权势者逆来顺受的时候，也就是在教他们对性侵者忍气吞声。

警察都在忙什么？

在德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和司法部门都会在儿童权利保护方面投入大量精力，组织专家调查研究，出台政策并进行宣传，也鼓励民间社会出谋划策，各司其职。中国的法官和警察都在忙什么？毫无疑问，他们在打压民间组织、抓捕异议人士、软禁政治犯家属方面投入的力量，远远大过保护儿童。我在中国曾经采访过妇女儿童拐卖案件，所知的情况是：不要说孩子被性侵，即便是失踪了，大多数时候，警方能做的事就是登记而已，连调看一下监控录像都不肯，因为“警力有限”。然而，假如有几个异议人士聚餐聊天，他们可以非常夸张地组织大量警察前往盘查阻止。

警力永远都是有限的，重点是何事优先。那些为儿童性侵案痛心疾首、大声呼吁的人们，也应该知道：每当一个异议人士被抄家，一个维权律师被拘捕，一个女权组织被取缔，都意味着又有多少儿童权利没有得到保护，多少性犯罪分子逃脱法网，多少丑恶污秽正在滋生。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你所贩卖的“背心短裤”箴言，可能就是在杀死可可树种植者之后的假巧克力。无论多么甜蜜，它都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