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什么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共和

阿行阿行

孙中山为什么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共和


孙中山有个四次让位的说法，一八九四年创建〝兴中会〞的时候，他让华侨刘详当了会长而不是他自己，因为刘祥要当，他就让刘祥，这是第一让。
第二让，他和香港辅仁文社的首领杨衢云结合，成立〝兴中会香港总部〞，准备发动广州起义，起义前决定好他作总指挥，成功以后他做PRESIDENT(总统)。可是起义发动的前一天晚上，刚分手的时候，杨衢云忽然跟他说〝我要当总统，起义成功了总统应该是我〞，孙文对他看看：〝那就是你了，你做总统一样啊，谁当不一样？〞就这样杨衢云就做了起义成功后的那个总统，虽然起义没有成功。
    第三让，他派日本人宫琦寅藏他们到香港把康有为接到日本，然后他带领的革命党想跟康有为改良派合作，他说：〝你们也是大清的犯人，我也是通缉犯，我要革命，你们要改良，我们有一点相同，那就是都希望在中国实行宪政，对吧？还是有一致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联合起来推翻满清，创建共和。〞梁启超跟孙讲他的老师是不能作第二位的，一定要做第一，你们猜孙中山怎么讲？他说：〝你是他学生，他是你老师，而你又是我朋友，当然他第一我第二嘛。〞了不起吧？这是三让。
第四次把总统让给袁世凯，那个时候，同僚们极力反对，是他为了国家和民族，让给了袁世凯，结果虽然袁世凯不讲什么民主与法制，还要做皇帝。最后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与其说是一个机构，不如说是一个平台，是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权活动人士为共同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而形成的更大的联系纽带，一起出钱出力，分工合作。
   
    杨建利说：“（我们）这些人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走到一起，因为大家平时合作就非常多，而且对这个法案都最关注，而且在推动这个法案的过程中都做出了贡献，这个法案一通过，大家自然地就走到一起，也就是怎么利用这个法案把我们的人权工作做得更好，这是唯一的一个共同目的。”
   
    他说，他们希望通过资料库的建立、以及通过在推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落实过程中与多个机构和国家的合作，能够形成促进中国人权问题改善的合力。
    真正的爱国者，人民的公仆，都是在为了一个国家统一、富强而努力，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没有实现民主社会制度却拿着为国家统一、富强做幌子，不论谁做中国的总统，我们应该与孙中山一样的胸怀，都能视其马首是瞻，只要实现民主制度，我们愿意做他旗下的普通公民。因为，铲除独裁，实现民主机制，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强盛，只有人民当家作主，才不会出现官僚腐败，民众受害的唯一保证。
在中共国内，那些权奸无不是拿着国家利益来说事，可又偏偏偷偷地往海外转移资产，民众在发展国民经济的进行中，都是被害者，而不是受益者，所以，中共国独有的访民群体，宗教群体，以及民主信仰群体，处处受到中共的打压与迫害，这些原本不该存在的问题，总是骚扰着社会发展的顺利进行。
而制造许多中共国问题的不是民众，而是贪官污吏，是这些背离民众利益的官僚买办于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做出了旷世的掠夺侵吞民脂民膏的坏事，是和谐社会的中共国无法和谐。
孙中山所推崇的共和，符合民众利益，符合世界潮流，就是因为他所处的年代，具有的群体精英，都是些自私自利的庸人，他们为了民主事业，昨天还是位英雄的壮士，今天有可能就是投机取巧的罪犯。而实现民主共和，又是孙中山先生的终极目标。谁背离它，谁就是国家和民众的敌人。谁就是违背时代潮流，必须灭亡。
孙中山确实退居过人后，但他却是历史中最伟大的人民总统，那些与他争高低的人，却成了我们淡忘的角色，而孙中山无法让我们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