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余先生与在泰国的柳女士

阿行阿行

大凡没有底线的人，他都会满世界找对手，会敌人，仿佛没有对手就咽不下饭，缺少敌人就睡不好觉，这种人喜欢斗，与世界斗，与人斗，甚至与所有的事物斗，仿佛所有人所有的物都与他有过节，否则的话，他就显示不到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不俗来。
余先生是一个网络名人，他之所以出名，不是他有多深奥的学问，而是具有与人恶斗的特性，特别是对那些风头浪尖上的人物，他都会怀疑他们的做法，不管是哪种立场，他都能挑出其中的毛病来，尽管他自己的说法有问题，也不足以警惕自己。而且中共历来就不讨厌他，要说他是特务，那未免高看了他，他是什么人？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
换而言之，你说这个物件是白的，他肯定能用黑的来证明你说的不对，如果同样是这个物件你说是黑的，他也会用白的来证实你的极端错误来。他是一个怀疑一切、推翻一切的网络文人，他的对手都是蒸蒸日上，或蒸蒸欲上的名士。
柳女士是什么人物？过去的不说，现在很积极地树敌，把与她作对的人想办法令其倒霉。说她是特务，没有证据，但特嫌是有的，因为她在泰国既然已经拿到了去它国的入门券，为什么还在泰国做事不走、反而总是攻击那些真正的并不影响她的生活的民主人士呢？难道泰国真的适合她拥有最美好的生活吗？

所以，没有特务的证据，却有特嫌的证据。当然，允许落难者在泰国做难民，就应该想到，中共这些鸟人，为了难民不至于形成过大的民主阵营，派些特务来，也太属于正常事。
一个聪明的人，不会理睬无知的帮凶，更不会与小人般同的见识。但具有大智慧的人，就不在于与什么人交往、做朋友，就往往被小人威胁，侵害，而真正大智慧的人又不屑于小人一般的见识，所以吃了亏也不在意。到是小人心态的人，还会得到了便宜沾沾自喜起来，并不觉得大智慧家哪里把他当成一回事？
角逐原本是人类文明与生存的原动力，恶斗才是共产党在19世纪以来的人类副产品，尽管共产党也在叫嚣和平，可他们的意思形态就不和平，他们需要用杀戮与抓捕震慑人民，用军事强大绑架、要挟国际社会。
凡是热爱恶斗的人，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是受共产党毒害过多，这种人不适合做朋友，更不能与其建立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因为这种人往往没有道德底线，他所信奉的就是如何采用非常规手段获取个人私利。
这种人，擅长于把幸福与快感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所以，余先生与柳女士的个人行为可以证明，基本就是一类人，不同的是余先生更有点名气——见过美国总统，乐意用知名人士做帮衬，柳女士就不是，刚来到泰国，就四处游说，意欲在她的把控下，使中共国难民在泰国的都到她的视线下，原本祥和的来泰国避难的访民、在野政客，却都疑神疑鬼，都成了出卖者的嫌疑。
为此，我们不难知道，柳女士来到泰国以后，不仅赖在泰国不走，还在起到撩拨离间的实际作用。也就证明了这个原本就在共产党体制中的人要么是特嫌，要么是受过共产党斗争理论的毒害过深。使她给自己定格在没有道德底线的位置上。——姜野飞、董光平就是栽在她的手里。这是避难在泰国的中共国的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
闵良臣在对共产党人的感悟中得到了这么一个结论：“这是一群下决心要摧毁其统治下一切他们不喜欢的事物包括不喜欢的人，也就是说，这个政权不能容忍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不喜欢的人，不管那个东西有多美，也不管那个人有多好，甚至也不论事实上对他们多么有利，只要他们不喜欢，就要破坏就要消灭，甚至是彻底消灭。
那么余先生与柳女士呢？他们的行为是否与中共有着千缕万绪的关联呢？不得而知，但在他们的实际行为里，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在帮助中共做一些中共乐意待见的事，所以中共警察在开导那些顽强对抗的民主英雄，总会拿余先生做楷模。至于柳女士，她还在用着一层面纱罩着自己。
要说他们别具一格地做民主人士，不如说是别具一格地帮助中共做中共需要的事准确些。不过，懂得与这样的人共局要小心被出卖以后，就应该有些防范之心，因为不论他们出于故意还是无意，对被出卖者都没有什么好处。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