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不会失败

阿行阿行

上个世纪中期，国共中原大战以国民党失败而告终，尽管如此，共产党在今天却已经丧失了国家权力多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只不过，我们还在一相情愿地认为邓家帮还是共产党的衣钵传人，甚至到了江帮办时期，还在认为共产党统治着中国大陆。仔细想想，仔细看看，共产党的以往信仰与以往的做法能是现在所能雷同的吗？虽然我们并不对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看好。直到今天，台北也好，我们民运也好，总不悟习家帮窃取了共产党的权利的不合法的更被孤立性，还在愚蠢地把毛泽东这个死了几十年的人翻来覆去的玷污又有什么实际的政治意义？
   当然，每当我们说到邪恶的流氓政权就出在独裁专制上时，大家都基本上能够认同，特别是我们拥有着十分被动的今天，或者是民主运动停滞不前之时，就只能对习帮办接承来的独裁政权耿耿于怀，又无可奈何，而且被迫躲在海外的又都是流氓独裁政权的受害者，在今天，即使想回到国内，接受习帮办的“基本和谐”原则，也不能够公正地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使我们不得不流亡在海外大多做蓝领，也使我们国内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得不到拯救、我们只能愧疚。
   我们也知道，现在的习帮办好景不会多长，他们的垂死挣扎已救不了他们自己，关键是我们民运体系所该做的就是在国内必须能有效的推波助澜，使我们的人能够看到点希望，使民众看到光明。可我们也知道，采用暴力在现实的今天还未免过早，尽管我们也知道暴力革命再所难免，然而我们更清楚邪恶势力的反扑是灭绝性的，所以，我们认为开始应该有合适的、合情的具体措施来改变我们的窘境，才是上上之策。再说，真正的暴力也不是我们能做得了的事，只要我们在大氛围里对胡帮办不合作，或能公开地表露出不满，就自会有人采取暴力。

   我们认为，网络上的民运宣传已经不够，在国内民众中的普遍宣传还尚欠力度，我们必须的有具体的可行的措施使国内的受害者能够响应我们，特别是能让那些现实中的受害者能积极向我们靠拢，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文化衫、或文化衣让更多的国人知道它的实际意义，让欲借助民力有所开拓的权力者看到浓烈的民主的气氛。而能做这样的衣服当然不只是一个人来做，也不是极少数人做，应该游说大家共同参与，又能使邪恶势力无处下口。
   我们与习帮办最后的决战已经在即，关键是我们必须的有点步骤，能够先唤醒那些具体受害者不再沉默，使他们都知道并能走出来积极地温和抗争，还能够在我们的正确引导下，利用自己的着装来增加更多的抗议气势，使我们的信仰者又有事可做，增强我们的凝聚力，多几个带头人，好让胡帮办看到社会的力量和民众的力量不能让他们在这样肆无忌惮的时候确实已经来到了，这样才更能扭转我们弱势地位。
    在拜读刘国凯先生“就民运经济资助问题与国内某党部主任讨论书(书信节录)”里
   的关于“经济支持”问题时，看到了刘国凯先生着重、坦率地谈论了我们民运体系并得不到海内外经济实体或某个政府的支持，这是因为外国政府是不会因为中国民主不民主去得罪北京流氓帮办，而且他们选择的当然是有利于自己国家的方针政策，而不是利于中华民族的方针政策，这很正常，因为现实中还有着最实际的游戏规则，谁去违背它谁将付出更多的成本或利益，特别是“各扫门前雪”本来就没有什么错，我们没有权力让人家也来帮助我们，问题是，我们自己“门前的雪”我们自己必须学会或者能清扫才更实际，才能得到惟利是图的人的合作与支持。
   我们在海外多年，当然，我初到海外，没有大家的更多的感受，可我在更多的了解中，也知道了我们为什么没有某个财团支持，或者没有华侨为了我们民族来支持，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有人在破坏，而且破坏的手段也相当有效，一方面，其实我们自己也不太争气，总是把自己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或者是没有高瞻远瞩的胸怀，试想，要是我们个人有了财力，愿意支持目光短浅、又为己而战的人吗？所以，我们应该检讨我们自己是否有错再说，不要对无人支援而悲哀。
   刘国凯先生还有个歇后语，那就是一旦国内出现变化，也即“中国民主一旦有突破性发展，一夜之间将会出现成百上千的政党组织。而只有象中国社会民主党这样有系统成熟理念，并及早作了组织铺垫的才能成为大格局，其它许多都要沦为政治泡沫。但是，在那个时候民主党也确实需要有启动资金，使各地党部有能力在第一时间亮出旗号，以召唤各路朋友汇聚。可以预见的是，第一波资金也需要我们自己筹集。到那时，我会立即将我市值60-70万美元的住房卖掉，带回中国用于第一波使用（刘国凯语）”。
   所谓的第一波资金，应该是现在而不是群雄崛起之时，现在你能在国内暗地运筹，才是你明智的举措。也可以说，国内就是缺少第一波资金而不能形成大趋，不是缺少人，特别是在国内群体无所着落的时候，有谁拿出第一波资金来又能用在“刀刃”上，才能说是个实干家，大政治家，并具有高瞻远瞩的胸怀，而等到都起来了已为人后了，未免是“下山摘桃子”的手段，这样的“好事”谁都会做，但谁能“种树”我们看才是个最实际的问题。
   在海外，我们几个人与各个阶层的人们交流，真的没有看到一个有刘邦心胸的人值得我们去辅佐，更不要说有孙中山的大气魄了，这样下去，我们还有什么高看海外的同仁能够带领我们披荆斩棘？可想，在我们的民运体系中，这样大气的心态也没有，怎么能与武装到牙齿的胡帮办以较高下呢？也是说，我们不能把“摘桃子”看得有多光彩，应该把会“种树”的能力看成高人一筹，才是大家的胸怀。
   我们几个，之所以不愿意轻易拜倒谁的门下，并不是我们不愿意高看我们的同仁，或我们所谓的民运领袖，而是你不管是谁想做领袖你就得具有领袖的心魄，能够多少为国内壮士化缘，使国内同仁能够为我们民运体系在国内做几个桥头堡，即使再少，你只要努力了，我们就能高看你，再者就是你能接受国内的不同的政治建议，使我们都能走得更准。
   所以，我们想到了募捐不是从我们的体系外边开始，而是从我们自身开始，并告诉大家，你若想得到“桃子”，你就得帮助我们来“种树”，哪怕是你端了“一盆水”，或撒了“一锹土”，我们也不会小看你，甚至还会捧你拜你。问题是你的困难是有，但国内的同仁难道没有困难吗？他们拿出自己的一切，甚至是冒着失去自由的风险，比我们海外做事要难得多，危险得多，关键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的指导，使他们走得非常正确就够了，而我们海内外的思想者，谁能确切地做到这一点呢？
   并且，我们一边讨厌别人势利眼，而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这样呢？是的，“中国人本身就具有喜于锦上添花，吝于雪中送炭的习性。对于行情看涨者，许多人都乐于给予，对于行情看迭者则掉头而去（刘国凯语）”。而我们能比这做得更好吗？这个问题，不是别人怎么的问题，首先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做不到的，就别想别人去做到的问题，才更好一点。
   要我们看，中原决战虽已在即，但这已经不是国共决战，而是正与邪的大决战时刻，眼下习帮办面临的敌人不仅是我们民运人士，他们将面临全体民众的共同绞杀，这样的条件下，只要我们走的准确，打败它，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