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余英时教授随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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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



左起：余英时、陈淑平、高皋、严家祺，2017年9月2日。

一九八九年“六四”后，吾尔开希、李录和我最早到了法国，陈一咨、苏晓康等许多人相继到了法国。“爱丽丝”协会（A.L.I.C.E）是“与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联系协会”的简称。协会的法国朋友对我们这些流亡者有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不久，我接到余英时教授的信，请我去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在吾尔开希、李录、陈一咨、苏晓康等许多人离开法国到美国后，我向“爱丽丝”协会（A.L.I.C.E）表示，我希望去普林斯顿。协会的玛赫雅娜劝阻了我。她说，法国把你们从香港接到巴黎，这么多人都去了美国，你就不要去了。这样，我留在了法国。

“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

刘宾雁、苏晓康、柴玲、陈一咨、孔捷生、陈奎德、阮铭、远志明、张郎郎、张伯笠、程晓农、白梦等很多人，在余英时帮助下，在普林斯顿定居下来，成立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刘宾雁、陈奎德先后担任主席。

冯胜平是余英时的学生，他一直住在普林斯顿。今年八月下旬，我与冯胜平谈起了余英时，他告诉我，一九八九年他放下学业，全力投入抗议“六四大屠杀”的运动，与余英时的推动分不开。冯胜平说，余英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喜欢蒋介石。余英时在谈到民国军阀混战时曾引用胡适的一句诗：“冯来蒋去一窝猪”。这里“冯”和“蒋”指的是冯玉祥和蒋介石。

我对冯胜平说，我从未到过普林斯顿，也没有与余英时有过一次坐下来、稍长时间的谈话，我总希望能够拜访他，感谢他一九八九年最早邀请我去普林斯顿。对我来说，普林斯顿与爱因斯坦联在一起，我学数学物理出身，五十多年前学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至今都能够一步步介绍相对论的基本原理。爱因斯坦是我心目中科学的象征。我也希望能够踏上这位科学巨人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于是，冯胜平与余英时联系，约好九月份去他家。

从我家到普林斯顿约两百英里。九月二日一早八时，余教授的友人夫妇就来到我家，由我开车，与我妻子高皋同乘一辆车前往普林斯顿。因为是星期六，九十五号高速公路畅行无阻，很多时间车速达七十五英里（相当于一百二十公里），三个半小时就到了普林斯顿。

一九八八年，我从北京到美国访问，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请我吃晚餐，我们谈了许多话，三十年过去了，谈话内容几乎全部忘记了，但就记住邹谠太太一句话。她说，为了这顿晚餐，她从早到晚睡了一天，这样她才有精神在晚餐时聊天。当时邹谠七十岁，他太太大概还不到七十岁。余英时夫妇现在的年岁比当时邹谠夫妇大了许多，我想，与余先生的谈话时间不能长，否则会影响他和他夫人的休息。但事实上，八十七岁的余英时教授，不仅头脑清晰，而且身体比大多数人同龄人都好得多。余太太陈淑平对他的精心照顾陪伴，这大概是余英时身体保持健康最为重要的因素。

余英时曾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担任过香港新亚书院校长、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由于他杰出的成就，二〇〇六年获得有“人文学科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Kluge Prize）。余英时兴趣广泛，研究范围纵横三千年中国思想史，是一位“追求纯粹的学人”。他的名言是“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尽管我长期研究政治学，第一次拜访余教授，我们谈话的内容并不是政治。我们谈往事、经历，回忆共同的朋友。余教授谈到他对刘宾雁、陈一咨的看法，我则讲了我对在北京干面胡同同住一栋楼的金岳霖、钱钟书，以及我对胡绳、李泽厚等人的印象。

天道和人情

作为当代儒学思想家，余英时对孔子有精湛的研究。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天道”。余英时二〇一四年出版的《论天人之际》一书，是一本严谨的中外比较思想史著作。长期以来，由于受自然科学训练的影响，我一听“天道”二字，就退避三舍，因为它使我联想起中国古代哲学用日月星辰天体运行来推测人事政治的学说。只是在读余英时文章后，我才认识到，“天道”确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孔子强调任何人——无论是天子还是小民——都不能违反“天道”。中国历史三千年治乱循环、王朝更迭，皆是因为帝王有逆“天道”，而改朝换代的枭雄们之所以屡屡成功，也是因为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

余英时的著作充满理性，但他的为人真挚热情。与余先生交谈，深感到人性的涌动和关怀。苏晓康一家出车祸后，余英时太太陈淑平不仅打电话问候，每周两次坐火车再叫计程车，到医院看望晓康的妻子傅莉。弗吉尼亚州有一家烤鸭店老板，也是夏威夷历史专家和政论家，由于敬仰余英时，请人把刚做好的烤鸭跨州送到普林斯顿余英时家里。余英时过去是不接受这种馈赠的，他现在年近九十，对这种“人情”欣然接受，而且余英时不仅讲“天道”，又谈“人情”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苏晓康对我说，西方文化讲“法治”而少“人情”，中国文化既讲“天道”又重“人情”，正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中国的问题是，“人情”进入官场泛滥成灾，“法治”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现在什么思想都没有多少影响

谈话时，我与余英时先生提到中国目前虽然舆论受到压制，但各种思潮如泉水涌现、汹涌澎湃，而且，全世界也新思潮到处出现。想不到余英时教授说，过去，一种思想的出现，会引起广泛关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思想都没有多少影响。

二千五百年前，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出现过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时代出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那个时代为轴心时代。余英时在《论天人之际》一书中，探讨了中国古代思想起源。余英时借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突破”概念，对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了比较分析。孔子的出现就是中国轴心时代的突破。从普林斯顿回到家中后，我突然意识到，余英时所说的“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思想都没有多少影响”，也许就是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式微的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思想大混乱”时代。在此之后，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就像二千五百年前那样，将涌现出大批足以影响长远未来的伟大思想家。

但丁在《神曲》中写道，我走过人生的一半旅程，却又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中。这正是当代人类的写照。环顾全球，每一种文明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名存实亡，资本的急速成长、两极分化的加剧，使传统儒家的“均贫富”思想不断抬头；在“与世界接轨”的幌子下，中国金融资本大肆扩张，国民财富不断转移国外。与此同时，帝制思想披上了新的外衣，在暗中滋生蔓延。在东正教的土地上，西方民主变成了俄罗斯“二人转”，普京也在做他的“沙皇梦”。在欧美，金融资本的发展正在改变着旧有的工业资本主义，金融成为财富掠夺和财富转移的合法工具，民主的Vetocracy 使国家行为陷入困境。在中东，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之间的“文明冲突”不断加剧，恐怖主义盛行，至今看不到解决的途径。

未来有没有新的轴心时代？没有人知道。返程中由余先生的友人开车。我们离开普林斯顿时，开始下起小雨。在费城迎来了暴风骤雨，车窗外白茫茫一片，只能看清快车道的黄线。这好比大变革时代的“思想大混乱”。穿越暴风雨，我们回到马里兰，天变晴朗了。

新轴心时代

回到家中，重读《机器人革命》并回忆余英时的讲话，我突发奇想：二十一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将进入机器人时代。看起来机器人时代就是人类下一个“新轴心时代”。

机器人的普及也将造成人类思想和观念的大革命，暴风雨过后，就是阳光灿烂的世界。在机器人时代，化石燃料以外的能源是无限的，太阳能和地幔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时，资本无需依靠人的体力劳动来创造，人类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由于经济活动中“消费环节”不能由机器人替代，而只有人类本身才能从事，到高度智能化和高度机器人时代，“设计创造”和“消费享受”成了全人类两个最伟大的经济目标。社会也随之按“人生目标”分化为三大阶级——创造阶级、享乐阶级和管理阶级。

创造阶级创造各种精神产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新产品设计方案、新文化艺术产品、新的娱乐和享受方式的设计等，享乐阶级无须从事任何劳动，他们的存在就是从事学习、娱乐和享受，但每个人的收入受到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管理阶级从事企业管理以及行业、城市、社区、社会管理。介于这三大阶级之间还有一些持有其他人生目标的中间阶级和其他次要阶级。在“新轴心时代”，人口可以全球自由流动，崇山峻岭和江湖海洋都成为人类的“适居地”，社区的作用将远比国家更为重要。



左起：冯胜平、余英时、严家祺

（写于201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