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民权血泪史启示

FRANKSTON

台湾观众看完韩片《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把光州事件类比为二二八；再看新书《狱中十九年》，当明白片中抗争者为何被称为"共产鬼子"。

　　以一九八零年"光州事件"为背景的韩国电影《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港译《逆权司机》）在台热映，票房已经突破新台币千万元（折合约三十三万美元）。电影讲述一名首尔计程车司机为了赚取高额报酬，载着德国记者突破重围，前往光州实地采访抗争运动，从而捲起袖管走进对抗镇压部队的行列。

历史题材的电影能在商业逻辑的主流市场中异军突起，甚至在反韩情绪弥漫的台湾社会赚取观众热泪，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首先电影跳脱出好莱坞习以为常的救世英雄框架，以计程车司机的市井小民视角，去诠释光州另一群市井小民风起云涌的行动。其中一幕是车子停在红灯前面，计程车司机陷入天人交战——要拿着已经赚入口袋的车资，回到首尔与女儿享受天伦之乐？还是驶回光州完成载客使命，并与同胞揭竿而起？这个选择难题无疑让观众感同身受。而不断在电影中出现的元素"鞋子"——散落在镇压现场受难者的鞋子、主角替抗争青年遗体穿回掉在一旁的鞋子，以及买给成长中女儿的新鞋，无不在召唤观众生命经验里最为素朴的情感。
　　另一个方面则是电影将历史事件巧妙地融入进当代的民主与人权叙事之中，军事独裁与人民反抗的二元张力不断撞击着观众对于历史的认识与想像，彷彿置身于一九八零年的光州。正因如此，许多看完电影的台湾观众纷纷把光州事件类比为"二二八"事件，并得出民主得之不易等等的结论。在普世价值的认知之下，"民主"与"反共"被划上等号，但是同感、同情影片中抗争者的观众，却又要如何去理解杀红眼的军人挥舞着棍棒，口中愤怒地咒骂抗争者为"共产鬼子"？

　　电影毕竟不是史书，《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确实难以向韩国以外的观众交代清楚"共产鬼子"的意义。就在电影热播之际，台湾人间出版社推出了韩国政治犯徐胜的回忆录《狱中十九年》，于台北纪州庵文学森林举办了新书发表暨座谈会。除了作者徐胜外，还有投入韩国历史正义运动的宋基寅神父、以光州抗争为主题的版画家洪成潭等人与会。

　　徐胜的遭遇，可以说明《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片中镇压部队为何称抗争者为"共产鬼子"。现为日本立命馆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的徐胜是出生在日本的韩侨，大学毕业后回到韩国；一九七一年在首尔即将担任助教前夕，与胞弟徐俊植被韩国陆军保安司令部指控为北朝鲜间谍网首要分子。徐胜一审被判死刑，审讯期间自焚昏迷一个多月，后改判无期徒刑。

　　《狱中十九年》书中，徐胜强调了他"在民族分裂夹缝中被囚，徘徊在生死边缘"，最大的主因在于一九四五年后南北朝鲜分裂，李承晚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其后的朴正熙、全斗焕一脉相承，在美国的保护之下，透过各种情报机关举起"反共"大旗，做为"打倒政敌将独裁和永久执政正当化的最佳武器"。一九八零年代韩国民主化浪潮最为激烈的期间，徐胜在狱中同样艰苦地进行着拒绝转向的思想斗争。回顾这段经历，他认为现在的韩国并不算是完全的民主化，南北韩的分断将历史矛盾延续至今，《国家保安法》尚未废除，说明了人民的处境并没有转变。

　　解读朝鲜与台海两岸

　　《狱中十九年》译者臧汝兴称徐胜是"最了解台湾的韩国人"，原因在于徐胜以历史的视野来解读朝鲜与台海两岸的民族分裂与分断体制，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本质。由此回过头来看光州事件，按韩国历史学家姜万吉的研究，全斗焕是在美国的授意之下出兵镇压，一方面使得全斗焕政权跃上枱面，另一方面则扩大了韩国民间的反美运动，民主化与民族统一运动也进一步合流取得进展。因此，韩国的民主是在西方强权插手所导致的分断局面中，痛苦却坚强地争取而来的。

　　台湾系狱时间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经由徐胜兄弟的境遇，总结出韩国的民运基本是大众路线而非精英主义，《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将此一特点表露无疑。台湾工运现场耳熟能详的《劳动者战歌》就是改编自《光州抗暴纪念歌》，东亚人民的命运就这样联系了起来。看过《我》片的观众不妨再阅读徐胜献给台湾年轻人的《狱中十九年》，应能从书中得到启发，对于历史不再麻木，有所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