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加班四天后猝死 一个女工的最后7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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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加班四天后猝死　一个女工的最后72小时   　　张大渊很慌，他选择一条小路来骑行单车，从而避开城市边缘依然喧嚣的车流和不断变换的红绿灯，并以40分钟的时间穿越了10公里路途。

　　然而，还是晚了。他所能见到的是体温趋于冰冷的妻子。

　　在经历了工厂连续四天的加班之后，30岁的四川籍女工何春梅，突然陷入昏迷，继而死在了医院的抢救室里。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人民医院出具的何春梅死亡医学证明显示为:猝死(呼吸、心跳骤停)。
　　

　　广东省总工会今年初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珠三角76.3％的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水平处于1000元以下，1001－1500元占17.5％，501－1000元占63.2％，500元以下占13.2％。而他们的生活成本却达到每月500元左右

　　调查表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13.2％的进城务工人员入不敷出，63.2％的人没能攒下多少钱。52.4％的进城务工人员每天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而为了挣钱，他们只能靠加班。

　　早晨，连续工作24小时之后

　　10月27日早上6点半到28日早上6点半，除了吃饭，铧鑫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工人们一直在工作。52800只工艺动物制品要在下午前全部完工出货，为准时完成这个订单，从24日厂里就开始加班了。

　　28日早上6点半，工人们获准去吃饭，由于厂里准备的早餐不够，他们只好急匆匆到厂外去买早饭。何春梅的弟弟、铧鑫厂装配车间小组长何茂君觉得累，他把身上带的50元钱给了一位工友，请他帮着买些早饭回来。

　　何茂君下楼，他看到工人们急急忙忙吃着东西从厂外往回走。早饭之后，还要接着工作。在楼梯上，何遇到了工友张祖军。张拿着一包方便面，准备充作早饭。张告诉何茂君，他在路上看到何春梅抱着一根电线杆，精神很差，好像要晕倒。

　　何茂君急忙往厂外跑，很快就看到姐姐倚着路边的一根电线杆，头歪向一边。“她眼睛向下，脸色苍白。”何茂君回忆说。

　　何茂君很着急，忙扶住姐姐，但他当时并没有将姐姐的症状跟死亡连接在一起。厂里以前也有过工人晕倒，趴在桌上休息一下就好了。

　　但他一个人扶不住姐姐，她已经晕过去了。何茂君喊一个路过的女工友来帮忙，女工也扶不住何春梅。何茂君背起姐姐，往三百米外的石井人民医院跑去。

　　何茂君觉得姐姐很沉，后来他分析也可能是连续加班自己体力太差的缘故，跑了一小段路后他背不动了，忙拦了辆摩托，将姐姐送进医院。

　　何把姐姐抱到急诊科抢救室，医生对何春梅进行病情询问，何春梅都没有应声。“病人入院时反应迟钝，肢体感觉比较差。”这位值班医生后来向记者介绍说。当时何茂君大声重复两遍医生的问题，何春梅才含糊地应答。这一问一答，也是姐弟俩最后一次对话。

　　书写于28日早上7点的何春梅的病历显示:20分钟前突然晕倒，伴头痛；几天睡眠不足、精神极差、嗜睡状态，双瞳孔等大等圆。

　　医生曾建议何春梅做CT进行脑部检查，但被她拒绝。据该医院收费处介绍，做脑部CT检查要花费300元。

　　何春梅被安排在急诊科输液，以便观察。其间何茂君跑出去打电话给妻子及亲友，并要求厂里来人。不久，铧鑫厂有关人员到医院办理了何春梅的相关手续。

　　何茂君坐在急诊科走廊里，“当时头昏沉沉的，很想睡觉”，他确实不由自主打起盹来，迷糊了有二三十分钟。此前，他两次去看姐姐的状况，只觉得她脸色依然苍白，但“鼻子那儿气息有进有出，就像睡着了一样”。

　　三天只睡了不到六小时

　　从10月25日起，何琳听到姐姐越来越沉重和频繁地抱怨太累。

　　铧鑫厂的多位工人确认了10月24日－27日的工作时间安排:24日:早7时－晚11时；25日:早6时－26日凌晨1时；26日:早上6时－27日凌晨2时；27日:早6时－28日早6时半。在工作期间，他们有半小时的早饭、晚饭和宵夜时间，中饭时间是一小时。

　　何茂君说，后三天里的睡觉时间加起来，还不到6小时。姐姐的睡眠时间与他基本相同。

　　26日这天，何春梅、何茂君姐弟二人是凌晨一点半到家的，何春梅叫醒了妹妹何琳，让她给哥哥何茂君做面条吃。这做法有些反常，因为何春梅一向独揽所有的家务，是公认的“勤快”。何琳听到姐姐说“很累”，但她看到姐姐精神还算好。何春梅抓紧时间冲凉并像以往那样冲凉后把衣服洗好了。

　　何春梅是两点多一点睡下的，她很快就睡着了。何琳只听到她说了一句“五点钟就要起床”。

　　以往，何琳一个人睡在客厅。这个19岁的姑娘与姐姐、姐夫在石井新庄合租了这套一房一厅的住房，180元/月。由于哥哥的忽然造访，出租屋显得更加局促。何琳与姐姐睡在了卧室，哥哥与姐夫睡在了客厅里。何茂君的住处离铧鑫厂很远，骑车要二十多分钟，为了应对加班和安全，何茂君挤在了姐姐家睡。

　　何琳5点10分左右醒了，她叫姐姐起床。何春梅醒后希望能再睡一会儿，她说:“太累了，反正是计件工资，再多睡一会吧。”但到了5点半，她还是跟丈夫和弟弟一起出门上班去了。

　　26日铧鑫厂的工作始于早晨6点，一直延续到27日凌晨2时。姐姐、哥哥两点钟回到家时，何琳早已睡下。何茂君洗了把脸，没有吃宵夜就赶紧睡了。何春梅仍坚持冲了凉，但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冲凉之后就把衣服洗出来，她对何琳说:“太累了，你帮我把衣服洗了吧。”何春梅还吃了点东西，其间何琳又听到姐姐说“太累，手又痛”。

　　与前一天的情形相较，何琳深切地感到姐姐的劳累正一层层沉重地积累下来，这使得她的抱怨越来越多地夹杂着叹息。何春梅在入睡前，喃喃地对何琳说:今天也要5点起床，一直要上到28号下午出货，这么长时间，好难过啊。手很痛。

　　弟媳田晓梅用“贤淑”来形容何春梅:“我们在一起时，她从来不让我做饭，张大渊的衣服也全是她洗的。那两天她连自己的衣服都不洗了，一定是累得不行了。”

　　10月28日早上5点半，何琳听到姐姐、姐夫和哥哥一起出门上班。她听到姐姐问哥哥:“手很痛，车间有没有胶布把手指包一下？”这成了她听到姐姐说的最后一句话。

　　初中毕业的何琳16岁出来打工，先在广东清远，今年2月份姐姐何春梅到广州石井街打工后，她也来到了这里。何琳幸运地进了一家劳动纪律执行较好的鞋厂做工。她进这个厂半年来，最长只加过两个五小时的班，加班通常是两小时。她的底薪687元，每月的收入加起来1300元。加班时工资按150％拿，周六周日加班则拿双工资。但这个厂对工人有着严格的年龄限制，只招收19－23岁的年轻人。小学毕业、已经30岁的何春梅无缘进入这样的工厂。

　　在广州石井，这样的工厂并不多。石井街道办事处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负责人姚永军将之归功于国外订货方的“社会责任认证”，即媒体通常所说的“人权检查”。只有通过了这样的人权检查，厂家才有可能在下一年从国外拿到更大的订单，保持较高的利润。

　　打工多年的何茂君则对人权检查甚是不屑，他说那都是做假。

　　根据去年全国经济普查的数字，面积五平方公里多的石井街道共有各类企业及个体工商户8000 多家，姚永军说，根据下面报上来的数字，企业有五六百家，但实际情况可能要高于这个数字。同是经济普查的数字，整个广州白云区的企业及个体户有五万多家。白云区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该区受工资监控的企业就有5000多家。在这些企业中，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在辛苦工作。去年，整个广东的外来工数量已经超过1300万，全省劳动力有1/3是外来工。

　　加班、加班

　　27日早上6点开始的工作，将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6点半。何茂君这个过程中一直觉得头昏昏沉沉的，浑身没有力。他是装配车间的组长，要不停地巡视，并把工友所需的物品及时配齐，还要不时帮其他人一把。实在撑不住打瞌睡时，他就到厕所里抽支烟提提神。

　　何茂君来广东打工的时间长于姐姐，到姐姐猝死时他已经在广东工作了9年。他原来在铧鑫厂老板开的另一家厂打工，2003年前后来到石井。

　　这是他打工经历中第二次如此高强度的加班。目前有300余名工人的铧鑫厂10月底准备迁厂，搬往离城市更远、地价低一些的白云区江高镇大龙头村。但这批货品的外购配件10月24日才到位，而厂里要在28日完成这个订单。52800个玻璃工艺品分六个品种，有老虎、熊等动物造型，每种8800个。这些工艺品做成要经过制模、成型、研修、装配、彩绘等八个环节。

　　27日到28日，铧鑫厂的厂长也没睡觉，他不停地在车间里走动，不停地翻看进度表，他多次催促何茂君要加快速度。其间他对工人们说，做完这批活一定放大家两天假，让大家好好休息一下——但疲倦的何春梅等不到这一天了。

　　何春梅所在的装配车间有17名工人。装配车间的工作是将配件组装在一起，使产品成型。装配车间人手不够，从26日起，研修车间就过来了11个人帮忙，到28日凌晨，彩绘车间的很多人也过来了。

　　在加班期间，姐弟两个并没有过多的言语，何茂君看不到姐姐有什么异样，她总是埋头干活，或向组长要一些材料。何茂君只记得28日凌晨这段时间，何春梅几次向他要“快干”(一种胶)。

　　37岁、在铧鑫厂工作了四年的吴素兰也来自四川，她从研修车间过来帮忙，与何春梅分到一组(三名工人一组)，两人的工作台紧挨着。26日这天，她们的小组一共完成了6000件。吴说不清这次加班能给自己带来多少钱。

　　28日上午何春梅猝死后，吴素兰一时间不相信这是真的。整个加班的几天中，吴素兰也没有觉察到何春梅有什么异样，两个专心工作的女人没有心思作过多的交流。

　　27日晚上吃过宵夜后，吴问:“看你有点头晕的样子，是不是想打瞌睡？”何春梅说:“几天几夜没休息，有一点点累。”

　　在27日到28日的工作中，吴注意到何春梅用胶布把左手的拇指和食指缠了起来，何习惯用左手做主要工作，她跟吴说“手很痛”。

　　28日早上6点半，何春梅拉吴素兰一起去吃早饭，她看起来精神还好。吴说过会儿再去，何就一个人先去吃饭了。不久，她晕倒在厂外的一根电线杆旁边。

　　自打26日加班，吴素兰也觉得很累，但在她看来，加班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不累就赚不到钱”，多做一些才能赚到钱。

　　“只要睡眠充足，工人们是乐意加班多做工多赚些钱的。”长期与企业工人打交道的姚永军说，不只是石井，整个珠三角、长三角，只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有超时加班的现象，只是每个企业程度不同而已。

　　9月22日，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公开对省内20家“血汗工厂”进行谴责。这些企业普遍存在严重超时加班、恶意拖欠工资以及雇用不满16岁的童工等违反《劳动法》的现象。

　　按照《劳动法》规定，企业每天加班一般不超过一小时，特殊情况不能超过三小时。一个月累计不能超过三十六小时。“但企业存在着淡旺季的问题，所以，国家又规定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劳动部门申请综合计算工时。”姚永军说。

　　据广东省有关部门的一次调查:92％以上的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班，其中近七成企业每周加班超过10小时，个别企业每周加班多达28小时。

　　广东省总工会今年初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珠三角76.3％的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水平处于 1000元以下，1001－1500元占17.5％，501－1000元占63.2％，500元以下占13.2％。而他们的生活成本却达到每月500元左右。广东各地仍然有相当部分进城务工人员游离于社会保险的“安全网”之外。

　　调查表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13.2％的进城务工人员入不敷出，63.2％的人没能攒下多少钱。52.4％的进城务工人员每天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而为了挣钱，他们只能靠加班。

　　何春梅猝死事件，引起广州市、白云区劳动部门的重视。10月31日，白云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及石井街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人员到铧鑫厂进行了调查。据透露，调查过程中厂方负责人即承认了超时加班。

　　事实上，加班期间何春梅并没有向厂里请假以缓解极端的疲惫，一方面是厂里赶活期间很难请下来假，同时，正如何的家人所说，她一心想多挣点钱。

　　厂里实行计件工资后，何春梅每月的收入从原来的八百元上升到大致千元。

　　然而，何春梅努力而执著地想改善家庭生活的愿望在她30岁这年的一个早晨，戛然而止。

　　大巴山深处的打工者

　　从广州坐火车，经过30个小时的运行之后，会到达四川达州，转车到南充营山县，向大巴山深处进发，天气好的话，坐5个小时的汽车，可抵达柏林乡。再走四公里崎岖山路，就到了张大渊、何春梅的家——长滩村。

　　顺着这条路继续向深山前行，再过四公里，是何春梅的娘家——垅坪村。如果下雨，陆路即告断绝，坐船从柏林乡到垅坪村，要两小时。垅坪村与马鞍镇接壤，后者属国家级贫困县仪陇，那里也是朱德的故乡。

　　何春梅的姑父杨继强说，回一趟家要花费300元钱，他一年回家三次与妻子团聚。杨是电焊工，有技术，收入好的话每月能拿到2000元钱。而何春梅的堂兄何茂林为了多攒些钱则两三年才回家一次。

　　大巴山深处的柏林乡算得上山水如画，但它却没有足够的资源使这里的人过上富裕的生活。这里的农民通常种植稻谷、小麦及油菜籽。张大渊说，如果不出来打工，他一家人农业收入获纯利仅千元左右。

　　张大渊的父母带着两个孙子在老家生活，两位老人只能耕作房屋近处的地，以保证全年的口粮。长滩村村支书张大聪说，由于劳动力大多外出，村里老的老小的小，长滩村有40％的土地撂荒。长滩村不多的953亩地零散分布在大山深处。

　　营山县有穷有富，据去年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公报显示，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289元。

　　1994年正月里，何春梅嫁到了张大渊家。随后两人就来到广州打工。张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即出来打工，在新疆的脱水厂烤过洋葱片，在四川凉山州伐过木头。垅坪村的一个村民在广州石井承包工程，张到广州之后就在他的工地上做捆扎工，何春梅的堂兄和姑父也都在这个工地上工作。他们一天的工作通常要从早上干到晚上10点半。

　　何、张两家的亲戚在广州打工的有十三四人，在整个广东，打工的亲戚有四十余人。张大聪介绍说，该村有1380口人，出来打工的有600余人，而人口900余人的垅坪村，出来打工者也占到五六百。整个柏林乡14000人口，大致有5000人在外打工。四川是中国农民外出打工最多的省份，全中国进城的农民工则达1.5亿。据估算，外来工对广东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5％。同时，近10年来，在广东的外来工将2000亿元收入带回家乡。

　　去年10月间，张大渊、何春梅用这几年攒下来的一万元钱盖起了五间新房子，这使家中原本拥挤的居住条件得以改善。虽然由于交通所限，砖块无法运进来，这些新房仍是泥土墙，但何春梅仍把盖新房视作近几年来家中最大的一件喜事。

　　然而令何最头疼的支出并非建房，而是两个儿子的教育费用。村里没有学校，儿子们寄宿在乡里小学，他们一年的花费下来就是9000元。夫妻两人每月的收入加起来2000元上下，但节余大部分投入到儿子的教育中。

　　这使得张大渊夫妇的生活总是紧巴巴的，何春梅经常劝丈夫不要多花钱。张偶尔喝点酒，那是从家乡带来的自酿小麦酒，50多度，由于加了蜂蜜和红糖，入口有着辛辣及深沉的甜腻。

　　来广州几年，他们没有到广州城里玩过，经常的社交活动是到也在石井打工的张大渊的妹妹家去串串门。去年暑假，他们的大儿子到广州来玩，一家人终于去了一次越秀公园。在几经盘算之后，何春梅终究没带儿子去划游船，这使得10岁的男孩很不满地嘟囔: 真遗憾，来一趟广州连船都不让玩。

　　在10月28日之前，何春梅夫妇对于自己的打工生活有一个遥望的终点:什么时候两个儿子书都读完了，他们也就可以回老家了。

　　这一信念在柏林乡的打工者中普遍存在并支撑着他们继续工作。“出来打工这么辛苦为什么？不就是想供孩子读书，不再当农民，将来不再像我们这样打工！”何春梅的堂哥、47岁的何茂林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垅坪村村民何立庆，从儿子上高中就到太原一家铝厂当烧炉工，他没日没夜地干，困了就在炉旁睡一会儿。去年儿子大学毕业，何立庆回到了大巴山深处。

　　何春梅生前还有一个梦想:等过几年村里的路修通了，砖能运进来时，再建几间新房。

　　何春梅死了

　　在医院走廊里打瞌睡的何茂君被妻子叫醒了，田晓梅让丈夫赶紧看看何春梅。田刚刚从抢救室出来，她摸到何的手冰凉，就抱了床被子想给何盖上，这时，她看到何春梅的手臂青一块白一块，两眼则微微翻白，鼻间似没有气息。

　　何茂君忙跑过去看，又一次看到姐姐脸色分外的白，一摸手，冰凉。

　　医护人员马上对何春梅进行抢救，28日上午8点50分的病历显示:患者突发出现呼吸心跳骤停，呼之不应。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口唇紫绀。

　　在采取了注射肾上腺素、吸氧、除颤等急救措施后，9时半许，医院宣告何春梅死亡。

　　何茂君呆呆地看着忙碌的医生和护士。过了一会儿，张大渊骑着单车从工地上赶来了，是田晓梅电话通知他的。田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找到他，开始他还以为妻子只是累晕了。

　　他不相信妻子死了，27日早上上班时，他还向妻子要了100元钱，花31元买了些中药想治治自己的感冒。剩下的69元钱，他还打算交还给一向精打细算的妻子。

　　当时医护人员已经停止了抢救。张大渊过去一摸何春梅的手，立刻就“心软了”，双手捂着脸哭起来，随后昏倒在地。

　　施行抢救的医生后来向媒体表示:何春梅的死因必须做进一步尸检才能明了，但如果连续高强度加班，必然会对身体造成极大损害。何春梅的亲属则称，何身体一向很好，没有什么病。她是被累死的。

　　据了解，相关部门尚未对何春梅猝死事件作出调查结果。记者在发稿前了解到的信息是，铧鑫厂已经向何家支付了一定额度的赔偿金，虽然这个数字与何家亲属的期望值存在差距，但他们最终选择了接受。

　　11月1日，何春梅的两个儿子被人从四川带到广州。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是来这个大都市玩耍，而是看母亲最后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