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失言成风 香港社会走向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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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杜耀明

香港近年乱象纷陈，扰攘不休，一大原因是不少建制菁英或方寸大乱，或肆无忌惮，胡言乱语，惹事生非，几乎无日无之。此情此景，除了令人讨厌，也象征香港社会正走向衰败。

经济学者雷鼎呜以“叫鸡”（召妓）也可用支付宝来夸赞大陆的科技和经济成就，俗不堪耐，根本不值一哂。料想不到，本身是历史学者的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元生也出言不逊，口舌招尤。

他是修订初中中国历史及历史课程专责委员会主席，当记者问他何以六七暴动不列入课程，梁元生却反问记者“六七年嘅时候，你喺边度呢吓”，接着又说自己经历过这段历史，不会遗忘，但靠记忆写的历史，不符合订立课程的标准。兜来兜去，他究竟要说什么？

说记者六七年还未出世，没有看过当年暴动的皮毛，所以连向他提问也没资格，因此无端大动肝火，不但太“玻璃心”了，更是不知所云。有纪录的人类历史以千年计，绝大部分不能靠亲身经历了解真相，需要以不同方法反复探讨。相信梁元生也清楚，他自己的历史研究，不少都涉及他出世前的人类社会，断断不能因年龄而废言。因此，与其年龄歧视，他倒不如认真回应记者的提问。

同样荒谬的是，他视六七暴动是靠记忆写的历史，根本不符事实，不少学者已从不同渠道发掘文献，加上访谈当年人物，重新解读该段历史。同时，他是历史学家，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根据记忆写成的口述历史，也是认知历史的门径，他妄自菲薄事小，因此把六七暴动从中学课程删走，剥夺大家向历史借鉴的机会，未免有负社会所托了。

梁元生大放厥词的致命伤，不但在于其失言和失控，更在于他没有表现出历史学家应有的识见。他理应知道，基于亲身经历也好，其他研究方法也好，都有助探讨历史真相，不能把没有经历等同没有认识，也不该把历史记忆视作轻烟。

其实吐出这类胡言乱语的“社会领袖”又岂止梁元生。例如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声言，如果香港出现大规模侮辱国歌，《国歌法》立法时，便会加入追溯力条款，追讨法例生效前犯规者的法律责任。身为大律师的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更进一步认为，北京若断定政府无能力本地立法，便会自行颁令在港实施《国歌法》。

她们危言耸听或有其政治考虑，但法律界人士岂能违背法律常识，一再威吓港人，实在匪夷所思。《国歌法》若有追溯力，就抵触了普通法的法治原则，即不能立法后追究立法前的行为，也就违反保障普通法在香港施行的《基本法》第八条。同理，按照《基本法》第18条，全国性法律如在香港实施，需先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北京可自行公布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实施，根本是胡说八道。

两位法律中人荒腔走板如此，说话无法无天，以他们亲北京的背景看，凡事急北京所急，也许见怪不怪。但当教区主教不维护教会办学自主的权利，却高呼不唱国歌违反社会常态，当主理教育的高官叫人好好认识自己国家，自己子女却在没有洗脑爱国教育的国际学校读书，又当教师工会组织为特首林郑月娥36亿元特别教育拨款抬轿，却对政府日渐加强爱国主义洗脑教育却无动于衷，只能说，他们不是诸多顾忌，言不由衷，就是双重标准，阳奉阴违。

如此下去，当各方领袖、专家学者都只懂闻歌起舞，望风承旨，或者每事畏首畏尾，顾左右而言他，其专业见识只会自废武功，势难监察政府，唤起社会关注。久而久之，荒诞政策通行无阻，胡思乱想充斥于市，颠覆常理推翻常规，社会又怎能不走向衰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