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带路党”今昔谈

FRANKSTON

近年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新词——“带路党”，意指敌人打进来时当汉奸“带路”的人。在左派网站“西奴网”上，连我在内一些主张普世价值的知识分子，经常被骂做“带路党”。某左派教授还富有想象力地宣称，他会赶在美军打进北京的前夜杀掉这些人。

最近，我认真考证了一下“带路党”的来历，发现是一种历史的误读。

“带路党”的历史由来

中国第一红歌《东方红》唱道：“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嗨哟，领导我们向前进……。”近代历史上，中共一直将自己定位于带路党，而领袖就是毛泽东。

“领导是带路的意思”，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教诲。革命元老谢觉哉对此曾有深刻阐释：“什么叫领导？‘领导是带路的意思’（毛泽东语），党的主张合乎各个阶级的利益，他知道跟着我党来有好处；其次，党员很积极，有信义，站在一切政治斗争的前头，他知道跟着我们党员走不会吃亏。少数人带路走前，多数人在后面跟着，从没有带路人要比跟着走的人多的道理。靠人多强迫人家跟着走，那是押送，不是带路。”（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

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三点：一、跟着带路党“有好处”；二、大哥很仗义，跟着走不吃亏；三、带路党是少数，诱导多数人跟着走。

“好处”之一：分给土地

给好处这一手，在1930年代“土地革命”时就体现过：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没收地主、富农、反革命及农村公共土地，“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以“最有利于贫农、中农利益的方法”把土地分给农民，以换取农民参加红军。这些好处，在红色政权逃离苏区以后成了泡影。

抗日战争时期﹐搞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跟着走”，改以“减租减息”代替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抗战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为了补充兵员，先后发出《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最终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它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此举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遂踊跃参军支前以“保卫胜利果实”。陈毅元帅曾总结道：“淮海战役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好处之二：承诺民主宪政

至于深受西方的影响的知识分子、热血青年和中间党派，弘扬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便足以收服其心。在1940年代，这方面的宣传是很到位的。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提问时说：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

为了争取更多的人“跟着走”，毛泽东还向重庆工商界人士描绘了这样一幅美好蓝图：民族工业要得到发展，首先必须实现民族解放实施民主政治。现在抗战胜利了，中国应当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里，民族工业应当得到保护，民族工业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得到发展。

1946年1月16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交《和平建国纲领》，他解释说：“和平建国方案是政治协商会议主题之一。这个方案包括两大项目：一是政治民主化，一是军队国家化。”

“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是当时最打动知识分子的承诺。有了农民和知识阶层的拥护，加上老大哥的支持下的组织，胜利最终在1949年降临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被毛泽东誉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

走俄国人的路：大哥是否很仗义？

胜利前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宪政民主的主张开始变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毛泽东不接受民主党派盟友在美苏间搞等距离外交的主张，坚持“一边倒”，带领中国卷入了朝鲜战争。他习惯于用军事思维规划政治和经济，在战争背景下发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和出台统购统销政策，迅速实现了社会一体化，传统的社会细胞被成功地置换为党细胞。此后民主宪政承诺被彻底抛弃，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按照苏式计划经济和斯大林主义政治模式，将中国带上了“俄国人的路”。

在“一大二公”的旗号下，农民分到的土地被重新集中，从土地的新主人，变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下束缚在土地上的“农业人口”。作为生存权和发展权受限的二等公民，三年大饥荒中有几千万农民连生存权也没有保住。

另一个被剥夺的对象是工商业者，通过“对资改造”运动，他们的企业在价值严重低估的情况下被“公私合营”。“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正式沦为“专政对象”，拥有的企业股份无端消失，“文革”结束后也不再被承认。

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在1957年“反右”中被彻底整肃，沦为政权的附庸和改造对象。党外民主被消灭以后，党内民主也无法存在，历经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到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矛盾重点转移到中共党内，最终因内部权斗引爆了“文化大革命”，将全民族拖入一场持续十年的大劫难。

毛时代带路党的历史教训是：走俄国人的路，结果比俄国人还惨。

不同时代的带路党：手里都要攥把米

毛泽东死后，带路党新领袖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带领中国走出了苏式计划经济，出现了经济飞跃的奇迹；但迄今为止，中国仍未走出斯大林主义，体制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毛泽东有句名言：“手中没得一把米，叫鸡都不来”。

毛时代带路党的“米”是“共同富裕”：用“均贫富”的法子，把富人的产共了，引来群鸡啄食；其结果是“均贫”，一部分鸡饿死了，余鸡陷入群斗……。

后毛时代带路党的“米”是“一部分人先富”：用“分贫富”的法子，宣传少数人先富，再带领大家一起富；结果是“先富”的鸡肥成了巨无霸，其他鸡饿得皮包骨，鸡群彻底分裂……

前南共领导人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指出：先锋队（章按：也是带路党）在执掌政权后变成了新的压迫者，极权主义“具有三项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第一是权力；其次是所有权；第三是思想。这些因素被唯一的政党、一个新阶级所垄断；而目前则被该党或该阶级的寡头们所独有。”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承认，“三垄断”是苏共亡党的主要原因。

新时代的带路党：切忌再忽悠

十年前我曾预言，有两样东西必将改变中国：一是经济全球化，二是互联网。

威权时代的思想垄断，主要依靠信息自上而下传递，不断忽悠反复洗脑。进入互联网时代，洗脑传播的方式被彻底颠覆：个人成为自媒体，在现场即时发布信息，以几何级数立体传播。权力不断忽悠的过程，变成了公信力逐步归零的过程。

近年最流行的红歌《走进新时代》，回顾了带路党的光辉历程：

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

试将歌词改一下，标题改为《带路党之歌》，照样朗朗上口：

我党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党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带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高举旗帜忽悠未来。

对新时代的带路党而言，切忌继续忽悠，是保住带路地位的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