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共匪阻碍美国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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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领袖，我在共匪监狱里待了将近七年。1998年获释，共匪让我离开这个国家。我选择了美国，在那里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不用害怕被投进监狱。

2009年拿到历史博士学位之后，我选择了去台湾教书。我教授当代中国历史，每个星期还举办研讨会“中国沙龙”，公开讨论中国社会和政治。许多研讨会议题在大陆是禁忌，比如1989年的抗议运动和政治改革，但在台湾公开讨论是安全的。

这些沙龙吸引了大量来台湾的大学就读的大陆学生参加交流，他们渴望了解关于中国过去的真相。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对天安门镇压事件感到好奇，因为中国的历史书中没有提及。

今年早些时候我返回美国，把这些沙龙带到了美国的大学。鉴于美国言论自由的悠久传统，我认为在美国举行这样的论坛会更好，美国大学有32.9万名中国留学生。我希望公开讨论在中国被禁止的话题可能会对来访的中国学生构成挑战，鼓励他们接受西方的民主价值观。

但事与愿违，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在美国校园里的工作受到很大的阻力。共匪正在扩大对海外批评者的监视，渗透到西方学术界，并且压制中国留学生的言论。北京正在通过发起恐惧和恐吓运动，来阻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

共匪或它的同情者鼓励在西方的那些有着类似想法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举报参加政治敏感活动的中国学生，比如我的沙龙，以及其他公开论坛和抗议北京的活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在美国多所大学设有分会，与共匪领事馆保持联系，密切关注校园里的“不爱国”人员和活动。共匪的代理人或同情者出现在公开活动中，给演讲者、参与者和组织者录像并拍照。

中国学生要是被看到和我这样的政治异见人士在一起，或是胆敢公开挑战共匪政策，可能会上黑名单。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可能会受到威胁或惩罚。

当这些学生回国时，公安局的人可能会“请”他们“喝茶”。在那里，他们会被审问，有时还会受到威胁。他们的护照可能无法延期。一个学生告诉我，有一次回国时，他被要求暗中监视在美国的其他人。

一个恶劣的恐吓案例是，2016年3月，流亡德国的中国记者长平在德国某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习近平打压言论自由，中共警方随后绑架了他的亲人。

听到这些故事后，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有充分的理由谨慎行事。很多人不敢参加像我的沙龙这样的公开论坛，参加的人通常也都保持低调。

并不是所有在西方的中国学生都谴责他们的政府。实际上，很多人常常会去羞辱批评北京的其他学生，以此来积极支持北京。

民族主义在中国势头迅猛，很多在共匪的“爱国主义教育”全面影响下长大的学生把它带到了国外。他们指责西方国家造成了1949年共产党掌权之前的“百年国耻”，还有挑起事端，在中国走向全球大国的过程中制造障碍。这些“爱国”的学生和学者与共匪领事馆携手，破坏批评共匪的抗议活动。很多人在网上骚扰批评北京的人士。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今年5月，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中国留学生杨舒平在毕业演讲中称赞美国的“清新空气和言论自由”后，因为“卖国”在网上遭到来自中国民众和官方媒体铺天盖地的批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鼓励人们反驳杨舒平的观点。迫于压力，杨舒平发表公开道歉，请求原谅并表态她没想贬低自己的国家。

甚至连从中国的政府资金、学生入学和私人捐赠中受益的西方教育机构也屈服于北京的压力。一些机构取消活动或课程，还有一些则展开自我审查。

最近，《自然》(Nature)等着名科学杂志的出版方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Springer Nature)为避免在中国被禁，将一部分文章设定为在中国无法读取。

在澳洲，共匪日渐增强的海外影响力引起了大量关注。该国记者详细记述了共匪的资金如何渗入政治进程。澳洲的中国留学生可能会因为批评北京而承受巨大的压力，并遭到其他民族主义中国留学生的羞辱。

前不久，澳洲公共伦理教授克莱夫·汉弥尔顿(Clive Hamilton)说，因为担心被共匪起诉诽谤，出版商推迟出版他的一本书。该书调查了中国共产党在澳洲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我们确信汉弥尔顿的名字已经被列入了在中国被禁的西方学者名单。这种手法也常被用来对付敢于发声、所作所为引起共匪不满的中国学者。

言论自由受到的这些威胁，应该促使西方政界人士反抗共匪。令我失望的是，前不久访问中国时，特朗普总统选择把重点放在贸易而不是人权上。他似乎没有尝试反击北京日渐加剧的在国外侵犯人权的倾向。这种绥靖政策只会助长习近平的气焰，进一步威胁西方的民主制度。

近几个月来，特朗普政府重启与亚洲盟友的对话，商讨如何抵御共匪在该地区日渐强硬的态度。对美国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应该强化本国的政策，阻止共匪在学校和其他地方破坏核心的民主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