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访谈纪实：周总理跺着脚说无法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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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之死访谈纪实：周总理跺着脚说无法交待
　　留在太平湖的记忆与思索

　　傅光明

　　今年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的百年诞辰。自1966年8月24日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至今，已有33年了，但“老舍之死”的话题至今没有结束。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悲剧命运的缩影。本文作者傅光明先生从1993年下半年起，断断续续地采访了许多作家、学者、1996年8月23日“红色风暴”中北京文联批斗老舍的现场见证人及老舍的家人，以从中获取值得思考的资料，结集为《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并将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现先节录一部分发表，以飨读者，并以此纪念老舍先生。
　　


　　1960年，毛泽东亲切会见著名作家老舍、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著名剧作家田汉。

　　——编者

　　老舍夫人：老舍出事后，周总理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老舍出事的前一天，他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 ’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于是他就去了，谁知一到那里，“造反派”和“红卫兵”们不由分说，一边扭过老舍双臂让他做“喷气式”“请罪”，一边对他拳脚相加。老舍分辨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造反派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你入党呀?”

　　提起入党的事，老舍更痛苦。那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报告最后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老舍说：“老舍先生，你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你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你看呢?”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进屋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老舍满脸是血地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北京街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被我说心动了，送我俩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上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道：“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4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地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此湖今已不存，改建成地铁停车场)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他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有一个老头儿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上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皆流着血，上身穿白汁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干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了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爬上车，守在他身边。车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回去。我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的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5点多钏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拔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

　　舒乙：我当时主要是特别可怜父亲我走到父亲尸体旁一看，他仰面躺在杂草丛生、中间踏出来的一条小路上。他的头朝西，制服凌乱，但也许是经8月骄阳晒了一天，已干了。父亲穿着布鞋，还比较干净。看得出来，公安部门、法警、派出所来验过。父亲的脸是虚肿的，脸上、颈上、胸上都有很多伤痕，整个看来绝对是遍体鳞伤。有一个席子盖着他，估计是白天有人好意给他盖上的。

　　这时夕阳还在，我就退出来，朝西坐在前湖最靠近后湖的椅子上看着他。我只觉得，现在回忆起来眼前是一片黄，也许是夕阳的黄，也许是席子的黄。我坐在那儿等母亲。此时思绪非常复杂，想了很多事情。我当时主要是特别可怜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竟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可怜。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悲伤。这时候，天好像变了。我来时还有很大的太阳，突然天阴了，下起了蒙蒙小雨。我很害怕，席子也挡不住，父亲要淋雨了，我盼望着母亲早点来。但是一直没有消息。我感觉脸上有很多水，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我很感谢这雨水，因为它可掩盖我的泪水，可以陪着我一块儿落泪。大概到了九十点钟，街上快没车了，母亲还未到。我恐慌了，我怕她找不到我。我站起来去迎她。这时母亲实际上已经来了，她找不到我，因为天太黑了，一个路灯也没有。她在湖边叫着我的名字，她这种急切的声音被看湖的人听见了。看湖的人告诉她在这个地方。母亲是坐着火葬场的车来的，这样就把父亲运到火葬场了。收尸的时候没有交证明，火葬场说第二天还要把证明拿来，所以我第二天一清早又到火葬场，给他们证明。是两个姑娘接待我的，这时尸体已经处理完，他们说不能保留骨灰。

　　后来搞的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是一次追悼会和平反会。但骨灰盒是空的。我们为了纪念他，把他的眼镜、一支钢笔、一支毛笔放进去。他平常喜欢喝茶，喜欢花，我们就把花茶中的茉莉花拣出来放在里面，用这几件东西代表他。很久后，我找到一张老北京地图，发现北京城旧城西北角的外面有一个太平湖，而城里相对应的这个地方叫观音庵，这是我奶奶的住地。我恍然大悟，父亲等于是来找他的母亲，这个房子是他当了教授后买给自己母亲的。当他丧失了一切，而且他感受到人们把他抛弃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他的归宿应该是这儿，这儿有他的妈妈，他妈妈是把生命和性格传给他的唯一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

　　他在抗战时，在那样一个民族存亡的关头，曾写过一篇叫《诗人》的文章，他说，作为诗人，作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将以自己的身体，投水殉职。那天坐在父亲尸体旁，我就想，他的死是自觉的，是一种自己的选择，他的死肯定有某种使命。这就变成很积极的东西了。在他投湖的湖面上，飘着很多纸，是他带进去的，有人捞上来看，是他抄写的毛主席诗词，他的字很漂亮，他也喜欢抄毛主席诗词。据目击者说，是核桃般大小的字，若干张，在他跳湖时，大概散落在湖面上了。后来，北京市文联的人把手杖、眼镜、衣服、工作证等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东西几乎都还给我们，唯独没有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重要。我们猜想他在这上面写了东西。他一个人在这儿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夜,有笔,有纸,他自己又是写家,他当时情绪又是非常之激烈，肯定写了东西，这几乎是不用怀疑的。我们追问，却得不到回答，是公安部门转上去的。当时有人还编了很多谣言，说他来太平湖是在念《三家村札记》，这是正式的谣言，是上面传下来的“口径”。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到现在也没有解开。

　　曹禺：老舍先生不是自尽，是逼死的呀我听到老舍的死讯很难过，同时我很气愤。老舍先生不是自尽，是逼死的呀!说老舍先生自杀是不对的，他是真正的抗议呀，抗议“四人帮”，抗议“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压迫、迫害。他一生勤恳、热忱。他很自信，做了很多好事情。当然不只是好事情了，还写出了了不起的大著作。他怎么会在“文化大革命”受这么多的摧残，他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呀。

　　端木蕻良：屋里还有一张床空着呢，等着他来老舍之死是“文革”中一个悲衰的插曲。我特别悲痛。我还能写东西时，写了一篇叫《打屁股》的文章，记录了我们一起在8月23日那天挨斗、挨打的情景。那天是自我批判，一个个出来在太阳底下撅着，在背上贴上工资、等级等，然后又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我和老舍是最后两个，我知道文联有个后门，出去就是西单商场。本来我想和老舍说，我们从后门溜出去，但又想：“不行，这样一来就该罪加一等了。”我们被拉到文庙后，就用黑红棍打屁股，当时我就忍不住想笑，因为这是在戏台上用的。但我不敢笑，就咬着舌头。

　　当时老舍也被打得很厉害。有人问我：“哪个是老舍?”我说：“我头低着，看不见。”他离我不远，穿着西装外套。过后文联的人想办法把老舍送到公安局，这样保险些，不至于被打死。

　　后来，当造反派告诉我们“老舍不会回来了，是自绝于人民”时，我不大信。老舍这人是很乐观的，我不相信他会自杀。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被集中到一个小屋里，还有一张床空着呢，等着他来……一个作家对人民的主要贡献是通过作品来展示，老舍当时还在写《正红旗下》，没有完成十分可惜。他的生命不至于那么短。他有好多事可以做，好多东西可以写，别人无法代替他写东西。

　　曹菲亚：老舍当时为什么不躲开?我现在都觉得是个谜自1954起到老舍去世前，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经常与老舍先生在一起。他去世前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因为他曾大口吐血。出院的第二天即8月23日，他早上8点钟就来到北京市文联。我们惊奇地问：“你刚出院，怎么来上班了?”他说：“这是个大运动，应该参加，感受感受。”

　　当时文联已乱得一塌糊涂，墙上名家的画也没了，贴满大字报。中午，老舍准备回家，但专给他开车的司机已被通知不再给“权威”开车。我对老舍说： “给你弄点吃的吧?”他很沉重地说：“不要。”我又建议他在沙发上休息。此时，看得出老舍心里很不宁静，他只抽了1/3的烟就掐掉了。接着又点上一支，又掐掉。不会儿，烟缸里有了好多烟头。

　　下午约2点多钟，一群红卫兵冲进文联。开始打的是萧军。老舍起初没被揪出来，他还站在院子里看。我总想走近他说一声:“你赶紧回去吧.”可走到跟前又不敢说。老舍当时为什么不躲开?我现在都觉得是个谜。也许他想不会揪他的。但后来有人点了他的名，他很快就被揪出来，眼镜也没了。之后，老舍被推到汽车最后的一个角落里拉到了文庙。2个小时以后，老舍从文庙回来已面目全非了。那天，有人提出了“老舍因《骆驼祥子》拿了美国的版税”这个问题，老舍说： “没有，我没拿。”红卫兵们尽管不知道什么是《骆驼祥子》的版税，但一提美国还得了，当时的美国就是敌人。红卫兵一听就要揍老舍。

　　第二天下午，我听到老舍在太平湖跳湖了，脑子傻了一般，直掉眼泪。老舍为人和蔼、谦虚，但性格倔强，在这样的狂暴面前，让他低头是不容易的，我想他大概是宁死不屈。

　　葛献廷：在文庙是我让人“把老舍押回去”的，我当时是文化局筹委会的副主任。文化局与文联在一个楼里。8月23日下午1点半，文化局的人强迫著名作家萧军去挖煤，萧军不服。文化局的一部分干部越强迫，萧军就越反抗，围的人也越多。这是“8•23”事件的导火线。强迫之下，萧军没办法了，文联的端木蕻良、骆宾基也被揪出来去劳动。

　　那天，当我听说革命群众与萧军打起来，就跑去看。我正劝萧军去劳动，文化局接到一个电话，说国子监的一个印刷学校要焚烧北京京剧团等放在那里的 “四旧”即旧行头、戏箱之类，必须让文化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权威到现场作为罪人出现。文化局革命筹备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决定接受印刷学校革命群众的“最后通牒”，准备带“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等3人到现场去，于是在文化局院里广播宣布。在这过程中，文化局院里就乱了，我和你有仇就揪你，你和他有仇就揪他。这一揪就是几十人，这是一个突发事件。

　　我感觉问题严重了，打电话向北京市委宣传部请示怎么办?有个姓吴的一般干部接的，他说部长李立功、副部长白涛都不在，要高姿态，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好像还说了句“不许挑动干部斗学生”。我打电话时是下午3点左右，亲眼看见老舍衣着整洁地从电报大楼胡同往文化局院里走。而此时，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们也已来到了文化局大院。

　　我看见老舍刚走到北京市文史馆，离我打电话处有30余米。这时文联的一葛献廷：在文庙是我让人“把老舍押回去”的，我当时是文化局筹委会的副主任。文化局与文联在一个楼里。8月23日下午1点半，文化局的人强迫著名作家萧军去挖煤，萧军不服。文化局的一部分干部越强迫，萧军就越反抗，围的人也越多。这是“8•23”事件的导火线。强迫之下，萧军没办法了，文联的端木蕻良、骆宾基也被揪出来去劳动。

　　那天，当我听说革命群众与萧军打起来，就跑去看。我正劝萧军去劳动，文化局接到一个电话，说国子监的一个印刷学校要焚烧北京京剧团等放在那里的 “四旧”即旧行头、戏箱之类，必须让文化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权威到现场作为罪人出现。文化局革命筹备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决定接受印刷学校革命群众的“最后通牒”，准备带“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等3人到现场去，于是在文化局院里广播宣布。在这过程中，文化局院里就乱了，我和你有仇就揪你，你和他有仇就揪他。这一揪就是几十人，这是一个突发事件。

　　我感觉问题严重了，打电话向北京市委宣传部请示怎么办?有个姓吴的一般干部接的，他说部长李立功、副部长白涛都不在，要高姿态，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好像还说了句“不许挑动干部斗学生”。我打电话时是下午3点左右，亲眼看见老舍衣着整洁地从电报大楼胡同往文化局院里走。而此时，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们也已来到了文化局大院。

　　我看见老舍刚走到北京市文史馆，离我打电话处有30余米。这时文联的一位司机随便地对红卫兵们说：“你们看，那边来的那个老头，是这个院里最大的权威——老舍。”于是学生们就把老舍喷气式地揪到30多人当中。

　　老舍被揪后，文化局革命筹备委员会又开会，多数委员同意揪出来多少，就拉多少去国子监，最后派包括我在内的6个人押送。

　　我到国子监时，看见老舍坐着，脑袋被打破了，血往下流。我知道老舍的分量，就对红卫兵讲：“老舍的罪恶很大，你们不能把他打死，打死就没有口供了。”我又问老舍：“你知罪不知罪?”老舍说：“我知罪。”我就说：“把老舍押回去。”费同志和卫同志赶快找了块唱戏的水袖，给老舍包扎一下伤口，架着他往外走。当时，我不能指责红卫兵而公开地保护老舍，那样连我自己也生存不了。后来我又说：“把被揪的年龄大的、血压高的人先撤回去。”再后来，我被揭发时，“造反派”说我在这次批斗会上把问题最多的人先拉回去，便给我扣上“葛老保”的帽子。位司机随便地对红卫兵们说：“你们看，那边来的那个老头，是这个院里最大的权威——老舍。”于是学生们就把老舍喷气式地揪到30多人当中。

　　老舍被揪后，文化局革命筹备委员会又开会，多数委员同意揪出来多少，就拉多少去国子监，最后派包括我在内的6个人押送。

　　我到国子监时，看见老舍坐着，脑袋被打破了，血往下流。我知道老舍的分量，就对红卫兵讲：“老舍的罪恶很大，你们不能把他打死，打死就没有口供了。”我又问老舍：“你知罪不知罪?”老舍说：“我知罪。”我就说：“把老舍押回去。”费同志和卫同志赶快找了块唱戏的水袖，给老舍包扎一下伤口，架着他往外走。当时，我不能指责红卫兵而公开地保护老舍，那样连我自己也生存不了。后来我又说：“把被揪的年龄大的、血压高的人先撤回去。”再后来，我被揭发时，“造反派”说我在这次批斗会上把问题最多的人先拉回去，便给我扣上“葛老保”的帽子。

　　王松声：在汽车上老舍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是北京文化局艺术处处长，“8•23”事件中作为走资派被揪出来。那天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揪出来的人都站在一起，有三四十人。我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是用打字纸的盒子用线儿一拴做的，我刚被押上车，就见老舍也被架上来了。我在一个角，老舍在另一个角。押我们的红卫兵拿着皮带，让大家低头，有的人跪下，有的人蹲下。我和老舍都蹲下了。

　　这时，老舍问我：“松声，你是怎么加事?”我说：“你别问了。”从他的问话里证明，对这个突发事件，所有的人都没有准备，阴差阳错凑在一起发生了这么个事情。

　　押我们的红卫兵都是女孩子，梳着两个刷子，扎着一根皮带。那会儿刚时兴塑料凉鞋。我一看，想起自己的女儿那几天也是这样的打扮，一天到晚出去也是拿个皮带抡。我们被押的人一路上谁一探头，就会遭到一皮带，并被吼斥：“低头!”

　　女八中的红卫兵那天为什么来北京市文化局大院呢?当时有个文化局艺术馆的干部，每年给她们排舞蹈。他那日看萧军不服管教，就打电话请来了救兵。

　　等我们到了文庙，戏箱等“四旧”已烧起来了，我们三四十人统统围成一圈，跪在火场。火烧得很厉害，红卫兵每人拿着藤子、棍子、刀枪把子，一边挑火、一边扔。

　　他们头一遍问我们什么出身，自己报，出身好就不打，出身坏就打一两棍子。第二遍问什么职务，又打一轮。第三遍问挣多少钱，又是打。当时有个红卫兵叫我跪下，我正犹豫时，后头被踹了一脚。我一下趴在那儿，接着藤棍子“呼”地过去了，幸好我被踹趴倒，否则打在后脑勺上，至少也打蒙了。我心想若是谁被打死了，只要有人喊一声：“扔到火里烧了他!”没有人会说不字，也就烧了，打死也就打死了。

　　围在火堆时，我看到了老舍挨打，这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听人喊“有病的，起来先回去”，老舍他们先回去了。我属于少壮派，留下来被剃了阴阳头，当天晚上又被关在后院里了。

　　赵大年：老舍当时已有“宁为玉碎”的想法老舍当时在文学创作上处于一种矛盾状态，这对一个名作家、老作家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在“文革”中挨斗、挨打是他死的直接原因，但“左”的文艺政策也扼杀了很多人。当时他与周总理的联系是有中间人的，即原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和北京的文教书记邓拓。这两人当时也“完” 了，邓拓首先自杀。老舍1966年8月23日去文联时，不但知道邓拓自杀，而且与周恩来断了联系，他不理解了。康生叫他出院，他已经没有摸底儿的渠道了。这是我猜的。那时老舍的地位不是不高，又是国务委员，又是人民艺术家。“文革”不是天下掉下来的，是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在那时爆发并走向极端了。回过头来想，老舍对此的认识也是一步步的。到“文革”，他绝望了。1965年，老舍作为中国作家访日代表团团长，曾同水上勉和井上靖讲过玉壶的故事。从中已能看出老舍当时已有“宁为玉碎”的想法。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一些批示他都知道。“文革”不是偶然，老舍之死也并非偶然。“宁为玉碎”是老舍性格中的一个东西，所以后来巴金痛哭：“怎么让他替我们死了呀!”巴金当时也挨整，但老舍的性格就更强烈。与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丁玲、冯雪峰、胡风、夏衍、艾青相比，跟得紧、拼命写作的显然是老舍嘛，而反差最大的、自杀的还就是他。当然，他这种自杀也是一种抗争。

　　苏叔阳：我写话剧《太平湖：老舍之死》有两个原因关于老舍先生的死，说法很多。引起十几年前我写话剧《太平湖：老舍之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性。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舍身取义的传统，老舍先生的死是否有这样一个意义?是不是在当时那种浮躁的情绪下大家都重利而忘义?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关于老舍先生之死说法很多。台湾地区及美国的一些书写道：“中国内地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表现得不负责任，自己死，而不愿用自己的行为去揭发‘文革’的丑恶，教育国人。”我觉得这是站在河边上说风凉话。究竟老舍先生是在一种什么心态下去死的?死的时候想了些什么?这些已无法得到他本人的说法。我想，从他一生的经历、作品和他死前的情况，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黄裳：老舍解放后一直是一帆风顺我和巴金聊天时讲过，老舍解放后一直是一帆风顺，一直是人民作家，没受过什么打击，所以这么一来他受不了，像我们这些人挨批挨斗多了，所以“文革”就挺过来了。巴金对我的说法不满意，说我“胡说”。

附：老舍的小说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老舍作品甚多，有16卷《老舍文集》问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中篇小说《微神》、《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话剧《龙须沟》、《茶馆》等。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成功地塑造了祥子、虎妞两个形象，是老舍的代老舍表作。从反映市民生活的深度和艺术魅力两方面审视，《骆驼祥子》都代表老舍创作的最高水平。作者怀着炽烈的爱和深深的同情，描写了从农村流落到北京城里的祥子三起三落的悲惨遭遇，讲述了在黑暗的社会环境腐蚀下，祥子从一个善良、本分、富有正义感的人力车夫，开始在生活上、人格上、政治上一步步走向堕落，最后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悲剧历程，真实地揭示了旧社会对劳苦大众的残酷剥削。军阀、特务、车厂老板乃至虎妞，都如同毒蛇一样，死死地缠着祥子，害得他成了一个可悲的牺牲品。祥子的命运，是旧中国广大城市贫民悲惨命运的缩影。祥子的堕落是令人心痛的，但这是对吃人的旧社会的有力控诉。

　　老舍用他那犀利的文笔，准确地描画出祥子身上农民的性格、气质和心理特征。这个如同骆驼一样吃苦耐劳的汉子，是那么淳朴、善良、宽厚；而他的堕落，又是那么令人深思。虎妞外貌老又丑，个性泼辣、厉害、粗鲁，从里到外，都被作者描画得活灵活现。另外，通过虎妞畸形的、变态的心理和行为，也巧妙地反衬出刘四这一类半殖民地社会里地痞恶棍的生活。这3个形象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多彩的光辉。

　　老舍是一位艺术修养很高的作家。《骆驼祥子》以写人物为构思的中心，围绕人物的命运编织故事情节。这是老舍艺术构思的独到之处。老舍酷爱民间文艺，《骆驼祥子》明显的吸收了民间说书的表现方法。《骆驼祥子》远在50年代就被搬上舞台，并成为首都北京话剧舞台上的保留剧目。新时期还被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

老舍的《四世同堂》过去未给予充分的评价，自从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大型电视连续剧播映以后，评论界便把它视为反法西斯文学的经典著作，老舍先生在当代文坛上的地位又随之增高了许多。